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金融危机的拯救者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1988年，马来西亚经济开始复苏，东亚金融危机五国中它是惟一没有接受IMF的援助。在200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5％  

如果在1998年的韩国做一个问卷调查，询问韩国人“你最痛恨的东西”，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可能会榜上有名。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都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苏东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只会摧毁负债的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与坏债，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萎缩。”

如果我们细心地对IMF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整个决策机制进行简单追溯，就会发现对它的追问确实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受援国金融监视员的IMF，只能提供诊断与咨询意见，在实际操作中，IMF并不“强制实行”任何条件，只进行援助条件的“谈判”，但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给对方以足够的时间去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本国有关专家咨询。IMF对各国经济状况缺乏客观、广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组往往要在几天、乃至几周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凌驾于各国实际情况之上。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economic Review》中，还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错误地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进而对以韩国为中心的危机第二阶段作出详细的预见与决策分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国中惟一没有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2000年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了8.5％的骄人比率。2001年，尽管由于上一年欧美经济低迷而导致对马出口产品的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1％，超过东南亚其他IMF受援国。

印尼的银行系统给IMF亚太区的官员带来更多的麻烦  

马来西亚成为身体力行拒绝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国家，当马哈蒂尔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计划并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时，来自“华盛顿共识区”的最权威的声音都在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3个月内崩溃，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进程中惟一堪与韩国媲美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继韩国之后，第二个令信贷体系得以重建的经济体。”CLSA新兴市场战略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说。2002年马来西亚国内贷款数额将增长6％，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马来西亚资产清理机构宣称该国130亿美元不良贷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达成清理意向，这种速度连韩国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韩国清理坏账的进度也只达到60％。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来西亚从英帝国传承下来的会计和法律体系，另外，马哈蒂尔本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马哈蒂尔宣布加入反恐阵营后，华盛顿共识加诸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诅咒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IMF一贯秉持的信条，这是由位于华盛顿的地球上最显赫的三个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共同浇灌的一株圣草。它坚信自由主义的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任何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从IMF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

颠覆的声音总来自于体系内部，1998年1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大学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总结说，华盛顿共识把金融自由化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手段；它将私人化视为比促进公平竞争更重要的目标，结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寻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它依赖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短期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公平社会和民主的发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这是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概念。

收山之后的索罗斯也在不合时宜地敲打华盛顿共识及其执行者，在其新作《关于全球化》一书中，索罗斯称：“它们的运作服务于控制它们的富国利益，而常常不利于穷国……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皇帝无衣可穿：IMF的方案未能给市场留下印象。”在索罗斯看来，IMF拯救计划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道德冒险，在所有措施中恰恰缺省了“抵消外围国家的固有劣势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游戏场所。”他建议发达国家应当吸纳化解更多的金融风险，作出更好安排以处理国际性破产。索罗斯无需翻亚洲金融危机的旧账就能找到佐证——阿根廷的崩溃再次证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

索罗斯还试图从哲学意义上解构华盛顿共识：“我们应在没有道德意识关注的氛围中重申道义。虽然指望人类本质发生变化很幼稚，但人类有能力超越狭隘自我的利益追求。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败坏了人类本质，它坚持认为通过让人们追求自我利益而不考虑社会产品产生的途径，社会产品才能提供最佳服务。”

知道什么时候把公司资产变成现金使和记黄埔避免了很多风险  

和记黄埔：将危机化为奇迹

“亚洲金融危机对和记黄埔基本上没有构成太大的冲击。”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将日历翻回到1997年10月，可以看到在围绕10月21日的前后几天中，香港股市曾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恒生指数下跌23.34％，总市值在4天之内贬值近1/4。作为占港股总市值1/10的超级巨轮，和记黄埔能够在股市风暴中坚守航向并在其后几年里屡有惊人建树，不能不让人赞叹“李超人”的奇迹创造力。

和记黄埔发言人特别建议记者去看看李嘉诚在1997年底集团周年晚宴的致词，称“所有奥秘即在其中”。李嘉诚在致词中说：“过去几个月来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是史无前例的，但集团根基良好、稳健，业务多元化、国际化，所以与其他一般公司相比，影响较为轻微。”和记黄埔发言人在具体解释这段话时称：“业务多元化是和记黄埔经营战略的一大特色。和记黄埔五大核心产业中有四类属于传统业务，只有电讯属于所谓的新经济，和记黄埔始终注重保持传统经济的优势，同时用新经济的科技去促进传统经济的发展。”

该发言人指出，分布合理的业务范围是和记黄埔的主要强项之一。李嘉诚担任主席后，对和记黄埔进行了大规模业务重组和资源整合，至1989年，和记黄埔的五大核心业务终于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五项业务分别为港口及有关服务、电讯、地产及酒店、零售及制造、能源及基建。高盛公司在评价和记黄埔时指出：“和记黄埔的电讯业务是推动其资产净值及股价上升的主要动力，而与电讯无关的业务则提供强大的抗跌能力。”以和记黄埔的港口业务为例，1994年“和记黄埔港口”成立后，迅速成长为全球货柜码头业的翘楚，目前经营全球30个港口，营业额占和记黄埔集团总营业额的17％。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楼市缩水一半以上，随之而来的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和记黄埔的地产和电讯业务在这些危机中都经受了很大冲击，资产缩水达200亿港元，但是发展良好的港口和零售制造业务有效抵冲了前两项业务的损失，令和记黄埔集团始终保持盈利状态。

在国际化方面，和记黄埔与在金融危机中倒下的一些亚洲公司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海外业务量巨大。1997年和记黄埔总营业额和利润中海外业务占到了39％和31％，1999年，由于在出售Orange上堪称经典的操作，当年和记黄埔海外利润额达到全集团的97％，并创造了单一集团公司盈利的全球纪录。随着和记黄埔海外业务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目前和记黄埔纯利中的60％来源于海外业务。庞大的海外业务令和记黄埔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置身于风暴眼之外。不过在接受采访时，和记黄埔发言人一再向记者强调，和记黄埔的国际化战略始终坚持根植香港，她说：“香港是和记黄埔的本部，和记黄埔的五大核心业务全部起源于香港，并在香港积累起丰富的产品、服务、管理的经验与口碑，然后再向海外扩展这些优势。和记黄埔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一方面根植香港，一方面加速国际化。香港完善的法制和金融体系是香港企业走向海外的强大后盾。”

除了业务多元化和国际化，该发言人认为，和记黄埔能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最重要的因素是李嘉诚奉行的“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的经营之道。和记黄埔在发展电讯业务尤其是拓展3G市场上最具进取姿态，为竞标欧洲5国3G市场牌照投下重注，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做法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欧洲几大电讯巨头包括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都已因购买3G牌照而负债累累，规模稍逊的和记黄埔会不会因冒进3G陷入同样的窘境？和记黄埔发言人明确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她说：“和记黄埔一直在力拼3G业务，但与其他公司依靠银行借贷购买3G牌照不同，和记黄埔是用出售2G业务的资金支撑3G的发展，仅出售Orange就为和记黄埔筹措了1000多亿港币的资金，预计可以支付全球3G业务的总成本，包括执照费、设备费、利息以及创建消费者群体的费用。和记黄埔向来重视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记黄埔今日持有的现金和流动资产仍超过负债。”

同时她也否认和记黄埔拓展3G是一种冒进举动。“我们在3G上的任何举动都基于充分的市场调研，我们对3G的前景很有信心，但同时并未丢弃一贯的谨慎作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记黄埔竞标德国3G牌照时在最后阶段果断退出，因为58亿美元的要价实在太高。现在这已被公认为一个成功而明智的操作。”

如今，三星公司已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三星：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

记者 张峰

韩昌镐是三星集团中国总部市场部的部长，是三星公司的老员工，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整个亚洲经济的时候，韩昌镐正在香港筹划三星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当时三星已经在进行早在1993年就大规模展开的“（法兰克福）新经营”，但金融危机的突然袭来还是使三星近乎手足无措。三星也像其他公司一样陷入了混乱，很多员工计划离开或者被公司计划裁掉。

“很多员工在担心自己所在的部门或者职位会不会裁撤掉。”韩昌镐说，“而某些改革的计划被激化提前、更深入执行。”

“很多事情现在想来都是戏剧性的。”三星集团中国总部会长李亨道在7月9日说。危机来临后，三星的改革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三星开始大规模解雇自己的员工，这是三星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当时备受争议的三星总裁李健熙开始调查、分析三星各个子公司的管理体系，本着“选择并且集中力量突破的理论”开始应对危机局面。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三星对电子、金融、贸易和服务等“核心领域”进行了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售或取消了28家子公司。而每一个子公司也放弃了一些边缘的、亏损的领域或者非核心领域。而三星的员工数量也以32％的速度迅速递减。

通过这样的重组，与电子相关的子公司巩固了自己作为三星公司核心企业的地位；公司本身的金融架构也得到了改善，三星公司全部借款在1997年以后的两年内下降了46％，负债率从366％（1997年）下降到166％（1999年）。同时，到1999年底，三星公司全部清除了1997年时各个自公司之间2.3万亿韩元的相互支付担保，使各个子公司完全独立运作。

三星在引进国际标准、提高管理的透明度和可记账性、会计管理的透明性、人力资源系统方面大做改革。三星保证满足所有持股人的利益，而不是单方面保护所有者的利益。外邀董事方面，1997年没有一位外邀董事，2000年就已经有50位外邀董事，占到了整个董事团的33％。

当曾经韩国资产规模第二的大宇集团申请破产，排名第一的现代集团被迫求助于公共基金的资助时，人们开始真正的关注三星，而对于现在的三星来讲，1997年已经过去，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一段噩梦般的经验。

2002年，三星公司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其下属三家独立法人企业入选财富500强，6月24日被《商业周刊》评为“科技100强”龙头。三星公司的市场资产总额相当于现代公司、LG集团公司和SK公司的总和。13种产品占据全球市场最大份额，如加上那些在全球市场份额排前5名的产品，三星在全球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将超过20种，比如存储芯片、超薄液晶显示板、CDMA手机、显示器和录像机等。三星进入全球制造公司十大，但其债务资产净值率低于十大平均值，股东的资产净值超过十大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