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新经济——更加依赖别人的危险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亚洲自身也并非毫无作为，尽管这种作为有可能把亚洲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我们星期三中午去吃寿司，顺便给你介绍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或者星期四吃乌龙面也可以，你尽管考虑一下，不过要快哦。”这句风格颇似王家卫的台词，自山一证券等一系列大

企业倒闭后，就被东京IT人才猎头公司TMJ NetSearch的管理主任马克·平克天天挂在嘴边上。平克坦言，这样生意兴隆的局面，在1997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由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要让雇员跳槽，简直比登天还难。许多人宁愿日复一日地身居低层，埋头苦干，也不愿另谋他就，赚取高薪。这一切，都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降临而彻底被颠覆，目前在日本IT高技术从业人员中，改换门庭、另觅高枝已经蔚然成风。

如果仅把这股在日本，乃至全东亚风起云涌的电子科技人员再就业风潮孤立地看作企业倒闭引起的“树倒猢狲散”式的后果，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它实际上是亚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宏大经济产业改革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而已。而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亚洲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而进行的“新经济”革命：它以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力图依靠迟发展效应，在新的世纪中再现东亚经济往日的辉煌。

如果不计较亚洲高技术企业在股市上表演的一波三折式的“蹦极游戏”，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确实为5年来低迷的亚洲经济增添了一些活力。

1997年9月，尚处在金融危机最剧烈阵痛中的日本政府，就认定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业发展的前景，进而导致判断和决策失误，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为此，政府专门成立了“电子商务检讨部”，负责电子商务的各项推动工作。2001年3月，日本政府又推出了《e-Japan方案》，计划旨在将日本建成信息技术大国，并以此作为重建日本经济的指针。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扶持下，1999年日本网络商业市场规模总值达211756亿日元，预计2005年该市场规模可增长至71289亿日元。在这种乐观前景诱惑下，美国的私人资本和风险投资不断涌入日本，例如2000年通用电气公司与日本大和证券合作，以1.8亿美元对未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戈德曼—萨克斯集团与日本京都陶瓷公司共同建立了一个300亿日元的基金向日本高技术企业进行投资。这些源源注入的金融血液，对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与其一衣带水的近邻相比，韩国也不甘落于人后，1999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果向高附加值型的调整，为企业创造恢复产业活力，提高竞争力”的口号，并计划至2002年，将科研开发预算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5％，将信息业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1％提高到2010年的20％。与著名的硅谷一样，汉城新发展的高新科技企业区德黑兰路开始被称作“德黑兰谷”，汇集了1000多家高科技创业企业。1996年7月成立的高斯达克（KOSDAQ）证券市场为1999年以来涌现的创业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渠道与较完善的退出途径。依赖传统产业的大企业也不再吸引韩国年轻一代的目光，今年一位汉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诧异地看着他班级中一半的毕业生选择了正在创业期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后者在去年为韩国提供了100万个就业机会。而新加坡2001年国民经济中增幅最大的部门就是电子产业，占新加坡工业总产值的44％。泰国科技发展署每年拨给电脑软件开发业的8000万泰铢低息贷款，使近年泰国电子业出口额以30％的速度快速增长，JP摩根证券也已将泰国今年GDP年增率乐观调升至3.0％。

但是，这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并不代表东亚经济的春天已经再度来到。近年东亚地区的出口成长快速，经济增长率回升，最根本原因还在于欧美强劲的经济增长。而2001年，由于美、欧各国的经济趋缓和对信息科技商品的需求减弱，亚洲经济复苏遭受重挫，主要原因即为东亚各国对自身单一结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改造，尚任重道远，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过去5年中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

亚洲国家自金融风暴之后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力图通过参与美国新经济的国际分工，提升产业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同时也造成了它们在经济结构上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在这种双重依赖下，美国经济对亚洲国家经济的影响力愈加重大。其结果便是，亚洲国家经济的周期波动开始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高度同步，以至当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长减速时，亚洲经济的增长也必然放缓。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2000年美国对IT产品的需求吸纳了将近40％的亚洲出口（不包括日本），约占该地区GDP增长的40％。不仅如此，在新经济高利润的刺激下，亚洲各国采取的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本地区经济同质性这一致命缺陷，使东亚各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况仍然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