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11)

（文 / 张小树 张卫 陈真 莫幼群 艾君 魏文彪）

“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把不同的投资方式和投资者晚上的睡眠质量联系在一起：购买住房是仅好于黄金的投资，晚上会经常做噩梦。看起来，把中国的地产10年称为壮丽的10年是看到了开创性的一面，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 

北京 张小树

能让副市长有尊严地死去吗

一份符合国情的“脑死亡”诊断标准，最近已由卫生部制定出来，对许多国人来说，无疑将大大松一口气：那些曾经犹如石头般压在人们头上的关于孝心、关于短缺的医疗经费和资源、关于明明知道没希望了还非要“死马当成活马医”——等等，都因为新标准的实施而得到比较及时有效的解决。但是，看到一例：本埠一医院的高干病房里，住着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因车祸已躺了4年多。熟识的医生私下说，这样活着真是造孽，已经花去200多万，关键是他脑子没用了，根本没希望再醒来。其实，最人道的方法是让他有尊严地光荣而去，但谁敢做这样的决定呢？他问我。

经调查我才知道，这病案里有一奇特的三角关系：即众官员、家属和医院在这病案中各自充当的角色。就众官员来说，没一个人愿对此事表态，这态可能也真不好表。对家属来说，道理则简单明了。而对医院来讲，更不会有多余的话，别的不说，每天空调病房的费用也相当宾馆标间的收费呢。于是，这奇特的三角关系年复一年演化下来，一具只能靠仪器艰难维持的躯体——脑子已经坏死，但又不能让他死。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动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的权利，也有选择死的自由。但对一个脑子已经死亡的皮囊，他怎么可能去选择死的自由？其他人因各自的利害关系也不会去帮他选择，那么，就让咱们的副市长大人继续10万、20万、50万地消耗下去吧一一反正花的是国家的钱。再如果，即使新的脑死亡标准执行了，类似问题真的能让所有的人都松一口气吗？

重庆 张卫

我父亲与黑手党的关系

我遇上了大麻烦，我刚出生的女儿将得不到合法身份。我家在一个小城市，我的户口与档案在省城，工作单位在北京，我的老婆与我青梅竹马，她的单位编制在同一个小城，却没拿过一分工资，与我一样，她也在北京，给外国人办事。我在女儿床边抓耳挠腮了一个月，眼看期限到了，还要面临超期罚款，我还是没有凑齐办户口要的各种证明。

我的父亲是这座城市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身材瘦削，温和，忧郁，父亲说：“你去吧，代我问候他们，有困难给我打电话。”我只花了一个半小时就给女儿办好了户口，手续简单得让我不敢相信，我的父亲竟然轻易摆平了这座城市。父亲说：“今天的事情你也经历了，我们都是善良人家，按常理我们应该得到保护和关照，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朋友帮助，我的孙女就没办法上户口，更别论在省城和北京。难道咱们的孩子就该受这个委屈吗？问题不在我们这儿，这么多关卡，这么复杂的审批，如果按部就班，等户口办下来，孩子都上小学了。你走这一趟只花了一个小时是吧，它可能需要我花一年时间来善后。他们都那么积极，是因为他们有求于我。”

“你了解你的父亲，我没有什么本事，当年带着你从农村来到城市，就是想谋份好一点的生活。这些年就是老老实实做我的教师，规规矩矩当我的校长。不得罪谁，也不讨好谁。在农村就知道邻里之间有个照应，这里也是，人求助到我这里，我就尽力帮忙，也不求什么报酬。同样，咱们有事麻烦别人，别人也都当成大事来办。十几年来，咱们家负担很重，从来没有余财，我也从来不收钱，但是我积累了很多关系，都是不图咱们什么，一心想帮忙的，看病可以少花些钱，亲戚乡邻被公安局抓了可以少住些日子。我从不送礼，这些都是咱平时好心落下的好人缘，也可以说他们该我的。在这样的城市里，没有一点关系，什么事都按规定来，生活会很难。”

从小城回到北京，我又开始了奔波和忙碌，渐渐忘了这件事。夜里歪在床上看一部美国影片《教父》，说的是美国纽约黑手党的事，黑手党教父考利昂老头子正在和他的教子们说话，神态温和善良，却令我从床上怵然跳起来，像发现了鬼。电影里老头子平静地说：“孩子，友谊就是一切，它比天赋更重要。朋友比政府还重要。朋友简直等于自家人，千万别忘记这一点。没有比友谊更有效的手段，如果你用朋友的友谊筑起了一道防线，你也就不会要求我帮忙了。” 

北京 陈真

黄金周还是鸡肋周

“十一”长假就在眼前，按通常说法，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旅游黄金周”。然而，就不同的对象而言：黄金周的含金量又有几何呢？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七天长假是标准的“鸡肋周”，呆在家里无聊，出去玩无趣，整个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长假一结束，免不了会染上“假期综合症”，工作起来慵懒无力。病情严重的还得上医院就诊，于是再次以医药费的形式对“拉动经济”做出贡献！对交通业、旅馆业、餐饮业来说，则是“红眼周”。这几个行业的人忙了，眼睛红了，腰包鼓了，可说不定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就暗藏着安全、卫生等方面隐患。国庆前，民航总局明令禁止“红眼航班”飞行，但没准又会冒出什么“红眼汽车”和“红眼餐馆”来。对旅游景点来说，更几乎是“受难周”，由于超负荷“接客”，许多景点在呻吟，在喘息。打一个不太雅的比喻，就像一个柔弱的青楼女子，被榨干了身体，元气大伤。

事实证明，“五一”、“十一”这样的人为长假虽然有中国特色，但存在着很大弊端。早就有专家提出，要变统一号令的“赶集大出游”为个人休假制度。但短期内似乎还没有改变的可能，甚至还有消息说，准备在“五一”和“十一”之间，再设置一个七天长假。可见，经济拉动还没到时候。 

合肥 莫幼群

称为“归正”难道就好？

据中新社讯，从今年10月1日起，浙江省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等特殊人员，将被统称为“归正人员”。为此，浙江省还公布了《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

有人写文章对此叫好。我以为，把他们称作“刑释”或“解教”人员，的确是“使人有终身难除污点之虑，也难解在人群面前头低三分之忧”，这样的称呼肯定不好，早就该废除了。问题是废除之后改叫“归正”，这里的“归正”实际上是指“改邪归正”，言外之意是某某人过去曾经“邪”过，现在“正”了。如果说叫“刑释”或“解教”容易让人想到“前科”，那么叫“归正”是不是就不会让人这样想了呢？很难。还有一个问题，按过去说法，实际上是把“刑释”和“解教”区分开来，因为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统一”了称呼，那些被“解教”人员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被“刑释”人员，这也不公平。

实际上，对那些曾经走过弯路的人来说，他们既然“浪子回头”，就不愿带着任何“黑色印迹”，我们对待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正常的公民，而正常的公民是不需要有任何歧视性的身份差别的。 

郑州 艾君

“作案经过仍未交代”所蕴深意

8年前华中农业大学女博士被害案嫌疑人殷兴汉日前被警方押解回武汉。在对案发现场及殷兴汉何以被警方纳入视线进行描述后，9月17日《长江日报》的报道最后写道：目前，殷兴汉对具体作案经过仍未交代。

在类似案件侦破报道中很少见有犯罪嫌疑人“仍未交代具体作案经过”的说法，基本上全是说“犯罪嫌疑人已供认不讳”的。在对未判决案件的报道中，出现“已供认不讳”之外嫌疑人态度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司法理念的更新与进步。

警方不因急于表明案件是真破了、已办成“铁案”，而将嫌疑人态度一律说成是“供认不讳”，甚至拒不认罪也故意掩盖，因而“作案经过仍未交代”一句首先反映出一种实事求是的办案态度。而这样其实也给办案机关留有余地，避免出现前既“供认不讳”后又无法定罪的尴尬。

任何人都有权利不被要求自证其罪，警方在开始讯问前都应告知对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因而一句“作案经过仍未交代”还反映出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尊重。如若承认保持沉默是可被容忍的甚或是种权利，那司法机关就要依靠扎实的证据而非口供定案，这样就迫使办案机关要多在搜集有效证据上下工夫，从而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减少刑讯逼供、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所以说，一句“作案经过仍未交代”还反映出口供的淡出及证据的益发被看重，体现出的是种现代司法理念。近年来，一些“零口供”案件的出现都是重证据轻口供理念下的产物。

南昌 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