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由衷的”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陈其钢与张艺谋合作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首次在国内举办个人音乐会就参与到了北京国际音乐节里，有没有什么特别感触？

陈其钢：首先，我得说明，北京音乐节能够做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音乐节有音乐节的特性。在西欧国家，这样一类音乐节都是由政府出钱，北京国际音乐节虽然是官办的，但大部分靠赞助，我想象可能不得不在票房上寄予收回成本的希望非常大，所以票价非常高。推动新作品，在西欧是不要钱的，完全是纯投入，是政府有规划的一种文化措施。因为新作品观众不了解，而社会需要了解。我了解的音乐学院的老师学生、搞作曲的同事，花很多钱听我的音乐会，我很高兴，但也觉得有点遗憾。很多人可能因为票太贵听不成音乐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带来的三部作品，是不是集中反映你自己创作特性的作品？

陈其钢：这三部作品都是为大乐队的形式写的，而且创作年代靠的比较近。最早的是1998年首演的《逝去的时光》，但这部作品由大提琴协奏曲改编成二胡版本后，还是首次公演。《蝶恋花》是今年首演的。《五行》是想借用这样一个题材，把管弦乐手法表现出来，从技术角度是一个很突出的作品。它的哲学性很强，很静观的，所以才有去年的BBC国际作曲大师奖。伦敦总决赛当时现场评论《五行》是质量最高。演奏这样一部作品，对我们的乐队，时间短，是理解上的一个考验。《五行》是想在器乐技术上进行一些探索的阶段出来的一个东西。而二胡协奏曲是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委托创作的，当时我正在写《大红灯笼》舞剧，时间短，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如果新的音乐语言不能说服我自己，我宁愿不要。最后我选择放弃重新创作，转而改编了旧有的《逝去的时光》。我觉得它在二胡演奏上还是体现出创意，对一般听众来说，特别是听过大提琴版《逝去的时光》的听众来说，他们会很不习惯。我相信它会有自己特有的生命力。

三联生活周刊：《蝶恋花》的音乐主题很鲜明，您最初创作冲动是什么？

陈其钢：每一部作品都是人生一段的总结，比如，大提琴的《逝去的时光》是最由衷，最能感动我自己的曲目。《蝶恋花》也是走到这一步自然的创作。一个男人到了50岁才开始成熟，对有些东西才开始真正有所了解和理解。《蝶恋花》是写女人的。50岁的人对女人应该有些发言权了，到了50才发现自己多么幼稚。在50岁时，我学会了观赏，欣赏。同时，在这个年纪也带有很多回忆了。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在积累很多生活经验后，往往会有一些忧郁的对往事的记忆，可能是和女人有关的也可能不是，这些加入我的音乐，才有说服力。《蝶恋花》既有感受，也有哲理，又有表达，也是我自己作品中间前所未有的一种形式。同时，在技术上，也运用了一些我以前的创作经验。因为我有想表达的欲望，有对女人用音乐表达的审视，就写下来了。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听了说，这是一个女性的自白。

三联生活周刊：您觉得这是对您作品的最好的评价吗？

陈其钢：我不敢这么确定。但往往对音乐有客观评价的不是音乐评论家，而是听音乐的普通观众。因为他们只凭直观，没有专业背景分析；只听主旨，不会注意技术的枝节。

三联生活周刊：从人性和情感的角度写作品是您有意要保持的风格？

陈其钢：我觉得我这一生很丰富，我写人性和情感是因为我的经历和自信。这不是特意的，是一种直观的敏感反映，我可以时刻观察自己和他人，同时对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音乐创作本身是个孤独的专业，需要独处，好处在于可以思考。我一直真实地面对自我，也坚持真实地面对观众。能不能天天说实话，这是个问题，但乐如其人，所有音乐都是最真实的表达，我是很由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