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22)

（文 / 张小树 魏文彪 老石 邹云翔 曹林）

“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可能处在一个危险的时期，有的人由于无法遏制内心的某种冲动而以一种经过选择的方式进入世界的另一端，如果那一端真的存在的话，实际上人们希望的是重新来过。当然，也许没有，那倒真是一种一了百了的解脱。”

北京 张小树

良知靠不住

河北省卢龙县法院原院长贾庭润因为恪守良知，拒绝按照县委领导的意思定案，而被革去院长职务，赶出法院。贾庭润的遭遇是许多恪守良知的法官命运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抱持着“识时务”的想法而隐忍着，肯定会有更多的法官面临像贾庭润一样的命运。

恪守良知、秉公而断本是对一个法官的正常甚或是起码的要求，现在却不曾想竟成了一个法官跌入悲惨境地的缘由。贾庭润确实进行了抗争，他勇于抗争的精神也令人敬佩，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他必会败下阵来的命运。在当前这种体制中，他再有勇气也会用不上力，因为他与“上面”进行的其实是不公平的斗争，二者根本就站在不同的基点之上。当然，最感绝望的将会是普通百姓：法院院长都不能维护自身利益，何况是我等小民！

法院院长与地方领导的抗争会是以卵击石，其尤为可怕的后果是，可能大多数法官就会选择不做贾庭润，而选择“汇报”、“听取”、“执行”，而这无疑对法律构成了巨大的侮辱。如联系当前体制来考虑，当地法院依时任市委书记李长河的安排判处吕净一一年有期徒刑、沈阳市于洪区“三长”在地方领导“主持”下开庭之前即对市民孙刚违法做出判决，以及一些地方的法院在地方领导授意下搞地方保护及假破产等就不足为奇了。司法体制不健全造就贾庭润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更多的人会选择不做贾庭润。在没有健全机制做保证的情况下，这对法律尊严及公民利益的伤害会是一泻千里，有如大河决堤般的。

贾庭润的遭遇只是又一次证明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法官的良知是可敬但却是靠不住的。法治的力量、法制健全所能发挥的效用会千百倍于法官的良知。法官贾庭润以自身遭际又为这个简单道理做了回诠释。

南昌 魏文彪  

不可低估农民的民主诉求

《为何10元钱“卖掉”民主权利》讲河南某地村民自治选举中候选人送烟送酒拉选票，部分农民谁送礼就投谁票，结果一些素质差的人贿选成功，如汝阳县王某，任村支书期间非法出卖宅基地200多处，村里400多万元支出不清，群众上访后被免去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通过送礼“成功”当选；还有人挨家送啤酒捆拉选票，“得票”不少。农民的民主诉求、民主素质真的那么差，为了10元钱就卖掉选票？民主是“天赋人权”，天生就有的正当要求，经过20年改革开放，农民经济上的解放，必然带来政治上诉求，以保护自己经济政治权力。农民最讲实惠，村干部好坏，称职不称职，直接关系着每个农民利益，这是一个朴素简单的道理，因此他们的民主诉求比我们更强烈。

农民为什么卖选票？并非农民素质差，没有参与热情，而是他对游戏规则产生怀疑。在执行“伪游戏规则”的地方，当选举结果不由选票决定，而由上级或村民组长操纵，你还有选举热情吗？当选上之后，“村官”可以为所欲为而你毫无制约办法时，选张三选李四有什么区别？农民把这些把戏看透后，谁送礼选谁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贿选关键是制度设计不完善、执行监督制度不利所致。

北京 老石  

只留下愤怒的判决

据报道：“全国首例因‘贞操权’受侵害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案近日由深圳市法院做出终审裁定。深圳市中级法院引用司法解释，驳回起诉。”看到这样的报道，我心中只有愤怒，我真的不能明白，为什么女孩在超市被人搜了一下身，可以告上法庭，索要几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如果坐在家中被人破门而入强奸了，却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赔点私处受伤的消炎药的钱。

我们知道当私人间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为法律所禁止后，法律也就承担了惩治犯罪，还被害人以正义的职责。可是在这样的案件中，正义之光照到被害人的身上了吗？我怀疑！君不见，《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中“物质损失”四字就将被害人的独立尊严，获得精神赔偿的权利排斥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一句物质损失就将当事人所遭受的精神磨难置之度外了，谁能说一名遭遇强奸的女姓其物质损失就是买私处消炎的药？谁能说给了消炎药的钱，就还给当事人以正义了？

由上可以看出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根本不足以保护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我想起培根的一句话，法官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而这一切我认为，根源就在于法官将被害人的权利当作了义务，在法官眼中，被害人非附带民事诉讼不可。我不得不说：法官请你尊重当事人在附带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间的选择权！

江苏 邹云翔  

同性恋征婚：并非权利都可示众

据报道：广州一男子在大街上公然贴启事征寻同性恋人的行为在广州市民中引起讨论，该启事写道：本人是个男同性恋者，今年23岁，长相英俊，希望有机会认识有缘的男同性恋朋友。”附近的居民对启事贴在如此惹眼的路边还是颇为反感。他们说，这种在公厕或网上见得更多一些的广告搞得如此张扬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别扭。

诚然，同性恋者有表达自己偏好和结婚的权利，但是，这并不代表类似私人权利都可以拿到公共场合中示众。权利的表达必须受到当下主流文化和人们公认价值观的限制，这种表达和认同有三个层次的展示平台——广场、走廊和内室。符合公共规范的行为可以在“广场”上得到表达和张扬，否则从社会理性的承受力与接收效果看就只能限定于走廊和内室的小范围内，在社会的隐蔽角落中以隐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由必须依附着规范文化，我们不能无视文化的客观规律，把个体的偏好强加到文化的广场上示众，把合乎理性的规范看作是自由的障碍，让欲望在规范的网外肆虐，这样只能落到自由的反面，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总之，对于同性恋者征婚的行为，还是应该受到社会限制的，这种严厉的“保守”并非“宽容”的对立面，而是“负责任”的同义词。

武汉 曹林  

丧钟为谁而鸣？

黎家明自称是平生惟一一次招妓就染上了HIV。其实，一次怎样，十次百次又怎样，即使把霍桑笔下的红色“A”字写遍全世界，男女苟合也是消灭不了的。

当初，我们的博彩业是顶着耀眼的光环走向合法公开：为福利事业这一高尚目的募集资金。殊不知，骨子里我们是承认了马基雅维利的那句话：目的总能证明手段的正确。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告诉我们，人类是无知的，知识是分散的，所以，秩序理应是自生自发的。任何外来的强制都会适得其反。他的教诲已越来越被实践所证明。沿着哈耶克的思路，我们还应进一步承认人性中的其他龌龊，就像我们曾经承认了自私而引进了“看不见的手”一样。

黎家明对央视记者说，他内心的真实只能独白于网络，而至今还有很多人在网上骂他。可见，黎家明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舒解这种压力，他们不得不像普洛透斯那样，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以防认出，以便逃脱。他们是人类虚伪的牺牲品，我们不比他们高尚，我们没有权利鄙视。假如我们还道貌岸然幸灾乐祸，那么最终受到惩罚的一定包括我们自己。正像海明威所说：别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广东 王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