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着脸自转

（文 / 吕达明）

左图：整容手术可以让很多人更加自信

上图：格瑞里的回忆录——《一张脸的自传》

露西·格瑞里  

露西·格瑞里9岁那年被发现得了癌症。4年后治疗结束，但她已经损失了整个右边的下巴。之后，在从15岁到27岁的12年里，她做了将近30次整容手术——软组织移植、皮肤移植、骨移植，以及各种“修复”手术——来试图恢复自己的容貌。每一次手术都算成功，但问题是不能持久。新移植进去的组织或者肌肉慢慢地被原来的组织所吸收，于是一切都回复原样：脸的右边看上去有一个深洞，左边则逐渐萎缩。

一直到25岁那年，苏格兰的一位整形外科的大夫告诉她，可以有一种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先在皮下植入一个“组织扩张器”——也就是一个“小气球”——然后用几个月时间慢慢让这个气球膨胀变大。这样一来，就能把皮肤撑开从而获得移植新骨头的空间。可是，尽管这个手术成功了，但却引起了另一边下颌骨的坏死。于是，她不得不先切除左边的骨头，然后对剩下的部分做同样的事情。

格瑞里的故事并不仅限于手术的反复煎熬。这甚至不是她1994年的热门回忆录《一张脸的自传》中的主要部分。当年的普利策评论奖得主玛格·杰弗森曾经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上引经据典来说明格瑞里的这一特色：“亚历山大·大仲马曾经说你需要四面墙两个人和一种激情来成就一个戏剧。而格瑞里则向我们表明，四面墙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也能做得同样好。”——格瑞里的故事最引人的地方其实在于，她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施展的种种“伎俩”。

可以想象，直到整容手术成功，她一直都在因为自己的长相而遭到别人嘲笑。小时候，如果有一个男孩痛恨另一个男孩或者试图表达他对后者的蔑视，他就会说“格瑞里是你的女朋友”。长大之后，因为身材瘦长而且有满头金发，在一定距离之外她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美女。而这也正是麻烦所在：“有时候，远处，男人们会朝我吹口哨，而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走近我，口哨的调子就会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会睁大了眼睛直盯着我，或者更糟：带着羞愧和厌恶的表情迅速转身走开。”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格瑞里的办法是把头发剪短并且让自己的轮廓看起来不那么诱人。

这只是格瑞里试图让自己过得较少郁闷的方法之一。小时候，她曾经使用过更需要智力的手段。“我决定成为一个‘深刻’的人，尽管我不是太清楚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相信，一旦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哲学，作合适的思考，我的痛苦就会结束。为了理解我所在的世界，我决定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实’的。”答案是痛苦：“痛苦是惟一靠得住的东西。”而这个答案的用法是，“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的人。我注视着那些为了世俗小事——没有好看的电视节目，交通堵塞，新款的衣服价钱太贵——抱怨不止的人，觉得十分快乐，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有多么不重要而且朦胧地觉得自己比这些人要高。”

为了加强这种感觉，童年时期的格瑞里有时候也会想象自己是一个印第安人，随时准备着和丛林中扑出来的大型猫科动物搏斗；或者是一个战士，必须注意每一声微妙的金属响动：那可能意味着一颗地雷或者一支狙击步枪。不过，逻辑仍然是一样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这种方法也许在25岁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那一年，格瑞里在苏格兰等待着她左脸的手术。为了打发时间，她开始写小说，而“能支撑着我走在街上，能让我忍受那些凝视的惟一方法是，我对自己说‘我敢打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写小说’……我走在自己那个阴暗靠海的苏格兰小城的街道上，毫不怀疑地相信，我的生活是一个卡夫卡会自豪地去写的故事。”当然这里提到卡夫卡并非无缘无故，因为他一直是格瑞里最喜欢的作者：原因是“他给予我一份许可，允许我觉得自己受到疏远，并且，受到疏远不仅没什么大不了、可以忍受，它甚至是高贵的。”

当然这不仅是卡夫卡遭到了扭曲，但是就像杰弗森说的：“痛苦是一件精确的事情。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重量和尺度。担心你自己丑，跟你知道你自己丑完全不同。预期一种你从来没有感觉到的疼痛跟你为一种你从心底里知道的疼痛而恐惧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扭曲才是正常反应。

长时间跨度的整容手术跟间谍片里演的那种不太一样。事实上有时候对容貌的损害比它修复的还要多：脸上往往会有各种肿块、淤青和疤痕。于是在每次手术后，格瑞里不去照镜子，而是先在一个灯罩上看自己的形象：“圆形的金属足够充分地对我的形象进行扭曲，让细节变得模糊，同时让你丧失任何对尺寸和比例的真实感觉。”之后是别人的眼镜，然后才是镜子，永远先是迅速的一瞥，永远只有在重复多次之后才会转入正常的对镜状态。

这种对镜中形象的高度敏感一直延续到了最后。并且和所有真正的戏剧一样获得了一个高潮。在最后一次手术之后，格瑞里发现镜子里那个看起来正常的脸完全不是自己。之后她拒绝照镜子长达一年之久，并因此掌握了让头发长成免梳状态，以及不用照镜子就刷牙洗脸穿衣打扮的各种技巧。

尴尬处境的解决发生在一个咖啡馆里。当时格瑞里正在跟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男性聊天：“颇为投入。”“忽然”，她发现她非常想知道自己在这个男人眼中到底是什么形象——而长久以来，她都只是一个“温和、聪明但是没什么吸引力的人”。这次，她在她的同伴眼中却看到了正面反应：“于是，那个晚上在咖啡厅，我经历到了一个自由的时刻：就像小时候过万圣节我戴着面具时的感觉。不过，小时候的我期待着的那种自由是通过获取而实现的：我期待着一张新脸；而现在我所获得的自由却是因某种东西的蜕落，是因为我自己的形象的蜕落……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一个死人只有在他再也不能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他死了，确实如此。”

之后她开始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在咖啡店窗玻璃里的形象”，尝试着确认一个新的自己。也许从这时候开始，露西·格瑞里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死了，就像她自己确认的那样。因为关于形象的欲望已经消失，而剩下来的东西——虽然仍然是形象——却是首先从别人那里获得认可的。当然格瑞里的生活不仅仅是她的脸。她1985年从纽约的萨拉·劳伦斯(Sarah Lawrence)学院毕业，1987年进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她出版过诗集，拿过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诗歌奖和美国诗人学会奖，在《哈泼斯》上发表的《照镜》曾得过全国杂志奖的散文与评论奖。她在萨拉·劳伦斯学院、爱荷华州立大学、爱默斯特(Amherst)学院、本宁顿(Bennington)学院和新校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教书。她在《一张脸的自传》之前还出过另一本诗歌/小说集：《每日托辞》(Everyday Alibis)，在这之后还出版过另一本散文集：《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一次挑衅》(As See on TV：a Provocation)。她生于都柏林，4岁时才与全家搬到纽约。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一个有忧郁症的母亲和一个有精神分裂症的哥哥，她有一个曾经协助建立爱尔兰全国广播网后来死在她15岁上的父亲。但是在《一张脸的自传》中，她对这些都只字未提。

她死于2002年12月18日，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而《洛杉矶时报》12月30日的讣告上说，“死因没有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