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痛中的蜕变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韩国劳工联盟的工人们在零下10度的严寒中瑟瑟发抖。他们抗议IMF的倒行逆施，要求政府为最近的经济不景气负责，标语上写着“要稳定的劳务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在导致金融危机的诸多原因中，东南亚各国的企业在具体操作上犯了那些错误？

刘宝成：东南亚各国的许多大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凭经验做事，没有制度化的管理，也缺乏战略眼光和全球意识。即使有一段时间决策正确，但往往最后会人亡政息。而且家族性企业是排他性的，不能发展规模效应，因为过多的依靠私人关系。同时，它的决策，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常常带有投机性。而且它依靠的廉价密集型劳动力来做市场竞争已经过时，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经济，造成它在国际分工中没有谈判力量。再加上彼此的恶性竞争，使得国际大企业和垄断资本渔翁得利。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点评一下自金融危机发生这5年来各受灾国在经济复苏上都有那些特点和表现？

刘宝成：韩国做得相对成功，因为它的民族精神和工作精神都是有目共睹的。它善于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它的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改组，都比较彻底。它的产业调整非常迅速，正在向多元化规模生产转变，而且更加重视营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长期发展中实现的产业均衡性，以及没有太大的城乡差别，这样就有一个相当的国内市场。而日本呢，有点瘦死骆驼比马大的意思，它仍然是东亚最大的经济实体，但它无心真正推行深层次的改革。它强调对外的经济扩张，最近老在降低利率，刺激出口，并且强烈反对美元贬值，为的是保持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而在国内，产业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太大变化。日本采用的是一种模仿型经济，但缺点就在于它总需要时间来消化新经济、新技术，所以对产业变化的反应相对地慢，而且过分经济扩张，也给自己带来了产业空洞化危险。而且它很短视，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中国经济交流不够，没有形成互补局面，对双方都不利。短期内日本经济不会有太强劲的复苏。而印尼呢，它本身有过大的人口包袱，对华人又不友善。印尼资本有相当一部分在华人手里，华人资本一外逃，就是雪上加霜。而且它政治不稳定，还有民族问题。它的经济也是单一产品加工出口，所以问题很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以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是否可以帮助亚洲各国摆脱东亚经济危机？

刘宝成：首先可以肯定，亚洲没有抓住发展新经济模式的第一次机会。在9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新的格局，各国以信息产业为突破口，推行各行业的转型，它们用一个词“Re-engineering”，就是所谓的公司再造。而亚洲没有跟上这个步伐，它的经济还没有走出传统产业模式，比如这个产品加工，房地产等等。但是新经济要求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危机到来前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情况下，亚洲这些投资者是无法确认投资质量和投资收益的。当某些投资者发现银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不佳、有破产可能时，即使没有任何汇率变动的消息，他们也会要求提前支取存款。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机构，比如政府，会出现整体失控，没有及时修改政策的机会。而且东南亚各国对于经济的调控措施比较简单，缺乏平衡长远的规划。亚洲各国经济具有同质性的缺点，发展模式趋同，产品结构单一，以出口为导向，缺乏多元化资本流通渠道，非常容易受到金融危机侵袭，而且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新经济要发挥作用，还需要传统产业的基础来支撑，只有传统产业足够发达，才能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新经济不断提供研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设备等等，而东南亚各国显然没有这个基础，它现在许多所谓高科技产业其实都是附加值极低的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不高，而且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所以，东亚要想实现经济的再次发展，还是要靠自身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评价IMF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

刘宝成：IMF的信条是所谓的华盛顿理念，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它的决策。常常与这个受援国的具体情况，文化、政治、经济特点不协调。它和WTO一样，相信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但是在自由竞争与发展中国家具体情况的嫁接问题上，考虑不足。IMF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主要提供短期普通贷款。具体到评价它在危机中的作用方面，我觉得它主流是好的，起到了缓冲危机的杠杆作用。有些在实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应当归咎于受援国政府，比如这个官僚主义，或者机构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导致滥用贷款或者贷款使用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