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度和态度》

（文 / 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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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重点介绍托马斯·L·弗莱德曼的新作《经度和态度》。懂英文的朋友会发现，书名的原文是两个叠韵词，而汉译也恰恰不费力地找到了对应词。

托马斯·L·弗莱德曼多年来都是《纽约时报》的外事专栏流动作家，就是说，他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写任何东西。这样的优惠条件是许多记者难以企及的，而他则享有这种非同寻常的便利就那些重大事件评头论足。也正因此，今年2月他带回了沙特阿拉伯的和平建议——以执行1967年5月的边界为交换条件承认以色列，这更是一般记者难得的机会。

说起来，从某种估量来说，“9·11”还不算是最大的恐怖，尽管每个死亡都是一种个人悲剧，那种悲痛是永远无法用数字计量的。那天早晨3000人的惨死，与德国纳粹轰炸下的伦敦的许多日夜中的一次伤亡相差无几。之所以如此震惊世界，是因为那天上午纽约经历了一场难以忘怀的变化。大厦可以重建，家庭也可度过情感之关，但美国人都经历了一场意识上的转变。大家都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或许是由于作者这位专栏作家的关系，《纽约日报》对涉及“9·11”的种种问题，比任何其他地方讨论得都多。

《经度和态度》是从2000年12月到今年7月的专栏文章的汇集(“9·11”期间有一个大中断)，还包括他的日记和笔记中的一些材料，都是他在波斯湾、巴勒斯坦、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伦敦、布鲁塞尔各地跑动时所写，没有发表过。本书显示了作者作为评论家的出色力量，当然也有些论点值得商榷。

一位有能力引人思考的作家，无论别人对他同意与否，他有时并不急于挑起你去思考，而是娓娓道来，哪怕他对某些事关重大的题目有要紧的话想说时，也会轻描淡写地平铺直叙，有时甚至不大中听。

多年来，弗莱德曼始终抱着一个体现新形式全球化的自由企业的念头：“市场、运输系统和通信系统不可逆转的一体化已经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他相信，这会解决大多数的世界病症。

麻烦在于，作者和许多好心的美国人一样，看不到他的国家在“商业扩展”中明显获益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美国的生意就是赚钱，而美国人的生意始终信奉的是自由投资而不是自由贸易，两者是大不相同的。在任何情况下，更何况，整个伊斯兰世界转向“用户至上主义”和美国人的方式还要假以时日，美国市场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甜蜜和光明。而弗莱德曼却在他的上一本著作中提出他的“防止冲突的金拱门理论”：如果两个国家的土壤上都有麦当劳快餐馆，它们彼此之间就永远不会走向战争。他的这一毫不科学的论断不久就被搧了耳光：当他的那本书在英国出版时，美国空军的导弹正在轰炸贝尔格莱德，而南斯拉夫那座城市的许多不幸无疑包含了那里有从美国引入的最不中吃的饮食。弗莱德曼诚挚而懊悔地承认：贝尔格莱德是他的规律的例外，这显然对那些轻率理论是一个警告。

在这部新作中，他显得很激烈。他认为“9·11”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毫无正义可言，甚至没有压迫和不公的根源。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深刻之处，却回避了在欧洲以及美国的一些校园中流行的“美国咎由自取”的议论。在他眼中，奥萨马·本·拉登只是一件有价值事业的错误的引导者，他并不关心巴勒斯坦；他是个嗜血的宗教徒，而他的追随者则受其蒙蔽，莫名其妙地用谋杀作为失败的补偿。

在谈到那片圣土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时，他认为，巴勒斯坦人从犹太复国主义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们还得学会这样的教训：“最好”是“好”的敌人；一切明智的谈判应该意味着只落实你目前能够得到的，而不该是你想在将来的某一天才可以得到的。

作者还在书中暗示，美国在那场巴以冲突中能够充当不偏不倚的中间人。一个目光犀利的巴勒斯坦人会看出其中可笑的反差。当阿拉伯人告诉弗莱德曼“犹太人控制着美国政府”时，他感到惊愕。他也承认，虽然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是头脑发昏，但布什总统却无能为力，因为那“必然会造成与美国犹太人的抵触，而他却需要他们的选票和捐助来保护他的共和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

由于这一切矛盾，很少有作家能够更好地表达美国今天的困惑：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和自由的灯塔，可是为什么却招人恨呢？或许英国人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恰如现今的美国，他们把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的强权与强烈的优越感和高尚动机结合起来，却看不到别人对这种强权和正义的结合是多么难以容忍。

总之，托马斯·L·弗莱德曼的这部《经度与态度》是一部资料翔实、观念欠妥的著作。他的观念无疑是来自他自幼接受的美国文化的教育。他的天真和优越感使他对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得出匆促的结论和近乎荒谬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观点确实在许多美国人中能够引起共鸣。或许这才是“美国的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