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为战争受害者出庭

（文 / 朱文轶 秦翠莉）

一批“二战”期间的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战时强迫他们成为劳工作出1.75亿日元的赔偿。图为起诉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在日本新泻地区法院外示威  

三联生活周刊：您1995年就开始参与为战争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您与日本律师团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康健：他们先找到我。1995年，我参加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和日本女律师代表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方代表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议题上没有的内容，就是要给中国海南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希望得到中国律师帮忙。说实话，最初我有些怀疑，也很戒备，日本律师为什么要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呢？后来我看到他们已经拟好的起诉书，又对情况作仔细考察后，才消除了疑心。不过自己心里只把它当作一次简单的调查，认为事情不会太复杂。没想到从那时候始，这件事一做就做了7年。更多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以律师身份，而是以那些受害者身份在出庭。

三联生活周刊：7年时间里，大约有二十多起索赔诉讼案分别在东京、札幌、新泻、京都、广岛等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而这些诉讼案多数以败诉而告终，原因到底在哪儿？

康健：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没有多少日本人了解和承认那段历史，许多日本人认为我们主要是去要钱的，日本政府和企业一直都非常傲慢，甚至对受害人不屑一顾。另外，日本民法有20年时效壁垒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损害事实，但自事实发生后20年之内如没有追究，以后就不再享有追究的权利。另外还有“国家无答责”的壁垒。但事实上，“二战”劳工问题从本质上是个国际性问题，应该基于国际上确立的规范，基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进行国际性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这些法律上的壁垒，律师团如何进行策略上的选择？福冈诉讼主要胜在哪里？

康健：我们在东京的诉讼采取的是全面驳斥，而在福冈的诉讼则是集中攻击对方弱点。福冈诉讼的胜诉在认定事实方面更扩大了，它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和企业共同策划、共同实施了这种强掳中国劳工的行为，确认了三井矿山承担的是战争期间不法行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个人索赔权。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尽管福冈胜诉了，但判决结果还是和劳工们的期望有距离——只赔偿不谢罪。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康健：这一点我也反问他们，我说你们作为日本人，现在来看，我认为是很有礼貌的。走到路上碰了一下，都要马上说对不起。你们那时候对中国受害者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创伤，连个对不起都不说，说得过去吗？那你现在走路碰一下的这种对不起，还有什么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这应该是律师团下一步努力的目标吧。就从你介入索赔案的那年算起，整整7年，对日索赔的每一次都是艰难的突破，福冈的胜诉肯定也只能算是阶段性的一小步。如何看待这一小步的意义呢？

康健：没法孤立地看待它的意义。就像一次艰难的谈判，每一小步都是以上一次的突破为基础或者以上一次的失败为代价。只能说这次胜诉之后，日本政府如果再拿着《中日联合声明》，说你个人无权起诉，就自相矛盾了；也没法再说时效超过了，不承认战争期间的责任了。至少，对于受害者和公众，历史都变得更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