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8亿元的影院看电影

（文 / 庄山）

2002年4月6日，北京某电影院首映美国故事片《指环王》，该片当日上座率为70%。因此《指环王》在该影院每周只放映一次

进影院的理由和影院危机

目前，影院门前车马稀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首都影院经理关志斌对此感到非常无奈：“有些影片我们的上座率甚至到不了1%。”

“我为什么要去影院看电影？”自称“小经理人”的王淮人的疑问所具有的代表性称得上是影院经营者的最大苦恼了，“我家有最先进的全套家庭影院，可以买到的片子比影院多得多。”

按照王淮人的逻辑，电影院应该大量退出市场，但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北京新东安影城总经理姜伟却认为：“很多人对电影院的概念还是以前那种，其实新型的电影院给观众带来的舒适程度和所能达到的视听效果是在家里无法比拟的，在这样隔绝的环境中与电影故事同呼吸共命运才真正能得到梦工场的享受。所以我相信，以后到影院看电影的人还会越来越多。”

给姜伟带来自信的是他经营的新东安影城，该影城于2000年12月开业，先期投入1000万元，由中影公司负责经营，在1500平方米的区域里拥有3个各100座的小厅和一个238座的大厅。“选择的设备都是最好的，美国的放映机和座椅、德国的镜头、英国的屏幕。”

说起自己影城的经营时姜伟充满了自豪：“我们4个厅一天共放映20～25场，票价按一天中时间的不同分成15、20、25元三个等级，对儿童、老人和23岁以下的学生都有优惠。目前影城平均上座率是40%，开业第一年票房收入就达到800万元，在全北京排第二名，成本回收比预期的要快。”

然而，北京大华影院经理南德山的感觉却与姜伟完全不同。大华影院这些年从设备到管理经过了几次改变，500多个座位的一般上座率能达到40%，每月票房完成60万元左右就能保证不赔本，但结果是，2000和2001年都出现了亏损。对此，南德山的解释是：“《瘦身男女》在香港一个地方的票房就是六七千万元，而内地整个加起来都达不到。低迷实际跟大环境、政策都有关系，我们的发行、放映还没有完全按市场操作，影院没有用人的合理机制，这些都限制了自主经营。”

关志斌的解释与南德山非常近似，他认为从苏联学来的发行体系过于陈旧，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独家发行的垄断性弊端已经广泛呈现，目前影片流通完全是指令性的，甚至票房多少都是指令性的。首都影院的上座率在5%～70%间大幅波动，“选择片子的余地不大，这就不是市场”。“为什么私营企业就比国营企业的经营好呢？归根结底还是管理机制问题。”关志斌的57个国家职工以及几十个离退休职工成为首都影院经营的一个重要的掣肘。

实际上，影院与影片发行部门实行的是分账租片的方式，一般而言，进口大片影院提留票房44%的份额，上缴发行部门56%，而国产影片影院提留48%，这样的分成比例是影院所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负责北京地区影片发行工作的北京新影联影业公司宣传部负责人高军说：“影院经营不善，根本问题在于影院沿用了计划体制下的经营思路，对于那些老影院来说，不是换个发行机制就能改变现状的。”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放映分公司、院线管理一分公司经理程阳通过对国外影院的考察认识到，电影院不能只是一个独立的娱乐体，它需要与商业中心等设施相配合而发展，同时要最大限度地给观众带来方便和舒适，按照程阳的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影院肯定无法经营下去”。

为程阳所看好的“新东安电影城”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新东安市场5层，在这一层上，有美食街、娱乐中心和电影城三个项目，相比于商业区的人潮涌动而言，这里显得幽静许多。姜伟认为：“从商场的角度讲，影城给商场增加了功能。而同时，商场也为影城提供了比临街更好的整体环境。”

最大的影院与重新洗牌

2002年5月27日，在北京科博会上正式签约的投资8亿元的国际影视城项目，使电影院经营者们为之一震，在中国电影市场经营困难的现实状况下，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即便不是一个信号，也至少代表了某种对未来的期望。

“我想了解这个报道是否真实，8亿元建个影院不太可能，根本没办法收回投资。”关志斌的猜疑在电影业内具一定代表性，关志斌基于他多年对电影市场的了解解释说：“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单座创收最高、效益最佳的电影院是12～16个厅，座位数不超过3000，高于或低于这个数收入曲线都会下降，国外最大的影院是31个厅，不到4000个座位，已经显得太大了。”

“电影院绝不是个暴利行业，它虽然成本负担不重，但也没有暴利。”姜伟肯定地说。而中影星美电影院线公司投资部经理王红宇认为：“从经营角度，这么大的投入说明了投资者对自身经营的自信，商业契机是能够创造出来的。”

被称为具有“天方夜谭”色彩的国际影视城是香港富华永利实业集团与比利时BESIX公司及比利时亚洲工业开发协会(简称AIDA)合作开发的项目，5月26日，在王府井国际著名商业街研讨会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富华集团总裁赵勇把它描述为“一个世界最先进的数码影院”。

这家投资8亿元的数码影院选址在王府井商业中心东侧的金宝街，设计总面积6到8万平方米，拥有25个影厅，可同时容纳11000名观众，影院放映不再使用胶片，采用数码技术，“影片全部是卫星传送，观众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观众同步看到任何国家的大片”。

对这一项目的诸多质疑，富华永利集团策划部经理孙海涛解释说：“整个金宝街都是我们在开发，这条街将发展成现代化综合街区，建设影城是为了提高市场的文化层面，此前，我们对市场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和论证。”关于论证的具体细节，孙海涛认为暂时还不便透露，因为“配套设施等具体方案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8亿元的投资建设的会是一座“综合性的娱乐场所”。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市场一直萧条，全国电影票房从顶峰时的22亿元跌至2001年的8亿元，电影行业的从业人员从高峰时的50多万人降至目前的不到30万人，很多地方的影剧院都纷纷转为它用。与此相对照的，从国家广电总局《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颁布后，外商进入影院建设的步伐却在逐步加快。

程阳认为电影业的潜力是巨大的，而导致目前国内市场这种萧条和我国电影院设施陈旧、功能单一不无关系，他曾多次与一些商业机构联系合作影院，但结果都是一无所获。“电影院人气盛，它会产生连带消费。并且电影院能给商业中心增加文化氛围，这更是无形的效益，国外都是这样，而在国内却没有人愿意建立这种设施，目前北京的三个项目全是外商投资的。”

拯救中国电影业

在中国电影市场极其脆弱的现实面前，WTO关于电影业的谈判也遵循了保护的原则。“美国好莱坞的力量无可阻挡，保护是必须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周星说，“欧洲市场放开，美国电影曾经占领了法国市场90%的份额。台湾地区完全放开市场后，当地影片从80年代的年产100多部变成了现在年产不足10部，市场份额也仅剩下了3%～4%。”周星认为外在的危机只是触发机缘，主要策略是要加强内功，“电影体制的变化肯定会随着加入世贸时间的延伸而深入完善”。

《中国电影市场》主编翁立介绍说：“中国电影的改革已经经历了两个历程，90年代初，打破了中影统购包销的发行体系，又开始进口分账影片，更加深入的，就是正在实施的院线制改革。”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于2001年12月18日发布1519号文件《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将国外流行的院线制引入国内，规定“凡是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形成院线的地方，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

王红宇解释说：“院线制是以资产为纽带形成的影片发行、放映操作模式，它追求的是一种规模化的联销经营的效果。原有的发行体制从中影到省再到市之间环节太多，每一层都要产生经营利润，到影院利润就很薄了，而院线制的一级发行无疑将大大降低成本。”关志斌也已经看到了分成的变化，“从6月1日起，发行将给影院让步，总体让利2个百分点。”

据周星的研究，院线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制、发、放一体，“但国内的院线制强制推行现有影片，政治保护替代了经济保护，源头市场没有资源支撑，院线支撑将面临极大问题”。

在业内成为根本问题的是大家所说的“粮食”，我国每年进口影片30部，国产影片70部，“有效节目(票房过千万)也就二三十部”，而香港地区每年本土影片达到80部，外国影片400多部。在这样的尴尬比较面前，业内人士的共同看法是：“先决条件是片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院线制也只能是无米之炊。”

作为电影发行、放映部门，进口影片已经产生的现实利益是他们所认同的，翁立解释其中的原因说：“美国一年创作700多部影片，有价值的也就300多部，真正票房收入高的只有三五十部，我们从这些影片中挑选，自然观众认为可接受程度高。”翁认为，靠进口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周星认为中国电影的创作与电影后产品的开发也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他分析中国电影业的现实问题有三点最为重要，“最根本的是统摄整个电影业的观念落后，没有真正把电影作为一项事业的正确态度；第二，各行业缺乏整体协调的大艺术概念，各自为政的利益运作导致了艺术质量的下降；第三，很多因素制约了创新和创造。”周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电影业的各环节上都应该“政府保护和鼓励两者并驾齐驱”，如果做到了这样，“三四年后，新一代人一定会发展，中国电影的辉煌也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