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觉：亚洲金融危机

（文 / 朱步冲 邱海旭 陆丁 吴晓东）

现代社会的鼠疫

有人把金融危机称为现代社会的鼠疫，从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整整5年过去，现在看来，在新一轮鼠疫传播可能波及的范围内，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和南非都有可能在劫难逃。

被马哈蒂尔指责为亚洲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索罗斯甚至不屑于用单纯经济分析的方式去总结他和那场亚洲人灾难之间的关系。索罗斯说：“亚洲模式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并在商业界受到广泛赞誉。亚洲模式使亚洲生活水平获得迅速提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年增长5.5％——这是有历史纪录以来从未有过的在同一时期里超过任何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因此，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仍然坚持认为亚洲的价值观优于西方的价值观。他们甚至挑战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李光耀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堕落的；马哈蒂尔始终对西方殖民主义传统耿耿于怀；苏哈托则颂扬‘裙带关系’的优越性。199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接受缅甸为其成员国——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直接挑战，因为缅甸的专制政府在政治和人道上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许正因为我公开谴责东盟这一举动激怒了马哈蒂尔，促使他对我进行攻击。”

其实，在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爆发之前，克鲁格曼1994年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亚洲奇迹的迷思》的文章，质疑当时被广泛称道的亚洲价值，克鲁格曼说：在20世纪30至50年代，苏联也曾经有过所谓的“经济奇迹”。当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并威胁道：“我们终将埋葬你们”时，许多美国学者都大感震惊，有些人甚至预测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就会超过美国。然而，苏联的经济成就却是建立在它们对经济资源的强力动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它们有效运用资源的能力之上。这种重视劳力忽视脑力的经济投入，最后终将招致失败。克鲁格曼指出：在过去150年间先进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科技进步。他引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罗著名的估计：美国国民平均所得长期提升，80％是由科技进步所促成的，资本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其余的20％。从这个角度来检视东亚各国的经济成长，他发现：除了日本的科技发展较为可观之外，其余各国并没有因为科技发展而使其效率提升。“如果亚洲的经济成长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只不过是他们能够延宕欲望的满足，愿意为了未来的收获而牺牲现在的享受。”他因此断言：所谓东亚之虎其实不过是纸老虎而已。

很难说索罗斯成心要扮演一个打击亚洲经济的武松或者是李逵那样的角色，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弊端和打击的技术手段他早就了然于胸。索罗斯考虑的问题是：“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仅限于亚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波及到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

这种不稳定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于是，5年间心力交瘁的马哈蒂尔就成了媒体和研究者不断的话题。有人说：目睹南美洲十年经济进展可能留下的烂摊子，就更加值得回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因为没有听从华尔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而受到了何种诋毁。然而，马哈蒂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其一，它甚至缺乏足够的资源去拯救它支持的国家，帮助它们摆脱恐慌或伦敦和纽约交易商的投机进攻。其二，它利用贷款条件，推行远远超过其职权范围的微观经济和政治目的。

显然，5年来发生的持续不断的金融事件对凯恩斯的话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注解：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这个工作很可能干得一塌糊涂。

1987年，索罗斯在他最出色的著作《金融炼金术：理解市场的心灵》中说：我们可以预想在金融市场中会出现一个持续动荡时期，尽管关注的焦点可能从股票市场转到现金市场和债券市场，并且最终转到贵重金属市场。前途类似于30年代：金融动荡、损人利己的政策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甚至可能会发生战争。

除了索罗斯之外，尽管谁也拿不出像样的解决问题方案，但是几乎所有人都避免把现在的金融动荡和引起了严重后果的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事件相比较，想一想索罗斯的话，不由人感到脊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