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一次都是按6点掷的”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英达

记者：会不会把《西安虎家》拍成另外一部《我爱我家》？

英达：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爱我家》讲的是代沟，而《西安虎家》把西安人当作一个整体，讲的是他们跟时代之间的冲突。在《我爱我家》里，人和人之间多数是互相抽对方脚底下的砖头，而《西安虎家》的笑料不出在这里，里面的人物不相互“刨活儿”，它主要出在人物的自高自大上，有点夜郎心态。

记者：美国情景喜剧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关系，而是建立在后天共同的活动环境基础上。

英达：我觉得把情景喜剧搬到中国一定要注意本地化。美国《老友记》等一批情景喜剧不是以家庭为基础——但你仔细看它还是家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所决定。但中国人不是特别接受这样组成临时家庭，或者变形家庭的情况。现在在中国只有一小撮人(尽管这批人掌握了话语权)过这样的生活，能欣赏这样的情趣。但对广大的电视观众来说还是很远的。我们做过几个尝试都不成功，比如传媒大王默多克投资的《欢乐家庭》。事实上，国外的大部分情景喜剧还是家庭式的。

记者：作为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你对中国现在情景喜剧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英达：我认为人们在谈情景喜剧时有偏颇。在制作时不能按照好莱坞大片的方式，它必须贴近生活，而且有足够大的量。完全要求质量精，投入大，实际上却不能满足百姓的要求。

记者：你怎么能让观众笑？观众的胃口现在已经被败坏了。

英达：有技巧性的方法，但观众往往会骂你。不好的情景喜剧在国外也有。我认为观众应该看好的作品。如果要我推荐，就看我自己那几部比较好的作品。

记者：有没有总结过《我爱我家》为什么能够成功？

英达：我们也分析过。但这是一个综合因素，跟观众当时的心态和环境都有关系。观众现在看到情景喜剧，没有当初看到《我爱我家》那样的惊喜。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好的作品跟轰动效应是不能划等号的。这跟掷色子有点像。我只能说我每一次都是按6点掷的，但最后结果很难说。

记者：《我爱我家》的成功好像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英达：我觉得《我爱我家》这个头开得好，也开得不好。好是拍得不错，观众喜欢看。最起码给情景喜剧戳了一个标高在那里。不好的是可能戳得太高了，使得包括我在内的人都很难超越，让这个活变得很难干。干完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哎，这个不如《我爱我家》。其他的艺术品种好像还没有这个现象。

记者：如果再让你开一次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式？

英达：应该离《我爱我家》不是很远。但我会选一些更细致入微的。《我爱我家》其实给后来的情景喜剧带来了不是很好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我称之为“乱炖”或者“大锅菜”。家里的人员很多，《我爱我家》里加起来一共9口人，里面很多戏都是大家哄，图的是味道重而杂。其实这不是高手所为，也很难深入探讨一些问题。好的情景喜剧，应该是两个人的戏就特别好，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阵容。

记者：好比一个初级的厨师，只要材料好且足，就能做出好吃的。

英达：对。但给后人造成的结果是不会做小炒了，全都是一个味儿，大锅熬。

记者：《我爱我家》的语言出彩，引起其他情景喜剧的模仿，却常常显得矫情。

英达：我认为目前的情景喜剧成也语言败也语言。《我爱我家》的风格比较鲜明，这都是承袭了《编辑部故事》乃至王朔其他作品的风格。当时我们也没有别的可借鉴的，就沿着王朔铺的路往前走。实际这条路是非常窄的。幸亏后来加入了梁左好辩的一面，才使得我们跟《编辑部的故事》略有不同，否则就会成了它的一个奇怪的翻版。这条路能走多远呢？我们当年到南方，发现南方的观众听不懂，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这种情况让我忧心忡忡，因为我只靠语言了，没有语言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情景喜剧只能靠人物和语言，幸亏《我爱我家》里有个老干部傅明形象，我就靠这一个人把一部戏给立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后我开始尝试另外四种不同的方言。大的方言语种，我打算一种拍一部。当然还有人物和情节。

记者：外国情景喜剧大量进入国内，会不会提高观众对它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英达：绝对不会，至少在十几年内不会。能够买得起，并且看乐了的观众只占非常小，是可以忽略掉的比例。几个白领和娱记我们可以完全不予考虑。能够看懂笑话并跟着乐的人太少了，因为那些笑话里有很多典故。小撮精英离唤起民众还远着呢。

记者：跟《闲人马大姐》同时段播出的其他几部情景喜剧收视率不是很理想。

英达：我对此忧心忡忡，绝对不是沾沾自喜。好像(情景喜剧)只有在我手里才能勉强活着。就好像是一堆大火，我点着之后就可以抽身而退了。但现在不行，我必须不断加柴火扇风，手稍微慢点，眼看着这火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

记者：是作品的质量问题吗？

英达：有质量问题。喜剧太难了。首先就是抓不到一个剧本，它需要积累和技巧，否则好好的笑料到你手里也完了。我在里头扑腾了这么多年才摸到一个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