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收紧富人空间？

（文 / 邱海旭）

在中文里，也许只有“穷奢极欲”这个词能跟英语的“Wretched Excess”相对应，9月23日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一篇描写中国富人生活的文章以此为题，已经清晰反映了文章作者和《时代》的态度。这篇文章随后遭到浙江私营旅游业巨头——宋城集团的反击，在一篇题为《请不要如此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的声明中，宋城集团义愤填膺地说：“《时代》的报道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描绘成愚蠢、奢靡、颓废、狭隘、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和土财主形象，这是阴魂不散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又一明证。”

《时代》自然能找出很多根据来否认“妖魔化”的指责，毕竟“价值不中立”本就是其一贯秉持的原则。至于与事实有哪些出入，《时代》上登着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接受采访的照片，最后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致搅闹不清。

不过有意思的是，宋城集团指出的很多“奇谈怪论”其实并非出自《时代》原文，而是后来经北京某媒体翻译转载的结果。例如原文有一句“这些富裕阶层的挥霍行为可以部分归因于他们饱受抑挫的过去”，翻译过来却是“这些挥霍行为应当归咎于他们的低素质”。原文中提到深圳一位35岁的房地产商“王”，称其在“最近的某个周五”享用了一顿粤菜，价值1000美元，在中文版里这个人变成了具体的“王石”，并称：“通常，他们会在周五晚上到一个会员制的俱乐部去吃粤菜，一般这样的一顿晚餐费用都在1000美元以上……”文章后面又提到一次王石，这次地产商兼登山家王石则变成了51岁。

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心，转载《时代》文章的国内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夸张了原文的嘲讽口吻，或者他们转载此文本身就是意在凸显自己的立场，毕竟近一段时期以来，“抨击富人”已经成为媒体乐意渲染的一个卖点。而我们也不妨做以下揣测：如果这篇文章没被稍做加工介绍到国内，并进一步在传媒界扩散，宋城集团大概也不会措辞强硬地发表那篇声讨西方媒体的檄文。尽管守财与夸富自古就是中国富人并行不悖的两大传统，但其消费方式被恶意地无端放大曝光，被人说成穷奢极欲总是一件敏感的事情。

可人们还是有理由发问：宋城集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受的《时代》记者采访？既是接受采访，是不是就应该有在传媒中被负面化的准备？其实，国内公众对富人生活的关注度并非如宋城集团预测的那样，至少那篇文章被新浪转载后，直到十天后宋城发表抗议声明时论坛里的评论还不到5条，声明中所谓的“一时议论纷纷，以讹传讹”显然言过其实。亚当·斯密就曾说过：“几乎所有人对富人和大人物的尊敬都超过对穷人和小人物的尊敬；而对前者傲慢和自负的钦佩甚于对后者真诚和可靠的钦佩。”

这桩事情或许能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从全世界范围看，媒体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企业家个人素养的监督一定会趋于加强。安龙丑闻爆发后，美国几乎所有的严肃大报都在反省自己担负的责任，包括《财富》在内的财经媒体都曾加入过吹捧“CEO 英雄”的行列。而在另一方面，安龙、世通等丑闻的曝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媒体不断深挖硬掘，对其施加强大舆论压力的结果。在国内，“银广厦”之后舆论监督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如何加强媒体对企业的监督力度。

《时代》文章提到的一些私营企业本身已是上市公司，宋城集团也已于今年5月8号结束了上市辅导期，它在声明中称自己为“拥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志在上市绝不是坏事，要“做大做强”，上市是必由之路。而一旦选择了这条路，自然也就意味着“家族企业”开始向“社会企业”转化，企业必须担负更多信息披露的责任，在财务、经营和决策过程上向公众透明化。这方面硬的规定包括《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及沪深两市《上市规则》等等，而公众作为实际或潜在的投资者，自然有权力通过媒体了解企业及管理者的一些“软”信息，包括经营者个人情况。这些信息也许并不见诸于有关规定，但却会对投资者选择产生实在的影响。那些选择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面对的监督压力可能更大——海外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自然更加严格。此外，就《时代》的报道看，由于和读者群的文化心理相距较远，中国富人的某些做法显然更能引发咋舌的效果。

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来说，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必须腾出很大一片个人空间接受公众舆论的质询与监督，他们那些为常识所不容而又不那么“现代”的奇思怪想最好永远藏在心底——道理很简单，一个以自己儿时梦想规划企业前途的领导者，是不会在投资者中产生什么公信力的。

当然企业主们有一个好的选择规避这种监督，那就是永远不上市。事实上，今天浙江的很多民营企业都已经结束了上市辅导期，但始终不愿跨过那道门槛，这样蕴含的一个好处是既能标榜自己为现代企业，又能理直气壮地向批评者甩出那句老话——我花我的钱，你管得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