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溪黑帮与政治

（文 / 金焱）

花岗岩把十万岑溪人带进有钱人的行列。他们在市区兴建一栋栋小洋楼作为私宅，但欧杰雄的别墅才是真正让人叹为观止，在中宛别墅区，欧宅斜对面的一个公安干警的私宅暗示着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肩而战

“欧漏”

欧漏就是欧杰雄，“漏”在当地是“最烂的烂仔”之意。在欧杰雄时代，他的威风是从控制岑溪石材市场开始的。

一个普通话说不好的矿长最后用笔与记者交流。他说，有一次归义镇一个姓黄的个体户在珠海矿花13万元估买了一排石头，欧杰雄和手下马仔见他赚了钱，就强行逼黄以13万元的原价卖出来，几小时后欧杰雄又以25万元价格转手。黄去报案，派出所一听是欧杰雄的事，就没有答理。

1997年在伟正矿山，归义镇的一个业主买了一块石头，欧杰雄指使马仔，硬说这石头是他们要买的，将归义的黎姓业主打得头破血流，“报警，也没人管”。

有传奇色彩的台湾商人陈哲正在岑溪以及梧州、甚至广西都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我可以控制台湾花岗岩市场”，坐在以“枫叶红”闻名的花岗岩家具制品之中的陈哲正淡淡地说。在岑溪，像陈哲正这样的港台商人甚至外籍商人本来很多，但在欧杰雄排挤下，现在只剩下陈哲正一个人了。

“他的烂仔很多。只要是欧杰雄看中的石头，石头上面就会写个‘欧’字。”这是个让人恐慌的标记，意味着5000元左右的石头，他只给1000多元。“他的烂仔坐在石头上面，不行就打”。陈哲正下面的矿山组组长就曾被欧杰雄的马仔打伤，而他认识的一个美国华侨因为“实在顶不住了”，去报了案，最终也没有结果。

最大的一件事牵扯到了人命官司。欧杰雄手下马仔众多，势力最大的是“二程”(程学德和程学满)。事情出在“睡狮八”程学德儿子身上。程的儿子带着一大帮人到舞厅跳舞，一个学生因为与他们发生口角，当场被人用刀捅死。事后，“岑溪市公安局连屁都没放一个”。

这件事岑溪人人皆知。被害学生的父母一直在告状，但“总也告不赢”。一位知情者说，此事经欧杰雄等人疏通，解决的办法是由歌舞厅老板出面以丧葬费形式赔偿，费用一万元左右。坚持要为儿子讨回公道的老夫妇没接受，但这样的选择使他们陷入更加凄惨的境地：“他们天天跪在街上，胸前挂着大牌，无人理睬。”

欧杰雄的力量不只在“杀人不用坐牢”，随后政治力量的加入更让人觉得他“深不可测”。一位政府官员说：“上面的工作组专门调查过此事，在‘三讲’时，这件事又被提了出来，在‘三个代表’时也被提了出来，但最终都没有解决。”

欧杰雄很瘦，也很神秘，他轻易不会露面。欧杰雄是从岑溪生长出的一种特殊力量，他的生长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的方式。

主动接触权力层几乎是欧杰雄人生计划的一部分。一位老同志对欧杰雄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官员颇有看法，“我听说欧杰雄很早时立下誓言，‘要找一个官最大的人的女儿做老婆’”。

岑溪1995年12月1日撤县设市前，官最大的人是县委书记，欧杰雄最终成为这位县委书记的女婿，县委书记后来又提升到梧州地区任职。

欧杰雄只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段经历：县委书记的女儿还在高中时，他看上了她，整天跑到学校等她，接她上学送她放学。等到县委书记家人表示反对时，女儿已经离不开他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归鹤矿上。归鹤矿前任负责人回忆起欧杰雄找到他的情景：他说，经理，我不想跑了——欧杰雄从学校出来后“不很正经”，每次碰到“严打”他都要跑出去躲一躲。欧杰雄自己想做“归鹤”那年是1987年夏。半年后欧杰雄又走了，“他手下的人老是拿着好烟来找他，我给他发的工资还不够他的烟钱”。

欧杰雄很快又回到矿上，在九州矿，他拿着花岗岩产品到云浮搞销售，这是一个不需要本钱的买卖，欧杰雄靠此掘出第一桶金。1992年前后，他与人合伙搞石材厂，“那时社会上已经另眼看他了”。

欧杰雄形成一方势力的另一个因素是他手下为数甚众的马仔。因为欧杰雄的混混经历，始终有一批马仔跟随左右。马仔的数量很少有人能说清，不过这次针对岑溪的专案组一共抓进去“五六十人”。

“二程”是其中风头最劲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起欧杰雄来，也最公开化。

程氏兄弟四人，但“扬名立万”的只有程学德和程学满二个。弟弟程学满一直跟随欧杰雄，他被称为“阿姜”，矿上的大事小情一般都由他出面处理，随着欧杰雄的发达，这两兄弟也都赚了大钱，养了马仔。

没什么文化的“二程”都还不到40岁，阿姜在欧杰雄的矿上做得时间长了，双方有了利益之争，于是程学满出来独立门户。他开在马路镇上的矿最后也成为他的落网之地，他的矿具有所有岑溪矿业的弊病，有人总结说“从业人员素质低、机械设备老化、加工格局‘小而全’，造成相互压价与恶性竞争”。

尽管如此，程学满最终发展成可与欧杰雄相提并论的人物，他的模式几乎是欧杰雄的翻版。

黑恶势力是社会的毒瘤，要彻底清除并非易事

石头变局

石头既改变了岑溪的社会面貌，也是欧杰雄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岑溪花岗岩矿脉横跨马路、岑城、樟木、糯垌、三堡、水汶、诚谏、筋竹等乡镇，镇下面连着村，曾是主要居民的农民由此纷纷变成了工人，地方口音浓重的岑溪某镇前任镇长用当地话说：“那时轰轰烈烈地全民开矿，像回到了大炼钢铁时代。”

1993年，岑溪实现了由农业立县向工业立县转变，当地一酒店经理告诉记者，岑溪城区由过去的4.5万人扩充到现在的10万人，新添的城市居民过去都是农民，开矿改变了他们的身份，改变了整个岑溪的经济、社会结构。

一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参加的“高层研讨会”公布了下面的数据：岑溪市有40万劳动力，24万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占60%，比全国高十个百分点。这样的社会结构为欧杰雄势力的生长提供了生存空间。

1993年岑溪当地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人等厂家共投入资金4亿多元，开办花岗岩大、小矿山198座。石材开发公司是所有企业中实力最雄厚的，而该公司的承包者中有欧杰雄和“二程”的名字。

陈哲正1991年过来开矿，他的矿现在是岑溪最大的一间，但几年前，石材开发公司大名鼎鼎——这间国内联营、国外补偿贸易的企业因其国有性质，政府在方方面面都给予倾斜，能在这里面分一杯羹的人，几乎得到了开矿的上方宝剑，“喜欢哪个，哪个就是他的”。有数个大公司的欧杰雄无论政治背景还是经济背景，都使他有实力得到承包权。

在欧杰雄的位置不断攀升的同时，岑溪逐渐形成的“中间阶层”成为欧杰雄拉拢或排挤的目标。

岑溪人知道石头可以赚钱，是在“资本家”们追求利润和利益的鼓动下开始的——全国各地的商人、外商都来了，有一段时间仅福建石商就有100多人。本地的一些人也靠脑袋发了财。欧杰雄的发达也是在这段时间。一个面色黝黑的矿老板说，地处丘陵山区的岑溪那时推行分山到户的政策，这样“买山”的钱直接进入了个人腰包。某人承包的山如果被选中，对方出价可能会达到十万元。

石头让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原来没活干的人，甚至那些年纪大一些、身体弱一些的都找到活干了——“有加工、刨光的活，做不了的，可以装车、卸车，再不行的可以搞销售，一般人一天都能挣个百十块钱。”“那时订货地点就在矿口，只有跟老板熟一点的人才会有石头”。

现在，一路从梧州走到岑溪，无论是宾馆的前厅、市政府的地面，还是普通人家的家具，岑溪红随处可见。这样的利好形式促生了“炒矿人群”——他们被揶揄为“经济能人”。

台湾商人陈哲正在岑溪开矿12年，他见证了岑溪这段时间的发展过程

形似荷叶的岑溪西距南宁415公里，东距广州334公里，东北距梧州85公里。拿着钱的投资者长途跋涉过来后经常摸不着头脑。老实的农民也不知道老板们什么时候会光临。“经济能人”们发现了这个空隙，他们打着合作的名义，帮老板们办手续、办协议。“他们从农民手里以3万元买下来，转手以10万元卖出去，不用一分钱本钱；有人专找那些机关办实业的炒，因为后者出手大方，3万元转手卖给他们的价钱可能就是几十万。”陈哲正做矿多年后叹息：做矿的亏本，炒矿的赚钱。

有10万多岑溪人靠从事石材业走上致富路。这个庞大的人群成为欧杰雄等人盘剥的对象。公安部门对他们的定性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放高利贷。欧杰雄的势力渗透到炒卖矿山的队伍之中，同时他以经济加暴力的手段排挤当地小矿主和外来矿主。最后一条罪名主要指向程学德，他在岑溪有一间不大的西餐厅，但他本身靠搞赌博、开赌场而威震一方，“他开的赌场一天最高峰时有三四十个人”。

有了钱，岑溪人好赌的特性重新被点燃。“赌博问题我们提了不少，但现在的干部本身赌博始终很厉害，”曾在人大工作的这位官员感到无可奈何。他说，在赌场里，多少有些资本的矿老板被允许无本下注，输了钱，由程学德向其发放高利贷，“日息一毛钱。这样借十万块钱，加上利息一万块钱就是11万元，过期不还，就由11万翻成22万。”赌徒之外，被银行借款、贷款的繁杂手续吓回来的人，也直接从程学德那里以高利贷抬钱。

在赌桌上，很多矿主自觉帮助欧雄杰完成了洗牌——他们或者退出石材行业，或者收缩了阵线，或者干脆“跑路”了。梧州市矿务局的一位负责人敲击着桌面说：“部队、机关办实业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人独资办的，个体开矿的多得不得了。”不过，6月15日，一份记录了诸多矿名的材料被陈哲正一一划去上面的名字，被划的都是已经不存在的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欧杰雄们斗争的结果。有人说，岑溪现在又回到了最开始，回到了没矿的日子。

武器装备是黑社会组织的一只臂膀。图为公安机关查获的非法枪支弹药

第二政府

“欧漏”的房子是很多人提起欧杰雄的第一反应。欧杰雄的三套别墅被形容得“像宫殿一样”、“进去像是进了中南海”，在民间它被认为是岑溪的“标志性建筑”。在很多当地一般干部印象中，欧杰雄是能与上层官员传递信息的“标志性人物”。

一位镇长向记者抱怨说，为什么有些大老板能力这么大？我们举办一些活动，走正常途径逐级请示领导不来，但是“大老板”一句话他就过来了。我们作为一级政府，与上一级政府联系还要绕到“大老板”那里去。“大老板”就是指欧杰雄。

经济上的发迹使欧杰雄一类人对政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90年代初期经济资本的积累直接推动了政治资本的积累，影响力先通过经济政策完成。

因石头大出风头的岑溪，纷纷被“广西的深圳”、“没有开放的开放城市”等头衔加身。采访中有人提到这样的细节：当时地方官员描述当地开放程度时，骄傲地对当时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说，我这里不只有两个“母亲”，有十几个“母亲”昵！(当地白话中，“舞厅”发音近似于普通话的“母亲”)。

1992年和1994年，广西全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和全国石材协会秘书长联席会暨全国石材经贸洽谈会在岑溪召开，“解放以来岑溪从没有过那么大的会议，岑溪政府也没有过那么大的压力”。会后，岑溪政府在重压下四处动工，还一下子在十里长街公路两边、北环新村等地弄出四个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支柱产业建设让岑溪政府有些紧张：如果欧杰雄这样的人物不响应并加入进来，政府的经济政策如何实施？“政府部门扶持经济，这真是个很微妙、很难扯得清楚的问题”，在岑溪曾管理经济部门的人感慨道。

“大家都在这样小的范围内生活，总有些需要摆平的事情，欧杰雄到政府部门里就都可以摆平。”正因为如此，岑溪市渐渐有了称欧杰雄为地下书记之说，很多官员都以能与欧杰雄攀上关系为荣。

这单纯靠经济权力是远远达不到的，起码，政法部门就是他们的对头。有人总结说，黑社会猖狂的地方必然与政法腐败相关就是这个道理。欧杰雄等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了这种个人关系后，他们谋求的利益往往是以制度破坏为代价。

1996年前后，岑溪市矿产局推出对石材的一个收费项目：“出关费”——每车143元左右。他们先设下几个收费站，后来转包给下面的派出所去收。派出所人力不够，就和欧杰雄等人的马仔一起收费。一个小矿头告诉记者，他眼睁睁看到欧杰雄的车根本不交钱，偶尔会象征性地交点，警方无论何时都一路绿灯；轮到他没交，他却被抓进了派出所，最后花1000元钱才被放出来。

在高层，公众熟知的两个权威人物和欧杰雄来往密切：原人民银行岑溪行行长与他结拜成了兄弟，两人经常在岑溪大酒店一类的高档场所出入。该行长两年前被免职，有人分析说，这与欧杰雄大量从他那里贷款不还有关。另一个是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队长，这次落网据称是因为他与欧杰雄有经济上的往来，他收下10万块钱，为欧杰雄办汽车入户。

在岑溪大酒店出入的还有岑溪法院院长王华秩和程学满，“两个人经常混在一起吃吃喝喝，喝的都是茅台和五粮液”。王华秩也在此次落马的官员之列，一位与法院有债权债务的公司负责人说，他去找王院长时，王说：“我是法院院长，都是我在执行人家，没有人能处理我”。

欧杰雄及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员被岑溪人背地里称为“第二政府”。

1998年岑溪市成立矿业协会，协会负责人说，当时打出的名单中也有欧杰雄的名字，他那时是石材协会会长。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对政府而言他代表企业；对民间，则代表政府。

权力争斗

陈哲正的别墅建在他开矿的山头上，落地窗外，鸡犬相闻，仿佛世外桃源。他几乎是刻意与岑溪保持一定距离，但是有了石头，他怎么也回避不开。

欧杰雄排挤中小矿主的同时，也曾到陈哲正的地盘来试探。“他来我这里只一两次，是来买石头。”但陈哲正下面的人可不这么说，“陈先生吃了不少亏，他的价值40多万元的挖掘机也被欧杰雄‘借走’，之后就永远借走了。”

陈哲正不久便成了欧杰雄的对头，因为在岑溪，能对欧杰雄们造成威胁的只有他了——陈哲正的矿山远非欧杰雄所能匹敌。

1995年前后，欧陈有一次很大的正面交锋。陈哲正很不情愿地描述事情经过：当时他买下一座资不抵债的矿，地是政府的地，价值2000万元。陈哲正花了1600万元买过来后发现，矿的另一半不知怎么就变成欧杰雄的了。

对这半个矿的争夺最后在当时的副市长苏柱显那里决断——那时他还兼任地矿局副主任，兼管政法则是近几年的事。在乡镇书记的位置上工作多年的苏柱显被评价为“骄傲得很”。供水公司的员工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苏柱显开了一个酒店，酒店连续6个月不交水费。供水公司按规定先下发通知书，随即停了酒店的水。

再猖獗的黑社会团伙，也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据说这件事惹得苏柱显很不高兴，还打了供水公司的人。供水公司事后告状告到市长那里，市长让苏处理此事，“他的处理就是指着供水公司的人说，我就是老湿(当地土话，意为黑社会)!”这一事件虽已无从对证，但在此次岑溪涉黑案中，他也是被双规者之一。

陈哲正也对苏显柱感到失望。他说他找到这位当时的地矿局副主任讨说法，苏柱显则忙于让他赶快在合同上签字，同意那一半矿是属于欧杰雄的，“不签字就不让办采矿证”。苏柱显的倾向性如此明显，陈哲正败下阵来。

不过陈哲正并未被吞掉。一方面，陈哲正的身份是岑溪的招牌，他是来投资的台湾大老板，政府要留住投资就要保证投资者权益。一个官员说，“要保证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出面帮助那些有名气的大老板理顺各种关系”。出于同一考虑，炒矿山的行为最终变成一种政府行为，因为漫天要价最后也会吓跑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既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官员的仕途发展。在岑溪的开发如火如荼时，岑溪的副书记和市长同时调升到梧州地区，“这种同时升官的情形在梧州地区还是首例”。而且，陈哲正也是岑溪的门面，他的矿先是环保绿化做的好，规模大设备好，每次上面领导来此视察或其他地方的人前来参观，也只有陈哲正的矿可以拿出来展示……有了这层关系，岑溪政府对陈哲正明确的保护态度也使欧杰雄有所顾忌。

第二个败下阵来的是岑溪市政府。1997年前后，政府要求石材企业用电量计税，按新的计税标准，一个锯台大概交1万元的税。这件事因为有欧杰雄幕后操纵，最后引发了岑溪市的一次大罢工。

知情者说，“欧杰雄派他手下的马仔到各个开发区走动，说你这个开发区到几号不能开锯。谁去开锯就把谁的花岗岩敲掉，罢工搞了一个星期，最终政府的计划破产”。这次跟政府对抗的成功，使欧杰雄不但在石材老板中间树立了威名，也将他对政府的控制推进了一步。

倒掉

岑溪市委书记张宣东显得很沉重的样子，他说，如果再早七年来打黑社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乱了，也不会形成这么大的一个团伙。打击黑社会之难在岑溪市公安局长陆志光身上体会更深，据说他调到岑溪任局长后，干脆指挥不动下面的人，“一台戏总得有人敲鼓有人伴奏才能演得下吧，一个人当然没法演戏，”陈哲正说。

时刻戒备、快速打击，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定生活是公安干警的职责

最终，对欧杰雄的致命一击在程学德身上找到了缺口。程学德开赌场、放高利贷的兴趣愈来愈浓，最后在波塘镇镇政府边上又开始搞六合彩。程德学的行为激怒了当地百姓，他们认为他把治安都搞坏了，于是四处上访，要求政府取缔。

程学德被逮捕后，被判处劳教三年。程学德“进去”不久，程学满坐不住了，一封以他的名义写来的恐吓信直接寄到陆志光手中。信中内容很多人都大体能说出关键的几句：陆志光你听着……不放人就炸平公安局……据说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唐发林就是因为“炸平公安局”而被牵进去，他主管是否批准卖炸药。

岑溪市公安局最后以这封信请求上级给予支持，外力的进入最终打破了欧杰雄等人制造的相对封闭的权力系统。

“二程”之所以倒掉，前提是欧杰雄的衰微，衰势起因还是因为石头。

在欧杰雄一步步做大时，石材业自身却走起下坡路。一方面原因是因为能源。开矿与锯对电力的需求很大，而在1995年以后，电力严重不足。能源跟不上使一些老板亏本，纷纷退出这个领域。而最大问题来自新兴的陶瓷市场出现，广东佛山陶瓷对花岗岩的市场造成很大冲击，加之板材有放射性的宣传报道，花岗岩一下子疲软下来。

石头难做，1999年前后，欧杰雄看上了松木。他把农民的山整个买下来，把树砍下来锯成板材拉到外面去卖，利润也相当丰厚。他的操作模式是把林业部门的指标都买下来，买100方指标最后伐1000方林木，好几座林木茂密的青山被砍得光秃秃的，据说锯下来的木屑就能堆起一座山。

岑溪的木头市场整个被他垄断，这又一次将他推向与政府对立的境地。

做木材生意，欧杰雄的政治资源依然存在。一位官员说，2000年岑溪市政府要在公路两边种木棉，这样的好差事又给欧杰雄把第一道关——由政府发包给他，他再找社会上的人做。凭借这样的资源，欧杰雄依然不交税，有时林业部门查扣了欧杰雄的木头，“上面立刻打来电话叫放行”。

但是木头毕竟不是石头。石材没有形成垄断，欧杰雄不交的税费可以在其他石材老板那里平摊，政府最后总能找齐。但木头整个被他垄断，时间长了，政府这部分税费空白带来巨大的压力，压力终于将政府与欧杰雄放在对立面上。

林业方面的官员首先被查处，先后16个人受到牵连，行政处分了十多个人，有两三个党员被党纪处分。而欧杰雄则因乱砍滥伐而被通缉。

欧杰雄于是彻底败下阵来。

岑溪双规人员名单

陈柱德，退下来的原岑溪人大主任，也当过政府的一把手：已批准逮捕

莫以海，市委副书记：已批准逮捕

苏柱显，副市长；

黄日汉，法院院长；

王华铁，公安局政委后调任建设局局长；

陈旭坤，原公安局副局长后调任环保局局长；

唐斌贤，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队长：已批准逮捕

唐发林，公安局治安队长，已批准逮捕

于健波，原地矿局局长后调任安全监督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