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筋黄荟

（文 / 王小峰）

创作中的黄荟  

《东方大峡谷》：基本上以纯器乐为主  

黄荟选择了让他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的道路，他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本来有机会可以在国外继续深造，但是他回来了。本来他可以像很多做音乐的人凭借一技之长在音乐圈里混口饭吃，但他放弃了。本来他可以用一种最捷径的方式来创作自己的作品，但是他却非要在中国的高山丛林中兜一个大圈子……他说之所以选择自己的未来，是因为自己一根筋。

“最早肯定是一个生存问题。在学校就面临这个基本问题：到底以后干什么。那时候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继续做学校教的那些东西，还有是做现代前卫的东西，再有就是出国。”黄荟说。后来黄荟真的出国了，但出去之后才发现，在国外做一个音乐家很难，因为音乐家很难找到工作，尤其是中国的音乐家。这次短暂的留学经历让黄荟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想做音乐，还是要回国。而这次出国让他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就是当他在唱片店里看到一张张NewAge和World Music唱片时，他隐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有一点我比别人觉悟的早，一个是对现代音乐的觉悟。上学时候，后几年不太介入现代音乐的争论中，尽管它美学上有很多价值，它代表一些似乎前进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它。还有是对流行音乐的觉悟，1988年，当我想介入流行音乐时，发现流行音乐也不该我做，我的年龄和感觉已经不适合做这件事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注意，New Age和WorldMusic已经很泛滥了，但还没有合流。我非常敏感，搞这种音乐的人，都是学严肃音乐出身的，他们都有边缘性意识，他们都站在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着眼点是非主流，所谓非主流，就是寻找东方色彩和非常见乐器来表达非主流的声音，比如人声器乐化。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但中国没有。”

但当时在国内，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类音乐的存在以及它的商业价值，直到《阿姐鼓》取得了流行音乐式的成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中国最民族的音乐完全可以和最现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完全可以走向世界。“但是这种事情只能少数人干，在外国会有很多人投资来做，在中国风险很大，如果失败，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黄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当时制作一张New Age风格的唱片，会面临许多困难。在录音方面非常复杂，很多乐手、录音师只有简单的录制流行音乐的经验。黄荟说：“在制作之前，我做过很多思想准备，比如尽可能找音乐学院出来的人，因为我也在音乐学院，知道怎么跟他沟通。非音乐学院的，那就是交朋友，他可能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但对你这个人感兴趣，所以愿意跟你合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流行音乐的危机，没有新的样式。所以，那时候好多人在寻找新的音乐样式，在你做一种新的音乐样式时，人们觉得这不是件坏事。其实当时好多非常规乐器的结合并进行非常规的演奏，很多人不理解，录每件乐器时大家都有摩擦。”

而另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采风。现在很少有音乐家到民间采风了，80年代，一些官方机构的采风经费取消了，少有的有组织的采风也都变成旅游了。对投资制作出版唱片的公司来说，早就没有采风这个概念了。但就是在这一点上，黄荟做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选择。“想做这种事情，就必须自己采。当时这种想法很不入时。比如我第一次去云南采风，很多人都在嘲笑我：你自费采风？有病啊？很多人当时都想采风，但投资人不想出经费，所以就不去。”

黄荟之所以坚持即便自费也要采风，是因为他看到这种音乐的发展趋势，“这种音乐在中国肯定是一种支流，但我坚持到一定时候肯定会变成主流，因为我自己也会不断完善。现在文化上说得最多的就是接轨，实际上就是你选择的态度和人家选择你的态度。中国的方向肯定是进入国际环境，做这种事情，实际是做一个品牌，形成一个品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另一个方面，黄荟认为创作就必须走进生活。采风实际上的艰苦远远超出他事先的想象，在一些险峻的地区，稍一失足，就会从斧劈般的山上掉进咆哮的怒江。但黄荟始终认为这是值得的：“在采风时，你只有用自己的身体来承受，用金钱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钱花不出去。当时没想到有那么多的苦，只是觉得这种音乐在都市里听不到，这种感情是对都市感情的最大补充，是逃避现在生活状态和生活节奏的都市人的一个选择，所以必须到那里去寻找。在都市里想象出来跟你进入到那种环境产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去了之后才感觉到都市跟乡村现在的差别太大了。生活是贫困的，但风景都是很奢侈的，对艺术来说，很不容易产生一些可以燃烧起来的东西。你必须进入他们的生活，回来之后你才能沉淀下来一些东西。”所以，此前有4次比较大的采风都是自费的。

黄荟——要写遍中国的山水  

这次苦行僧般的采风之旅让黄荟先后拿出了《云之南》、《云之南Ⅱ》和《东方大峡谷》，3张把原汁原味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结合在一起的唱片，果然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用黄荟的话说：“《云之南》的商业效果足以让他们（唱片公司）兴奋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制作成本高、周期长的唱片，却让唱片公司打消了顾虑。对唱片公司老板来说，如果失败，也就是做砸一张引进版港台唱片的成本（实际上唱片公司每年要做砸很多引进版港台唱片）。但如果成功，至少唱片公司在对外交流时可以自豪地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出人意料的是，黄荟的这5张唱片在市场上都给唱片公司带来了利润。

1998年，黄荟曾经制作了一张《苏武牧羊》，这是一张命题唱片，所以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他的发挥。《苏武牧羊》实际上是在表现一种气节，但由于这个故事离今天非常遥远，因此无论怎样，都感觉是个空壳。“做完《苏武牧羊》之后，想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一一不能再做这样沉重的东西，一定要做些轻松点的东西。另外也在寻找可以让别人兴奋的东西，在商业上可以成立的一个兴奋点。当时的热点是西藏。选择云南，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就处在蓄势待发的状态。当时想选择一种市场上没有的音乐样式——重唱。”

实际上，黄荟在去云南采风时候，就已经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划，那就是要制作几个系列唱片——风情系列和风光系列。《云之南》属于风情系列，更多采用吟唱方式，把人声器乐化。而《东方大峡谷》属于风景系列，基本上以纯器乐为主。黄荟还有更大野心，那就是他要写遍中国的山水。甚至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民族音乐，都列入他将来的计划中。他说：“我觉得亚洲音乐色彩在国际上还没有确立。只有印度音乐做得比较好，其他还是比较民间和当地状态。很多地区的音乐很丰富，还没有被弘扬过，所以这件事我想做。想让外国人喜欢中国音乐，第一要他们了解中国音乐，第二是西方人对中国音乐感兴趣，并把它介绍到国外。比如一些国外音乐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引用中国音乐。中国现在还处在第二个阶段。现在中国音乐还不能摆脱西方承载的东西，只能提供软件，硬件没有。如果有了，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地位了。”

在黄荟的记忆中，有一个情景他忘不了——国外唱片店里码放的各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唱片，唯独没有中国现代音乐。他想要填补这个空白，他想要让世界认可中国音乐的样式。所以他说：“现在的唱片数量还不够，当每个系列的唱片达到一定数量时，人们自然就认可你。”他还认为，“让世界认可中国音乐样式的捷径是要炮制出一个世界级歌手，中国一直缺少这么一个人。”的确，因为一个鲍勃·马利，世界知道了牙买加雷吉音乐；因为一个拉维·尚卡，世界知道了印度音乐；因为一个尤素·恩道尔，世界知道了塞内加尔音乐……

黄荟已经录制了5张带有世界音乐色彩的民族音乐唱片，但除了一些小圈子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他更喜欢跑到有音乐的地方。当今天人们想尽办法寻找到一种成功的捷径时，黄荟选择了一种复杂的弯路，但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音乐被世界认可，我们又会发现，黄荟今天走的弯路，恰恰是明天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