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的喽啰们

（文 / 李伟 姜广时 李红兵）

黄沛霖(原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被解送法庭

影子丁福根

“以前吕梁是我的顾客，后来他是我的老板。”在法庭上丁福根以此概括他和吕梁的关系。

36岁的丁福根在圈内被称为“小丁”，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在学校里当了5年老师，后在金鹏期货经纪公司担任投资部负责人。丁1995年认识吕梁。1998年初，丁离开原公司开始追随吕。丁福根曾经有一张名片，头衔是“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公司的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就是吕梁。但不久后丁便“成为没有职务的交易员”。事实上，在吕梁阵营中，丁不仅是绝对主力，他更像是吕梁的影子，是个全能选手——操盘、融资、签协议、开立账户——事无巨细。

1998年3月吕梁将丁福根招入帐下，随即带丁前往甘肃民乐县考察项目，而后又去了几次深圳。丁福根否认他知道吕梁当时要做0048股票，“吕梁当时对西部产生极大的兴趣，跟我说那边有很多土地可以开发”。当时考察的项目是苜蓿草种植。苜蓿草是一种优良牧草，被称为“现金作物”，尤其适合奶牛饲养，日本、韩国每年的进口量都很大。1998年4月，吕梁在甘肃民乐县以丁福根的名义成立了民乐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吕梁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在民乐地区申请了10万亩土地，该项目就成为吕梁在控制康达尔公司和购买康达尔公司法人股以后对外发布利好信息的凭据。丁福根在法庭上说，当时吕梁跟民乐县的官员讲，他申请土地是为了引进东部沿海资金，对民乐县进行开发，并没有说要收购某家上市公司，把苜蓿草项目注入上市公司，进而操纵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股票。丁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吕梁要做0048的庄。

吕梁的另一重要操盘手庞博原先是丁福根的助手，据丁福根说他和庞博知道内情是在1998年11月底。吕梁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2座205室告诉他们，朱焕良做0048股票快破产了，吕决定接朱手上一部分流通盘帮朱坐庄。丁担心资金不够，吕胸有成竹地让丁不要为资金发愁，说上海华亚的董沛霖已经答应全力以赴去找资金。

休庭后，丁福根的辩护律师被记者包围

但丁福根并没有只管操盘，早期融资都是吕梁、丁福根去谈的。丁在法庭上承认，在吕梁54亿元的资本大军中，有1亿元是他融来的。后来公司的人多了以后，吕梁称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让大家都去谈，条件是公司代客理财，以1∶1的股票质押，由营业部做担保，有利息，有止损线，利息在15%以下差额作为员工奖金。所谓1∶1的股票质押是指每融1000万元就要质押市值相当于1000万元的股票。因此股票的价格越高，能够融来的钱就越多。

想法是吕梁提的，但融资协议都是丁福根设计的。丁福根承认1999年2月9日，他在海口第一次看到营业部的融资协议后很受启发，于是便根据这份融资协议，结合从前在期货公司的经验，拟出以后使用的融资协议文本。第一份是丹东证券公司丹东某典当行与北京新窗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做的协议书。以后，丁又完善了融资协议，有委托理财的，有股票质押的，有分成的，有资金合起来放在客户资金账户里的，有单方协议，有双方协议，有银行质押协议、借款协议、国债协议等各式各样。更有意味的是，在100多份融资协议上，丁福根都代吕梁签了名。为了倒仓隐蔽，丁还从亲戚处借了20多张股东卡。

从1999年开始，吕梁开始了对0048的建仓和倒仓。丁福根和庞博在法庭上说，吕梁是总指挥，而他们则是传声筒或执行者。吕梁每天都会跟他们讲得很细，从早上开盘的开盘价、由哪个营业部做，晚上的收盘价，在什么价位上由哪个营业部做；到中间倒仓、哪几家营业部倒仓、赚钱的价位、每笔交易的数量。不能倒得太快也别太慢，而且确实有的要快跌有的要慢跌，并且做一些成交量维持一下图形。

庭审丁福根(主要犯罪嫌疑人，中科创业一案中首席操盘手)

从债主到融资人

在已知的资金链条中，董沛霖和他的华亚公司总共为吕梁解决了6.9亿元，而在董下水前，华亚公司还是吕梁的债主。

在法庭上，上海华亚公司的法人代表董沛霖声称自己一直是个合法商人。1994年董沛霖曾经承包了河北国投上海证券营业部，“当时政策既没有说私人不能承包，也没有说能承包，后来明确说‘不行’后，我就不干了”。这一年，董沛霖认识了吕梁；第二年吕向董的上海华亚公司借了2000万元。在此后的三年里，董称多次向吕讨债，吕也断断续续地给了几百万元。

董沛霖在法庭上说，1998年10月，吕梁将他约到北京北辰的住所，告诉他接了一个盘子，就是康达尔，后来改成中科创业，“这是香港一家投资基金委托他做的”。而后，吕梁又对董沛霖说做这支股票需要钱，但自己没有钱；而董认识的人多，可以帮他去找钱，融资坐庄赚了钱以后就可以连本带息地还欠董的债。董沛霖回忆，吕梁和他见面时，一再向他推销所谓的“长线投资”理念，“中国证券市场正在发生分化，今后会出现上百元的股票和几毛钱的股票”。

随后董沛霖找到了他的两个下属，李芸与何宁一；前者是上海华亚的总经理，后者是杭州华亚的法人代表，也是董在辽宁财经学校的同班同学。此后，李芸与何宁一分别融了3.1亿余元和3.3亿余元。李芸在法庭上说，他们帮吕融来资金，吕就可以把原来的股票卖掉，腾出现金还给董，也就是说把欠董的钱变成了欠别人的钱。从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看，吕梁这一次并没有食言，到2000年1月他确实还给董沛霖总共2400万元。

董沛霖对丁福根说：“1999年我什么也不干了，就帮助老吕找资金。”实际上，吕梁给董沛霖很高的佣金，一般董沛霖介绍的资金，他都参与谈判；李芸、何宁一、孙宏宇等人每联系一笔融资都会告诉董沛霖，虽然不是很正式的报告，但至少会打个电话。

另一个被起诉的融资主力是边军勇。边军勇被捕前是吕梁成立的北京科沃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最早是做基金投资的。边军勇通过朱焕良认识了吕梁，并且主动追随吕。边军勇为吕梁总共融了1.4亿元。

边军勇联系的资金协议到期后，一般是丁福根去清户，也有边军勇自己清的，清完户后账上留下的几万元边军勇就自己收下，并说这几万元就顶差旅费了。边军勇融资比较早，量也比较大，所以吕梁给边军勇的中介费比较高，大约有三四百万元。

顶罪

在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中，吕梁与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摆出了一个三角结构。证券营业部为吕梁提供了大量股东卡，吕梁从机构投资者那里融到大笔资金，又在全国120余家营业部里频繁倒仓呼风唤雨。而在这个三角结构中奔波游走牵线搭桥的就是这些被推上被告席的小喽啰。中科大戏落幕前，丁福根与董沛霖还充当了特殊角色。被告律师告诉记者，2000年八九月间，吕梁和朱焕良之间的合作出现了问题，他们之间有相互揭发的行为。丁福根在法庭上说，中国证监会开始查0048股票，吕梁就让他去海口找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经理陈汉宁修改交易纪录。这一次陈找来他的几个属下加班三天；此外他还去了上海申银万国找付士华修改交易纪录。修改内容包括股票交易纪录，把融资改成借款、把中科出资改成燕园某单位出资、融资的走向、融资协议、资金划转等。

与此同时，董沛霖一个人到深圳，住在新世纪酒店。陈汉宁介绍董认识深圳英克派实业公司经理朱焕良。朱交待董第二天在深圳证管办官员面前将吕梁、朱焕良和丁福根名下划走的由刘弈(吕的手下)经手的股票进行混淆。也就是让董沛霖去将吕朱的违规操作抹平了，替吕梁抵账，向证管办承认这些股票都是董做的。第二天董沛霖和陈汉宁到深圳证管办见到一个姓段的科长。段问董是干什么的，董回答称自己是北京新经策投资咨询公司的。段又问，刘弈是谁。董说刘是他的手下，并根据吕梁授意对段称，刘弈划走的资金和股票及交易的股票全都是自己吩咐刘办的，之所以划走大量股票都是为了代客理财。当证管办的人问董沛霖是否认识吕梁、丁福根时，董矢口否认。董称自己让刘弈划走了1000万股，证管办的人提出质疑，并拿出证据是2000万股，于是董又改口说记不清了，反正是自己授意的。

董沛霖在法庭上承认，那件事情是他所干过的最“糗”的事情。吕梁之所以让他去顶罪，董认为，一来自己懂股票、懂证券；二来董不是中科创业的人，而且也知道吕的那一套融资炒作的方法。然而作为不断从吕梁那里抽取高额佣金的人，这个头也是不得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