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17)

（文 / 沙通天 吴悝 赵他 余不讳 周平）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令人眼花缭乱，自我炫耀式的侦破技术并不能料敌先机，防患于未然，仅仅是突显，而非掩盖了人在不可预知的危险面前的无助。更使人不安的是，杀手不再是想象中与世隔绝的深度变态者或是前科累累的怙恶不悛之徒，而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犹如癌变的正常细胞一样不可琢磨，脆弱的公共理性与个人良知，是否与科技一样，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北京 沙通天

中关村的空壳效应

对中关村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有报道说而今的中关村已“鲜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多的只是炒地皮的商人”，“再也不是创业者的圣地，也不再是中小企业的根据地，甚至不是跨国公司的理想之地”。“中关村正在消失”，越来越变得“空壳化”。作为高科技“集聚地”的中关村，在短时间里，从如日中天走向面临“消失”的命运，不能不引人深思和警醒——是什么导致了中关村的衰败呢？

从报道看，是“官本位文化”和“暴发户文化”的双重侵蚀所致，而“官本位文化”和“暴发户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权力干预和短期行为。为了追求政绩、谋取私利，不顾市场运行规则，用权力的无形之手去干涉、操纵市场为我所用。当市场竞争被权力和金钱所操纵时，必然使竞争偏离“轨道”，走向无序和丑陋。这归根结底，其实正是行政“乱作为”的结果。当然，事物发展往往是辩证的，不该作为而乱作为会破坏市场法则；同样，该作为而不作为也会使市场竞争环境恶化。

当中关村所处的竞争环境被破坏，中关村所依赖的竞争规则被扭曲时，必然需要一种力量来维护中关村的“权益”。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市场竞争本身，只能来自于市场竞争外部，即市场调控和监管。这种力量是什么？当然只能是法治—一用法治来规范竞争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北京 吴悝  

轻薄自由主义者的换妻游戏

换妻游戏前一段曾经构成舆论热点，其实，按照轻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只要无违于律法，无伤于它类，人的任何行为，都应归属于个人自由范畴。因而也都是被许可的行为，人有权对其做出或是或否的自由抉择。在此背景下审视易妻而交的行为，简直可说是完美得几近无与伦比。我们知道，我国现行法律，对如下三种性行为做有罪指认：强奸、重婚、卖淫嫖娼。因而，换妻行为似乎无违于律法。而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也是一单漂亮得不能再漂亮的买卖。参与交易的双方，不，应该是四方，在公平自愿原则下进行等价交换，各取所需达致双赢甚至四赢(至于某一方可能存在的快感期待偏差，则往往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哪一宗交易是绝对公平的)，非常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再从伦理学角度上说，如你所知，伦理学并不完全等同于道德学说。而普适的伦理学认为，合乎人性的主张也都是合乎伦理的主张。既然四方都能够从这种交换中追逐到合乎他们内在人性的快乐，很显然，这种行为似乎是“合乎伦理”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此行为，又何以招致如此之多的不解与不齿呢？我们知道，正如在其他显性资源占有上的分化一样，在文明、道德等非显性资源占有上，也存在着分层与分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性道德或者说是性观念上，不同人处在完全不同的文明阶段，农业的、工业的、后工业的甚至体液阶段的，在此意义上，你还敢宣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本体论的个人自由吗？

半年前，曾与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某豪华酒店有过数小时小聚，经济学家古今中外一番后，总结了三点：1.规则一样，你成不了李嘉诚，说明你无能；2.无能，你下岗失业，活该；3.都“活该了”还心理不平衡，气得上吊撞车摸电门，那你就是个大大的“人间喜剧”。当时佩服得不行，可是一离了那个“场”回到自己家，看着满地书报积尘半寸，却无女佣代为收拾，心里就有气。而当为了切一颗西红柿来煮方便面，却切下小半个手指时，一下子就顿悟了：经济学家的高论只须两字概括，那就是——放屁！

如果有人以如上逻辑套说换妻行为，本作者绝不反对——我什么也没说；我只说了一件事：轻薄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是靠不住的，不信你问拉登。

广州 赵他  

民营教育的伪问题

事关重大的《民营教育促进法》未能出台，而争论依然喋喋不休，但眼下所谓教育能否“营利”的争论，实则是一个伪问题。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公众能从哪一种方式中受益最大，而不是担心谁从中赚了钱，赚的钱“合理”还是不合理。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消费者选择一项产品，关心的主要是它的价格。而价格由成本和利润两大块构成。如果企业有本事将成本控制得很低，利润就会高一点。当然，企业还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获得利润，但市场不一定接受。具体到教育上，教育法规定学校不得营利，但现实是，民办学校的主办者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增加工资成本等方式，将学校的利润转移到成本中。账面上，学校总是“不营利”的。公立学校也是不营利的，但“国企病”、“机关病”日益明显(中外皆然)，高耗低效，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公立学校的教育产品价格主要由两块构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学生学杂费。这两块加起来，中国每个大学生每年的教育成本已达2万元。凭借着供不应求和相对垄断的状况，公立学校还可以变着法子向学生收钱。这样的“不营利”有真实意义吗？

怎样才能使公众(消费者)真正受益？一种方式是，政府同时控制学校的利润和成本以降低价格。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管制方式，最终结果是供应短缺加价格高昂；另一种方式是多个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结果是供应增加了。价格呢？竞争促使企业尽可能减少成本、提高效率，推出最具价格优势的产品。虽然企业也获得了一定利润，但在竞争造成的微利时代，这一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对比起来，消费者远远“得大于失”。

私立大学不要求营利当然更好，但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有经济实力又愿意无偿投入教育的人不多，中小投资者还没达到可以不计较回报的地步。对他们希望“合理回报”的要求，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而不能以理想来强求现实，以道德激情代替理性的思考。

广州 余不讳  

向母鸡学习

据报道，针对孩子们普遍不理解父母、缺乏责任感，半月前的一周里，武汉育才小学五(4)班的64名学生每人必须时刻携带一个生鸡蛋，并要保证一周内鸡蛋不丢失、不破损。这个活动被命名为“感悟亲情”。另据报道，天气正在变冷，但重庆永川市南大街小学三(3)班的43名学生被迫穿着拖鞋上课。班主任杨华玲解释，这是为了培养学生爱清洁的“行为习惯”，是行为教育的尝试。而老师上课时穿的却是皮鞋。当然，在这两个班级的班主任看来，她们这样做是在“教育”孩子。但在一种为了一个鸡蛋而“提心吊胆”和“心惊胆战”或者在一种“冷得难受”的氛围里，学生能学到什么呢？由此看，作为教育工作者，不光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有一颗爱心，更要有健康健全的心理。

武汉 周平  

来函照登

我是贵刊第45期《胡同保卫战》一文的采访对象，由于所引用的谈话中有不实之处，在此更正。

1．不是我的父亲曾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工作过，而是我的祖父。

2．对于我保护胡同的理由，大部分都是符合我原话的，但个别的地方不是，比如说“里边原有的路比较开阔，基本上都可以通车。”然而我从来都认为胡同是天然的步行街，不适于通汽车，无论宽窄都应保持原有的尺度，这也是国际上保护历史街区的原则。

3．土儿胡同不在南池子，新鲜胡同的那个院子在42号，而非4号。

4．不是“一个私房主一签字，就挑一家的房顶”，而是当私房主还未签字时便把签了字的租赁户所住房屋的顶挑了，此举侵犯了房地产权利人的财产。

另外，贵刊为此文所配的照片不是胡同，而是排房，所以在此寄一张真正胡同的照片，以做视觉感受上的纠正。

华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