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30年后的中日关系

（文 / 吴鑫）

“简直可以召开国民议会了。”这是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9月21日同钱其琛总理会谈开始前的一句玩笑话，因为桥本看到，前来中国参加中日恢复正常化3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85名国会议员在会见大厅的入口处排起长队。桥本此次来京的头衔是“庆祝中日恢复邦交30年、发展中日关系议员会会长”。

这次日本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访华团，包括3名前首相和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出席9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友好交流大会的日方代表约1.3万名。其实，庆祝恢复邦交30周年开展的一系列日中交流活动从今年春天就开始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陆续展开。最具民间影响力的活动是9月22日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举行的当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中日歌会，着装和造型深受中国年轻人喜爱的滨崎步等中日著名歌手吸引了众多歌迷。

有意思的是，9月22日的这次巨型交流大会是中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北京有一家媒体对日本13000人的访华团在华消费做了测算，如果每人消费2000美元，那就是2600万美元。除乘坐民航班机外，代表团还专门租用了12架包机，北京市内的83个供外国人下榻的饭店被日本人挤满了。

这个现象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说明了经济关系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恰恰为当前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某种注脚。

三联生活周刊：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两国在今年组织了一系列大型交流活动。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一些活动规格比较高、气氛很热烈、两国政府很重视，但在民间或者说是国民舆论却相对冷淡，这是为什么呢？

凌星光：中日两国政府重视这样的活动是很自然的。现在世界经济主要是三大块：北美、欧盟和亚洲。亚洲近年加强团结的趋势比较明显，东盟十国和中、日、韩这个“10+3”机制就发展得比较好。这就是中国和日本加强合作的一种国际背景，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必然。

而且，尽管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但人均GDP还是很低，需要日本的资金，需要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日本也很需要中国，去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了800亿美元。从外交上来看，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大国，进行合作非常必要，也是日本摆脱美国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需要。我认为，尽管同美国打了招呼，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就是日本独立外交上迈出的第一步。

这次邦交正常化3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从去年就开始做准备。然而，两国在政治上或者说思想感情上的纠葛却造成摩擦不断，包括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包括民间索赔问题等，一般老百姓的反映都比较冷淡，媒体虽有些报道，但并不多，也不热烈。

我一直用“热”、“凉”、“冷”三个字来形容中日关系的三种状态。现在感觉日本方面是“凉”偏“热”，在目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大背景下，感情上是热不起来的，只是对中国更重视更关心。最近国会议员访华很多，这是新的动向。今年3月份我在大阪机场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方面的书籍，9月份在同一机场的书店里，看到的多是“把握中国机会”、“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方面的书籍。这可能是一个侧面吧。

中日两国加强合作有利于双方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江泽民出席了友好交流大会，讲话并接见了一些日方代表，小泉也出席了中国驻日使馆的庆祝仪式，但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里却没有两国最高层的直接接触，让人觉得有点遗憾。记得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时候天皇夫妇曾经访问过中国。

凌星光：小泉因为今年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担心不会受到热烈欢迎，他就推迟了秋天访华的计划。外交活动只有在有群众基础时候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据我所知，中国方面本来有人提议邀请日本皇太子夫妇访华，可是现在不是那个气氛。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并签署两国建交协议，那时群众基础已经有了相当准备。其实，1992年的时候日本天皇访华后，中日关系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善，日本后来甚至出现了政治右倾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文化交流或者民间交往可能更有效果，重点应该放在学者之间和民间人士之间。5年之后，有了中日双方的群众基础再邀请皇太子夫妇访华也不迟。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学者对中国或者中日关系的看法近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凌星光：日本的学术界和经济界越来越认为日本的战略重心应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转移。

过去日本的战略重点一直在美国。军事上，有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在日本还有大量的驻军；在经济上，美国是日本最大的直接投资国和贸易伙伴国，东南亚国家也是日本重要贸易伙伴，但日本很多的机器零部件向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组装后的经常最终还是销往美国，这就是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所以过去日美贸易摩擦都是日本让步。

9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发展重点越来越向东南亚和中国转移，对华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多。我是日本的“国际经济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有30多年的历史了。学会里有个著名的学者叫小岛清，他过去一直非常重视美国，当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议东亚共同体时，他还认为，没有美国的参与不可能实现，现在小岛清教授却大力提倡中国和日本紧密合作，搞东亚经济圈。在学术界和经济界，要求日本的对外战略应该转移到东亚来，要利用中国经济发展谋求日本经济复苏的呼声越来越大，其中还包括经济产业省的一些官员们。

三联生活周刊：这将如何影响中日关系呢？

凌星光：虽然一般的百姓中还没有形成这个潮流，但经济是基础，学者是先锋，迟早会广泛影响到政治和一般群众，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经济上的战略重点转移最终会产生政治影响，那么如何解决和美国的之间的安全战略关系呢？

凌星光：其实这是个战略矛盾。对日本来说，在经济战略上，转向东亚或者中国是必要的，但是在安全战略上，美国又是重要的。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中日关系也造成了不利影响。日本有些人对中国一直存在提防心理，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担心中国报复，因此需要依赖美国和日美安保条约。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不过这种主张在日本还没有占主流。

三联生活周刊：前不久日本政府决定削减对华日元贷款，幅度是1979年开始试行以来最大的一次。自民党内有一种声音说，中国用这些钱发展了军事力量，而且经济高速增长对日本来说也是为威胁。

凌星光：除了刚才说的战略矛盾，日本政治中还有两大矛盾影响着中日关系。在过渡期内，这些矛盾有时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只有解决好这些矛盾，中日关系才会一帆风顺。

一个是心理矛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亚洲惟一一个属于世界列强的国家，一直有种优越感。他们弄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就是盟主，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应该支配亚洲。“二战”后，日本的优越感削弱了，可是没过多久，日本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成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优越感再度抬头。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在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时就表示过自己是“代表亚洲来参加会议的”。

但是现在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却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东南亚、欧洲、美国也都越来越重视中国了，它的“亚洲代表”身份好像受到了“威胁”，心理就感到不舒服。

另一个是政治矛盾，也就是日本的亚洲外交和国内政治右倾化的矛盾。右倾的政治家们既反美又反华。日本国内90年代后半期出现政治右倾化趋势，其重要背景是，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所带来的经济困境。因为在90年代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很好，日本夹在中国和美国中间，感到了压力，有种“憋气”的感觉，这给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土壤。日本的一些媒体90年代中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搞“新国粹主义”。比如教科书问题，以前也有，可是影响不太大，这次却不同，吸引了不少青年。编写新教科书的右翼学者主张，要重新评价美国战后初期在日本进行的教育改革，认为那使日本青年失去了民族精神；对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尽力美化，说什么“偷袭珍珠港是为了自卫”，侵略东南亚是为了从欧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也注意到，中日关系几乎每年都会受到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影响，都会在亚洲国家中激起强烈的抗议，阻碍了日本推行亚洲外交。

凌星光：是的。这是一个老问题，反复发作，反复激起强烈的民意反弹。对于双边关系相当有害。我上次在复旦大学讲课时，一个研究生就说，日本政治右倾化，中国只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和日本的关系就无所谓了。这样的思想如果形成潮流就不利于中日关系和东亚团结。只有上述三大矛盾得到解决，日本的亚洲外交才能真正施展开来，中日关系才能走上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