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手术刀排价码？

（文 / 庄山）

数据

“想不到，同样的手术竟然差了6000多元。”李先生的岳母在一个月前刚做完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两只眼睛一共花掉了1.5万多元，他看到不同医院费用的巨大差距时，首先感到的是“上当受骗”。

此次统计的7种手术是急性阑尾炎、结节性甲状腺肿、卵巢良性瘤及囊肿、子宫平滑肌瘤、异位妊娠、剖宫产、老年性白内障。从统计结果看，平均住院费用相差最大的是老年性白内障，安贞医院的住院费用为11536元，而最低的宣武医院费用仅为4889元。

北京市物价局医药处处长王景山介绍，住院费用主要由住院天数、用药内容、耗材三部分决定，而“基本的手术费标准一样，单个项目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对疑难杂症的手术点名费规定是，基本手术费的50%，最高不超过800元”。按物价局政策，虽然病房设备等条件不同，床位费有一定差距，但除去特需病房由物价局授予权限可以自定价格之外，同样是三级医院的普通病房，价格标准基本是一样的，即使存在微小的差别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费用差距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同一种手术，患者个体差异等相关因素太多。比如都是阑尾炎手术，有无糖尿病、肝脏如何都会给手术带来不同影响。年龄也是重要因素，另外，每个医生都根据自己的经验、技术、思路来用药和确定治疗程序。总之，这是一项过于复杂的事情，说不清楚。”大部分采访对象都作了类似表述。

在安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向记者介绍说：“卫生局统计按照出院的第一诊断，而我们有一位病人是在心外科住了两个多月后转过来的，他做一只眼花了6000多，但结算时总共花费是3万多，都算到眼科手术中了，光这一个人就把平均费用提高了一大块。”

安贞医院眼科原有6个床位，现在仅保留3个床位，“60%～70%的手术都是在门诊做的。”老年性白内障一只眼手术时间一般在15～20分钟，术后需观察半个月，“我们自己核算一只眼费用在6900元左右，在门诊，一只眼的手术费只有5127元。其中，我们用的进口人工晶体，价格是2520元，国内最便宜的产品卖390元，这一项最高就能差2000多。还有一种支撑角膜、保护角膜内皮的粘弹剂，国产的是110多，贵的七八百元，我们用的609元。各种费用加一块，双眼下来肯定得一万多元。”

宣武医院眼科有22张床位，与安贞医院做法不同，他们对伴有全身多器官老年病的老年性白内障患者，一般都让他们在相关科室先诊断，“住院后，已经明确知道了他们的全身状况”。眼科主任郭丽介绍说，“我们的人工晶体是大夫提建议病人选择，或根据病情需要选取，一般用1000多元的进口产品，有时也用3000多元多的。粘弹剂一般用200多元的。我们注重比较合理的价格，老年白内障单门诊费包括各种化验检查费我们控制在5000元以内，病房做，一般在3000多到4000多元。”

揭秘？

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处李宏介绍，统计工作从1992年开始，“目的是促进医院竞争降低费用，因为1992、1993年时，医药费上涨幅度很大。”到今年，统计工作已经是第10个年头。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下发的国家法定报表，对66种(现在改为50种)多发病、常见病进行统计，而统计的手术病种一般例数都占同期出院人数的20%～30%，“代表性完全没有问题”。同时，由于医院都有计算机病例录入系统，在此基础上由计算机程序生成的数据也不会有什么差错。

医疗竞争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技术、管理、道德、观念等都是造成价格差的原因

类似的统计也在北京市劳动社会保障局进行，有关人员介绍：“北京市有一个医疗保险统计中心，患者看病的单子直接转到这里。从某种方面说，这种统计不需要企业参与，统计中心负责审核，是老百姓看病的直接发生额。”2002年3月，该局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手术费用的统计结果，“主要意图是指导参保人员选择就医渠道，从而促进医院工作的改进”。10月，该局作了第二次公布。

与此同时，北京市卫生局也在公布1～6月统计结果后，第二次公布了7～9月的统计结果，并且确定了按季公布制度。北京市劳动社会保障局的人士肯定说：“两家交相公布，能够起到更好效果。从目前看，得到绝大多数参保人员支持，确实促进了医院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医院院长反馈说，‘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态度，狠挖潜能。’”

而来自医院的看法是：“公布统计结果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被动的一面。”他们认为，“这么公布不太负责任，让老百姓和医院打架。医务人员极其反感。”

对这种质疑，李宏解释说：“现在的统计确实不能令人满意，1992年时，我们的统计基本接近事实，当时使用的是ICD9(国际基本分类编码)，2001年这一编码升级为ICD10，我们没有重新修订，而是直接套用了编码，从而使一些临床技术的发展没有体现出来。比如心脏病搭桥分出来了，但一般不开胸的介入却与内科保守疗法混在了一起。我们做过专项调查，利用新技术，本次住院的单项费用高于传统疗法，但病人不会复发，从长远看，病人还是受益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指标本身细化。”李宏觉得，“如果统计能做到把管理和医疗质量择开，就可以让老百姓有一个更明白的了解。”

心脏外科专家、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今年53岁，从事医疗行业已经20多年，他认为：“中国的医疗行业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法制不健全，出现问题是必然的。只有通过有序的竞争，才能改造医院。”

北京市物价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金茹分析说：“造成价格差距包括管理、技术、道德、观念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如果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费用很有可能降下来。”

中国医疗行业弊端分析

——访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一谈整个医疗行业的弊端及其成因？

刘晓程：第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支持不足，只占GDP的3%左右，比世界一般国家都不如，美国是15%。第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缺乏一个健康的补偿机制，现行的政策是，除离退休人员费用外，其他费用只够在职人员经费的20%，剩下的由自己挣。由于院长手里没钱，所以各医院通行的做法是让各科室主任负责，收入和奖金挂钩，那样就很难控制，医疗行业信息极不平衡，必然出现内行哄外行的情况。第三，国家对民族医药业支持不够，国内发展不足，致使大量洋药、洋卫生器材涌入中国市场，一个冠状动脉球囊扩张管要一万多元，冠状动脉内支架竟达1～3万元，上游涨水，医院收费自然就高了。再加上药品中间环节太多，一度最高时，药品从出厂到医院就涨了6倍，这一切，使中国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虚高的医疗费用，从而导致农村和城市下岗人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第四，行业不正之风禁而不绝，这边吃回扣，那边收红包，而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生收入太低。据我了解，中国医生工资是除朝鲜之外的世界倒数第二。医疗技术本身是一个卖方市场，经济没法支撑，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就会发生。

治疗费和药品具体价目的公开是医疗改革的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刘晓程：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保证技术上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我们细分医疗人群，对先富起来的人群也满足他们在舒适程度上的不同要求，病房分成8个档次，从普通3人间一直到总统套房都有。在材料批量采购中，通过竞价采购力争达到最低价，并且还尽可能为患者争取利益。比如在采购国产机械瓣膜时，到最低价后，我们要求厂方在买多少个后赠送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赠送的这个安排给真正花不起钱的患者。在材料的选用上，我们提倡能用国产的就不用进口的，因为很多材料其实并没有国际统一的量化标准，单纯从功能上看，这些消耗材料都可以被国内产品取代。在费用支配上，医生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从耗材看，就有节省和不在乎两种态度，更不用说其他由于利益驱使带来的操作。我们的做法是搞成本核算，医疗收入不和奖金挂钩，而单病种的成本核算就知道了谁在浪费，这样控制可以最大限度缓解医院和患者利益对立的矛盾。在监控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成本核算、考核工作量来与奖金挂钩，这样，利益驱动的纽带割断了，医院照样没耽误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