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文 / 苗炜）

1974年，克鲁伊夫说他不想为荷兰队去踢世界杯。1994年，古力特说他不想为荷兰去踢世界杯。德国球星舒斯特在其职业生涯中拒绝为国家队效力，他的同胞埃芬博格却是被开除出国家队的，因为他向球迷伸出侮辱性的中指。桑普拉斯极少为美国队去打戴维斯杯，阿加西在1996年亚特兰大为美国拿到了奥运会金牌，这却是他状态最差、在职业比赛中碌碌无为的阶段。2002年世界杯，爱尔兰头号球星基恩与主教练麦卡锡不和，他离开球队回家。虽然球迷和赞助商一直希望双方以“国家利益”为重握手言和，但直到爱尔兰队在世界杯上出局，基恩还在家里遛狗。球星为国家效力还是不效力，是体育新闻中常见的内容，众多球星，如本赛季的马尔蒂尼，都是选择先脱离国家队，再为俱乐部工作两年，而后退役。这种淡出的轨迹在中国却颠倒过来，许多已经退役的运动员，受“国家利益”的感召再披战袍。现在，更戏剧化的情景出现了，王治郅被开除出国家队。

2001年4月，王治郅在美国达拉斯与小牛队正式签约，成为中国和亚洲第一个在NBA打球的球员，他迈进NBA赛场的第一步、第一次得分都在电视中反复播放。人们已经接受这样的标准——NBA是篮球的巅峰，每个篮球选手都以那里为梦想。

2002年的世界男篮锦标赛，诺维兹基带领德国队获得第三名，他是王治郅在小牛队的队友，在他是否能参加世锦赛的问题上也有过争论，小牛队老板库班认为德国队没有为其办理“足够的”保险，据说诺维兹基是自己花20万美元买了保险为国家效力。有批评说，与诺维兹基的爱国行动相比，王治郅太让人失望了。

由王治郅该不该回国，可以引发出许多问题，比如亚运会的金牌是不是重要，他能不能算是职业运动员？拿纳税人的钱供养运动员和那么多的体育官僚，这样的体育制度是不是合理？为什么社会上许多年轻人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而一些优秀的运动员还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有王治郅的军人身份。在这样众说纷纭之上，“爱国”被当作一种终极价值，一开始，没有人愿意拿这个大帽子扣他，好像一旦扣上这帽子，这事情就被抬到了一个不理智的高度。但在王被开除之后，他也盖棺论定地被说成是“没有集体荣誉感”，“不爱国”。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国家的概念、公民与国家彼此承担什么责任的高度去讨论，“爱国主义”是个需要审慎对待的词汇。但是，别忘了，我们在体育竞赛中看到许多煽情的场景都是升国旗奏国歌，奥林匹克从来就没有摆脱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在我们为奥运健儿或亚运健儿举办的庆功会上，常常听到这首歌——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们还知道中国羽毛球队的主教练李永波唱这首歌非常拿手。这个主旋律在老电影《女篮5号》中就被奠定，那个电影里的篮球教练在旧上海参加资本家组织的联赛，后来他把新中国球队打到世界看成自己新事业的最高理想。

在这里不妨引入一个概念，就是“事业社团”。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认为，人是有目的的、追求满足的行动者，合作的基础也显而易见。因此，有共同目标或利益，追求相同理想状态的人都可以合作，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称为一项事业，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合作团体称为事业社团。这些说法多么通俗易懂，我们可以顺利地延伸——体育是个事业，干这行的人都想拿冠军，所以我们的体育总局就是个“事业单位”。

奥克肖特说，既然这种社团致力于实现所有合作者的共同目标，因此，合作者之间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关系，任何选择脱离合作的人都能自由撤出。也就是说，王治郅不把拿世锦赛或亚运会冠军当成自己的目标了，他想在NBA挣钱，他有理由退出。许多明星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到这里却扯上“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了。这是因为，一个社团有规则，有决策程序，人们会产生误解，以为它是个政治结构，一个政治团体或者说国家这种合作形式，也容易被当作是一种事业社团来看待。奥克肖特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社团，虽然它也可以和人的自由相协调，但前提是不要把它同事业社团混为一谈。这是奥克肖特著作《论人类行为》一书的核心观点——如果有意用事业社团的模式来建立国家，然后又使之具有强制性，国家和人的自由就无法相容。事业型国家的每个公民，将被迫服务于一个或多个不属于他们自己、因此也违背自己意志的目标。

看得出来，奥克肖特是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但在自由主义思想家里，他算最保守的一个。与“事业社团”这个概念相呼应，他还论述了“公民社团”，这里就没必要引述了。

最后我们再来句断章取义的名言，引自《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马克思教导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