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信(21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宇文芸 韩福东 严阳 徐迅雷 向明 老石)
“南京的投毒事件终于让最近曝光越来越多的集体伤害案件达到了一个高潮,要说清楚为什么简单的早点生意争夺会演变成大规模的伤害事件,恐怕需要作一次旷日持久的社会学研究。而公众对这类事件几乎没有防范的能力,于是就生活在危险之中。”
南京 宇文芸
北大的“右派”指标
据报道,从本学期开始,北大将杜绝考试100%的通过率,原则上各门课程的不及格率将控制在1%至10%,如果出现某门课学生全部及格的现象,学校将会追究老师的责任。同时,从这个学期开始,如果本科生4年累计15学分不及格,将会被勒令退学。而在此以前,4年累计15学分不及格的学生,是允许重修的。
北大此举与当年按比例划右派有一拼,这种没有客观衡量标准而以人口比例作划分依据的做法,是没有科学性可言的。我们不能事先定出某地一年一定要出几个死刑犯,而要根据犯罪事实依《刑法》的量刑标准对罪犯定罪,事先确定死刑人数的做法可能导致为凑足人数而使罪不该死者赴死,也可能导致因人数过剩而使原该处死者得以轻判。这样做的结果是,考试标准将不依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来定,而以一定比例学生所实际掌握的知识为尺度。
末位淘汰制隐含着这样的价值预设:不好的学生一定是依一定比例存在的,不可能每个学生都是符合底线标准的。在这种价值预设下,对学生的考评不是以知识为标准,而是以人数为标准,学生是否合格要看他相对于其他学生是怎样的。至于那些相对不足者,连重修后再次考试的机会也被剥夺。
末位淘汰制似乎是对大学“宽进严出”呼吁的一个回应。的确,这样可以达到一定的“严出”效果。但而今北大的做法,简单是简单,不过,粗暴了些。
北京 韩福东
认真倾听另一种声音
9月22日,来自英国各地的40万名乡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到大都市伦敦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阻止捕杀狐狸。据报道,示威者包括猎场管理员、猎人、农民和其他生活在郊区的各阶层民众。这些人中,还有不少是从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偏远地区赶到伦敦,参加这次名为“自由和生计”大游行的。英国人的环保意识客观地说,还是相当强的。不说别的,我们只说一个人,那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因在非洲的腹地进行大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写出了《我和大猩猩》一书而蜚声世界,并最终惨死在偷猎者枪下的古德尔女士,她就是英国人。因此,我们相信在英国,动物保护人士谴责猎杀狐狸这项运动过于野蛮,政府有意出台禁止这种行为的相关法令,是有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的。
为什么政府拟将制定的法令,与世界性的加强动物保护、保持生态平衡的潮流相一致,而且肯定也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公然反对,大张旗鼓走上了伦敦的街头?英国政府又为什么能够容忍反对者如此激烈的“对抗”行为?也许,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应有的民主权利。
换个角度说,就是这些人的意见,也未必没有可取的东西。例如说,英国反对禁止捕杀狐狸的那40万人,他们的“自由和生计”,作为政府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考虑?而如果政府即将出台的此项法令,无法得到这40万,不,应该是这40万的示威者所代表的群体的拥护,那么,执行起来,自然也就困难多多、麻烦多多,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应了那句老话,只有一种声音比什么都危险。
江苏 严阳
制造“现代江姐”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谁有权使用暴力?9月23日出版的《新民周刊》披露了一起暴力取证案。在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东北少女纪海云竟然被诬为“卖淫”,被“防暴大队”的部分警员毒刑拷打3小时,直到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后经抢救捡回一条命。这期间有一个经典对话:一警察问:“廖局长,这个小姐嘴硬怎么办?”答:“照老办法办,我看她不会是江姐吧?”
“防暴大队”不仅“享受”动手的暴力摧残之快感,而且还“享受”动口的精神摧残之快感,特别是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人性堕落的最核心问题是以自己的“权力”来强奸他人的“权利”,可悲的是,公民个人权利被践踏的时候,警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所谓“打击犯罪”。从今年6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力量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进行专项打击,指出要集中力量查办六类职务犯罪案件,其中第六类就是“基层多发的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暴力取证、破坏选举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职务犯罪案件”。几个月过去,看来这事并不好办,办好更难。灌云县公安局的马局长对《新民周刊》记者说的话是:“这样吧,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报道,这俩警察,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基本原则是剥去衣服(制服)。”至于马局长自己,看来一点责任也没有。
两个警察被剥去制服,依然会有两个警察穿上制服顶进来;治标不治本,第二个纪海云如果还是像江姐,那么“现代渣滓洞”就等着她。
杭州 徐迅雷
一字之差的背后
一段时间以来,大小媒体有关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报道,让人耳朵都听出茧来。然而,近日有报纸披露,“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早就跟英国“吉尼斯”无关。首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当初在工商部门注册时,是“基”尼斯,而非“吉尼斯”。如今,在“大世界”颁发的证书中为何又使用“吉”字?对此,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的人解释说,这是英文译音问题,其实是一回事。据我国《商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的”即属违法行为。
刚刚完成了“极限蹦极”的张迪,日前就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告上了北京市西城法院。本来,无论是打破“世界吉尼斯”,还是“中国之最”记录。一要在时间上不同时,二要有统一参照标准(或可比性)。然而,大世界基尼斯在颁发“单人单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最”之后,又向第二个单人骑摩托车者颁发了“驾驶国产‘隆鑫’摩托车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最”。这不禁让人起疑:莫非每一个牌子的摩托车都可以颁发一项“穿越”记录不成?
据悉,目前由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定的“之最”有1400之多,其收费从2000元到30000不等。与此同时,英国《吉尼斯纪录大全》一书(2001年版)中与我国相关的记录仅48项。并且,申报、审核英国吉尼斯不收任何费用。而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不仅收费,还有些“名不副实”。难怪张迪在起诉中,除要求收回18000元申报费外,还要求对租用飞行器、车辆、聘请教练等51000元及精神损失费5000元的赔偿。
可见,这“基”尼斯与“吉”尼斯一字之差的背后,主要还是打着别人“旗号”,谋取“暴利”的动机。这与“假冒伪劣”商品的性质颇为相似。
福州 向明
变味的调查问卷
最近参与了一项官方大型问卷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全面客观,让答卷者无顾虑,主持者采用社会学随机抽样方法,基层单位组织群众抽签答卷,并将印好地址、贴上邮票的回收信封随问卷发放,答卷者匿名答完邮回即可。可是回收的问卷中,有的夹带着单位自己写的《答卷说明》,《说明》要求对答卷者登记造册,有的单位要求答完后必须交单位统一邮寄,这明显是“威胁、警告”答卷者,或是暗示答卷者——你们写什么,我们都掌握,看着办吧。
经常看到报纸发表一些激动人心的调查报告,从各行业收入到党风廉政建设,从人均住房面积到报刊发行量,甚至气象预报都有“满意度调查”。不知这些调查有多少受到干扰,但我们遇到的事情,恐怕并非绝无仅有。此前一家民营调查公司搞了个十余城市市长的调查报告,对市长们评价颇高,群众满意度很高,市长们肯定能连任。依常识讲,在中国做一个掌管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生计的市长是最难的,以目前各级政府财力和要办的各项事业来说,永远捉襟见肘,就别说有些省市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以中国目前的诸多头疼事,老百姓不骂街就很不容易了,我不敢怀疑此市长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也不相信调查公司为赚钱为讨官方喜欢如此,可能中国最好的市长都在调查之列了吧。
北京 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