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登山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青春的激情和冲动在这些年轻的登山者眼中闪耀 （陶子 摄） 

和尚与珠穆朗玛

在登山者的酒吧里，照培法师是个话题，很多登山者都告诫记者，不要过多地描述照培，会产生“误导”。照培原是一位从没登过山的和尚，今年5月他一个人登顶珠峰，随后安全返回。

记者在北京西郊见到了这位传奇的和尚，他今年28岁，身材瘦削，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居室的墙上贴着西藏登山协会颁发的《珠峰登顶证书》。照培1992年在五台山出家，4年后到北京佛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广济寺，2000年离开，开始云游天下。

2000年时我想走出去看一看，在寺庙的修行太舒服了，我要去外面体会众生疾苦。我向我姐姐和朋友借了钱，出发时终于有了两万元。我每天都走，日夜不停地走，困了就靠在车上，一年下来没怎么住过店。在新疆时我经常只买一个馕吃三天，一年中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县。那一年的11月，我从新疆叶城进入西藏阿里，从阿里到拉萨搭大货车走了10天。路上我许了个愿，要去爬珠穆朗玛，主要目的就是“立信”——我会说到做到，以此来考验我的判断力和忍耐力，这是实现我宗教理想的第一步。

我在此前从没登过山，但我并不是蛮干。2000年云游归来后我开始准备，其实在北京，我所有对珠穆朗玛的知识只来自一本书——科莱考尔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本书我看了半年多。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我去，但他们还是给了我最大的资助。2001年下半年我开始准备器材，到三夫户外店去买冲锋衣，他们甚至都不肯卖给我，认为会害了我。2002年1月9日我从北京出发，14日到了拉萨，朋友介绍仁青平措做我的教练，他今年59岁，曾经担任西藏登山协会副主席。我那时就住在西藏登山队的驻地，他们一天只收我5元床位费，还借给了我一顶炊事帐篷和若干设备，我一天也只吃一顿饭。我并没有做任何的体能训练，在拉萨也只是每天绕城走一圈。但我有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心态，我没有什么欲望，我只是亲近山，我不会紧张也不会恐惧。我向西藏登协申请时说：“我能爬到哪儿，爬过就行了。”另一件是我的忍耐力，2000年行脚时，在西藏我10天都没有合过眼，我可以不吃不喝走一两天的路。

3月9日我和仁青老师出发了，3月11日到了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此后一个月我在大本营接受仁青老师的登山训练，学习各种器材，爬遍了周围的一些山头。4月11日我第一次上到6500米，建立前进营，仁青老师也跟我上来了。很奇怪我一直都没有高山反应，6500米是一个坎，很多著名登山家到这里都睡不着觉。每天睡觉前，仁青老师都问我怎么样，我的感觉跟在平地差不多。直到8300米以后我才开始吸氧，后来我回北京后称了一下体重，一斤没少。这时候仁青老师相信我会成功的。4月24日我攀登到7070米建第二个营地，到28日我一共往返了7次。我没有雇佣夏尔巴人，都是自己背。开始我不知道，夏尔巴人最多也只能背40斤，而我第一次就背了这么多，把我累坏了，我后来就减到20斤左右。后来，很多登山者一直把我当作夏尔巴人。有一次我掉进了冰缝，但我马上就用冰爪制动，一点点爬

了出来。我开始只有两顶帐篷，在大本营又买了一顶，花了430美元。5月15日我上到7900米，这一段路我雇了一个夏尔巴人向上运了3个氧气罐，16日上到8300米的突击营，给了他800元人民币。我的运气很好，接下来是一个晴天，17日凌晨3点我出发了，12点一刻登顶。有人问我在山上是什么感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看照片上我还是傻呆呆的，也没什么喜悦，只是我做到了。我注重过程，我的心灵很安宁。这次登山一共花了12万元，国外平均一个人要花上3～5万美元，如果现在银行里我有5万元存款的话，我会把希夏邦马和卓奥友都爬下来。

张为：登山就是郊游得厉害一点

12年前一个夏天的黎明，清晨5点，一个男孩儿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驶出清华，他的目的地是200公里外的塘沽开发区。10点钟时候他会找个地方休息，躲过午后的骄阳，会吃自己带的馒头，5分钱一个的馒头，喝清华园带来的凉白开，买不起公路边一角钱一斤的西瓜。这个男孩叫张为，清华登山队的创始人，他现在已经36岁，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

我要去和开发区加利加制鞋公司的老板谈赞助，那年我和北大同学组织去登玉珠峰。我没有一个公章，没爬过雪山、没有一张与雪山的合影。凭着酷暑中北京到塘洁的三个自行车来回，感动对方，得到7500元和10双鞋子。为了拉到赞助把很多事说成‘首次’，这是件很难堪的事。我的背包是中国登山队的一位队员送的地质包，他几年后登梅里雪山时死了，那个包连钢骨都没有。我们没有钱，火车票都没买几张，男生藏在座位底下，女孩子背着药箱在车厢间窜来窜去逃票。现在人爬长城都带GAS罐，我们当时没有，带的是汽油。在大雨里走了12天我们才进了山。记得我和北大登山队的拉加才仁登上山顶，他说你看那是什么，山顶上有一座铁塔，那是50年代军队上来时修造测量高度的航标塔。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说，直到30岁以后回到清华登山队，说在我们登上玉珠峰多少年以前，就有战士背着水泥、石头上去过。从玉珠峰下来，我们倒在沼泽地上走不动，是12个淘金人开着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大本营去的。我们回来后像英雄一样，但照片上没有救了我们的淘金者。

登山爱好者们在交流中很容易就凝聚在一起 （陶子 摄） 

陈杰：一个人的登山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体的登山者仅仅是无意中完成了一个集体的梦想。2002年，登山史还不到两年的陈杰，登上海拔为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我是民间个人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第一人，但这绝对不是故意的。”陈杰说，“我认为攀登之于人，是一种本能，但我现在非常矛盾，不知道该不该放弃。”

这位以“本营”之名更为人所知的登山者，是某国家部委的公务员。

我每个白天上着有规律的班，为了训练，晚上11点多加班回来，还要跑到1点多钟。最麻烦的是，我是家里的老单儿，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父亲过世后，更为要紧。其次，就是要占用大量工作精力，同事们只知道我喜欢爬爬山，不知道我其实那么玩命。更要命的是，收入不高，为了登山只好省吃俭用，并熬夜写稿挣点外快。常常买的是装备是“尾单”和“甩货”，就是老外订成千上万件货，多给一个零头的材料，国内工厂留下来自己加工，廉价买出的高山装备。比如甚至可以花600到700元，买到正品为5600元的一件冲锋衣。

我三次进藏，连布达拉宫都没去过，而是三次登山。三次登山用的是三次假一一献血假，国庆假，登卓奥友时用的是探亲假。我以为，登山者是用肚子来登山的，于是他平日在家，自己做酥油茶，自制炒面，自己和在里头，做成“糌粑”，训练着吃。平日熬夜登山，打破生活节律锻炼；进行耐寒训练，常年用凉水擦身，洗凉水澡，每天早上喝凉水。登山时候，因为经费紧张，吃得不好。伙食费预算只有1500元，决算是1700多元。曾在前进大本营吃了十天以面条就咸菜，土豆加白菜叶子为主的伙食，因为从不挑食，而且能吃糌粑，否则体力堪忧。但我在山上能吃能睡，这是一个优点。

登著名雪山时，容易遇到来自各国的登山者。在那次登卓奥友峰时，就遇到了世界顶级的几位登山家。一是正带领商业登山队的职业高山向导罗赛尔，他曾经12小时登上希夏邦马峰，90次登过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博朗峰。他们的装备非常好，甚至备有加莫夫棺材(便携式高压氧舱)。另一个高手是妇女，她叫克里斯汀，是疯狂山峰队的CEO．也即《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主人公费希尔的继任者。她登过五大洲的最高蜂。我还亲眼目睹了一位前天还在一起喝酒、唱韩国民歌《倒垃圾》的韩国登山队队长，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在众人面前。这件事对我心理震撼非常之大，更有神秘意味的是，在他闭眼片刻之内，五六群乌鸦突然出现，低低地盘旋着，让我觉得生命真是很脆弱。

不久之后，即开始登山，登卓奥友顶后下撤，我体力下降得很厉害。罗赛尔等三个结组小队比我们先下山了。不到一小时，陪我攀登的藏队的小其米很快下了山。我在最后自己走。当时我的包里有一盘30米的结组绳，一个空氧气瓶，有一个灌满水的1．5升的不锈钢保温壶。还有8块高山食品，一些备用电池，两个快挂，连上接近6斤的包，总重大约20～25斤，越走越沉。我感到迷迷糊糊而劳累，突出的感觉是特别困乏，特别想睡觉。在8100米那个硬雪壳或者说是粒雪冰地带，冰爪只能踩上白印。当时我有点糊涂，差点滑坠。我反复提醒自己，动作不能变形，一次动作的变形就会产生严重后果。默念‘翻身压镐翘腿’的六字决，终于通过。

国内有个诗人写过一首名叫《大雁塔》的诗，大意是我们上了那里能干什么，不过是登到高处，看了看，又陆续下来了。在那个开阔无比并略显凄凉的顶峰平台上，我来回踱了四十多分钟，那时有短暂的诗情画意，但是很快又被下山的忧郁取代，因为只有活着走下山来才算真的成功。一个著名的登山家写道：“在登山中，最让人激动的，不是登顶的瞬间，而是下山后看见第一片绿色的瞬间”。

登山爱好者们在交流中很容易就凝聚在一起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登山就像其他任何一件事一样普通，就是运动量大一点的郊游。登山是件私人的事，是个人追求自由的过程；而现在的登山太像体育运动了!我不喜欢“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英雄气，我们怎么可能是山峰呢，我们不过是山上的一朵小花。以前我每天跑10公里，周末跑30公里，绕着操场跑75圈，吃不起馒头，就把米饭捏成团带着，以为天下我最苦。错了!一次我们走到雅鲁藏布江边，一队修路的武警在休息，我取出相机给一位战士照相，没想到他站起来追着要打我，后来被他的班长劝住。班长很客气地对我说：“他实在是太累了，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在受苦。”

1991年攀登格拉丹东，是一个旅店老板送我们进去的，和我们一起走了12天，他有两个藏族孩子。出来后，道班的白段长问我们能不能给这位老板200元钱的误工费，我们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怎么那么低级。但当时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我今年36岁，这些年一直在反思。我尊重每一个生命。北大登山队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如果我们批评北大，不如先批评自己，批评社会。

我更欣赏登山家麦什拉尔的态度：“登山只是我每天做的事情，我登上山顶，并不挥舞意大利的国旗，而是像一位农妇，爬上自家屋顶晒玉米，轻轻地挥舞手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