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中国式移动

（文 / 沈宏非）

“中国式移动”其实也可以扩展成“有中国特色的移动方式”或者缩略为“中国移动”。山不转水转，“中国”是不能也不可移动的，“中国移动”的主体，乃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移动着的中国人。

佛陀把人生的悲苦归结为八种：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凡此八苦，三界皆然，不过中国别有一种，就是移动之苦，牵强些，亦可挂靠在第六种“爱别离”之下。移动有多苦？打个比方说，坐火车本来是人类在土地上移动之最普及的方式，可是，竟然有人坐火车坐到半路以自杀来提前到达终点的。据广州铁路公安处乘警大队统计，在火车上自杀的乘客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从广州开出的列车上，2001年春运期间有10人自杀，2002年春运期间有12人自杀，今年也不例外。什么“文化苦旅”，直头是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

不过“苦旅”也只是中国特色人类移动方式的表面现象，属于皮肉之苦，移动之真正的“苦谛”，仍在心灵深处。我们把它提升为“人挪活，树挪死”这样痛苦而实用的智慧。也就是说，人之移动不是没事找事，而是为了活。

我挪过我自己(挪动的方式包括躺在火车车箱的座位底下或以金鸡独立姿势挤在车厢的厕所里面)，也挪过树，因为幸好还没有痛苦到起过自杀的念头，因而就我所知，挪人和挪树其实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风险。我国农谚云：“移树无时，莫教树知。”李渔也说过，技术上，规避“伤根”这一致命风险的惟一途径就是“多留宿土”：“移树最忌伤根；土多则根之盘曲如故，是移地而未尝移，犹迁人者并其卧榻而迁之，其人醒后尚不自知其迁也。此法小止种竹，是花是木皆然。”这话说得有理，比喻更见精辟，然而骨子里却还是“文化苦旅”一路，因为挪人之道一向苟且粗暴得很，绝对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故“人挪活”的后果是：一方面，人以向“宿土”以外之“新土”的大踏步移动而活了下来或者比移动前活得更好，同时也留下了某种后遗症，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春运”的集体心理动机，就是对“不留宿土”的移动所做的自动修补。

除了“春宫”和“春药”之外，“春运”大概是现代汉语中与“春”字搭配组成的最亢奋、最不健康并且最没有尊严的一个名词了。即使是一个不参与春运活动的旁观者，亦可能受到一种沮丧情绪的影响。今年仍在进行的这场春运，据说交通部门向全国“发送”的旅客将突破18亿人次。专家说，此事体现了中国的“迅速城市化”。这个结论虽不无道理(至少，比“塞车体现经济繁荣”有道理得多)，却也相当地令我迷惑。18亿人次在路上，其中农民工的比例估计占了70%？以上，也就是说，被“春运”的主体是由城市返乡然后再由乡下回城的农民工。如果说农民工的大举进城造成了城市的扩张，那么，同样是这些农民工定期的大举还乡，除了说明我国的乡土社会无比庞大并且具有某种无可替代的吸引力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是“城市化”高潮来临的指标，但是我相信这些指标里不应再将“春运”这个除了黄牛党之外谁都没感到兴奋的“流动的圣节”包括在内。

其实，不仅“春运高潮等于迅速城市化”之说成疑，作为“春运”的两种不同移动方式，“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反而更集中地体现了权力的差异。因为“城市化”的社会学普遍把移动能力的强弱视为社会权力的一种。都说“安土重迁”是农耕民族的秉性并且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但是我们却像受了某种诅咒那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迁移和移动，甚至比游牧民族及其后裔还要“游牧”，还要移动。而且，这绝不是农民工才要面对的困扰，上山下乡这桩往事虽然不要再提，城市居民也在“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遭遇着如火如荼的拆迁，即使是农民工的老板，30万由大陆返台的台商，也正在参与到春运这一“中国移动派对”中来。都道是落叶归根，然而落叶归根敌不过常回家看看，这就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人挪活，树挪死”在根本上就是人类天性中的一对矛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比较了劳动价格在“爱丁堡及其附近”和“伦敦及其附近”的差异之后不无遗憾地指出：“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我按斯密的两组数据略算了一下，得出爱丁堡和伦敦之间的劳动价格差异差不多为六便士。虽然我无法判断“安土”和“移动”谁属于月亮，谁又算是六便士，因为斯密和毛姆的后人的确已经把自己人移动到月亮上去过了，不过在中式“移动美学”的意境里，月是故乡明，月是静夜思，月是水调歌头，月是移动之苦及其升华，至于那六便士，姑且就译成“五斗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