70年代的时尚版本

（文 / 叶滢）

约翰·加里亚诺在2003年春夏新款时装发布会上的新元素 

PRADA的时装秀上出现的桃红丝绸上衣 

GUCCI的春夏新装推出的旗袍  

约翰·加里亚诺在2003年春夏新款时装发布会上融入了很多东方元素，“少林功夫”也走上了T型台   

CCTV—9的新版形象广告面对的显然还是那些对中国的变化缺少了解的西方人，“这里仍然是蓝色的吗？这里仍然是灰色的吗？”——要了解变化中的现代中国，这个英语频道是——“一个全新的窗口”。这样的宣传语言如果出现在80年代，我们还不会觉得奇怪，但事实早就已经被证明——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当然是全国人民已经从“蓝与灰”中走向了色彩世界。现在的问题是，在此之前，全国人民果真是全在蓝与灰的世界里吗？

《激情时尚——70年代中国人的艺术和生活》是一本出版历经波折的书，本该在1999年出版的作品在2002年岁末才面世，这本书既不是单纯的个人回忆也不是客观的历史记录，作者萧悟了循着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片段，查阅大量资料，用考证的态度写了一本关于70年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时尚”书。时尚到底是什么？应当并非仅是每一季的奢侈品牌的新装发布或者设计师引领的流行趋势，你不能说萧悟了在拿“时尚”开玩笑，他显然是认了真的。如果从书中收集的那个时期的绘画作品来说，说中国人民曾经完全生活在“蓝与灰”的世界里是不负责任的。比如画家吴水龙的年画作品《采莲》中，在浩浩荡荡的绿色荷叶中采摘莲花的姑娘们就穿着了红、黄、紫、蓝等不同色彩的衣裳。画家的作品是否再现了时代面貌？作者只用一句我们从小就常常听到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敷衍了之，“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在生活之上的，比如从前在《人民画报》里关于朝鲜人民生活的报道图片中总能看到笑得像红苹果一样灿烂的花样少年。

生活细节容易在艺术创作中被放大，何况时代的时尚是“革命”？这是作者对“革命文艺”的一个解释，“……画中人物的衣服和色彩，不是一个好的画家，写实写得有丝毫呆滞的画家，未必画得出。那是全国人民梦想中的‘盛装’。”定额布票以及定量供给的现实并不能扼杀艺术家的创造力。

仅依靠图片或者影像能提供完整的时尚记录吗？至少我们在CCTV—9的宣传片和画家们的画作里看到了两种时尚的面貌，“蓝与灰”的世界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都确定在表现彼时的风貌，前者是后来人的评价，后者是当事人的描绘。

关于这个时代的时尚还有更具创新性的表现。约翰·加里亚诺以红卫兵的衣着元素为出发点的“中国狂想”系列在他入主迪奥品牌以来称得上是经典。绿军装、红袖章、绯红的脸颊，中国元素除旗袍以外，还有这些大概不可能再在中国风行的革命元素。巴黎对这样的服饰大概是不会全然陌生的，整个60年代中后期，这个城市的时髦青年们都在谈论着毛和他的小红书，并且还曾经走上街头和东方的青年们一样造当权者的反。在1998年的高级时装展中，加里亚诺让天真无邪的金发女郎们表演了一出戏剧，加里亚诺的神来之笔或许是太具刺激性了，这样的中国军装look在当年并没有流行开来，人们可接受的中国情调依然有限。

东方情调与亚洲姿态经过好几季的变化仍然在今年春夏受推崇，当然不是加里亚诺式的狂飙突进，这一季被刻意突出的依然是迷人的温柔女性形象，比如GUCCI的春夏新装中短到可疑的旗袍，贴着髋骨的裙子，PRADA的时装秀上出现的桃红丝绸上衣、变形的翠绿色中式文样以及正红的丝质短裤。妩媚的“中国情人”对于时尚界来说，比雄赳赳气昂昂的军装姑娘更能满足人们对异国情调的想象。

至于毛和他带领的时代风潮，用萧悟了先生不太严肃的比方——“是一场爱情运动”，很多人在这场爱情运动中受到了伤害。虽然这本书名叫《激情时尚》，但作者明白地说“激情是没有用的东西”，激情多了酿成闹剧或者悲剧，历史上多的是先例。但那些革命青年的强烈感情到底是让人感喟，不久前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大出风头的墨西哥电影《弗里达》中，那个勇敢、坚强而放荡的超现实主义女画家弗里达的房间里，就赫然挂着一幅毛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