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第十七届世界大战

（文 / 沈宏非）

运动之目的本来就很私人，这一点，毛主席早在1917年已说得很明白了：“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则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术邪？动以养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将近100年前的体育观，到今天依然酷劲逼人，相比之下，米卢所谓“快乐足球”只能算是拾人牙慧。可惜，本来只为个人快乐的运动，到头来总是要以竞赛为方式，取胜为目的。此事已成为每一人的思维定式。前几年，一北京朋友与我商量，说因为经费不足，国内某地有一支马球队活不下去了，看能不能帮他们找点赞助。他反复强调的是，这是全国惟一的一支马球队。我当下的条件反射则是：如果真是全国惟一的一支，它跟谁去比赛呢？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运动至少让一人快乐，当一个人投身到一群人当中，一群人又被分成两组，以竞赛和对抗的方式决出谁是某项运动的强者时，至少在数学上，还是有可能给更多人带来快乐的。当比赛于国族之间进行，就有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族与族之间的友谊，即“小球转动大球”——至少，这是国际足联及国际奥委会一贯的主张。

不过，大部分以竞赛为形式的运动本身都给人以既不和平也不友谊的观感，其中又以足球为甚。尤其是“世界杯”这种国族间的捉对撕杀，更充满了战争的气息，而且别具一种中世纪战争的仪式感。英国和阿根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对曾经分别为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冤家，从1966年世界杯就结下了梁子。1978年，阿根廷以主办国身份取得世界杯冠军后，军政府号召全民：“从我们内心发出的‘阿根廷’的呼声，在我们手上飘扬的蓝白旗帜，全部都标志着一个远远超越比赛意义的巨大真实。不要让这些感觉为起居饮食所消磨，因为它证明我们的认同，我们的意志可以取胜，我们整个国家获胜了！现在，全民应该追求一个新的目标：创造和勤奋。阿根廷：我们是有能力成功的。在上帝的协助下，让我们把国家推向更远大的目标。”4年之后的马岛之战，证实了足球的胜利是无法“把国家推向更远大的目标”的，不仅不能派“金童”肯佩斯披挂上阵与英军驳火，更没有得到上帝的协助，倒是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借“上帝之手”把英格兰推向了深渊。又过了4年，英阿对决于十六届世界杯十六强，阿队西蒙尼施计令小贝被红牌罚出，接着，英格兰在互射12码后出局。再过了4年，效力拉科鲁尼亚的阿根廷中场踢伤小贝的左脚，使他几乎缘尽本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正值马岛战役20周年——别跟我说你在6月7日晚观看英阿之“战”时完全没有考虑过以上与足球有关或无关的历史背景。

我本人一向反对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感来对待或观看体育比赛，不过作为一个英超的惯性收视者，我发现，假如让自己在观看第十七届世界杯或者回顾此前任何一届世界杯时丝毫不带有“国族战争”的感觉，这种水准的足球比赛最起码在技术上就根本不值得去浪费时间和注意力。非但如此，越是把它假想成国族间的战争，越是煞有介事，越是像真的一样，看起来就越过瘾，越带劲。否则，媒体对于世界杯的那种战争化、军事化的包装，从“中国队众将士磨刀霍霍”这样的新闻标题，到球迷们涂抹在脸上的海军陆战队那样的油彩；从同一俱乐部的“战友”在世界杯上的倒戈相向，到英格兰主教练瑞典人埃里克森的“叛变行为”；从法国队后卫勒伯夫在5月18日那场“仿照古代军队出征前的祭祀仪式”的“出征仪式”上“我们准备为法兰西战死”的誓言，到塞内加尔队长迪乌夫“不是为塞内加尔而战，而是为整个非洲的肤色而战”的表白；所有饱含着战争狂热的要死要活和你死我活，就会黯然失色，并且毫无意义。这时候强调什么“平常心”，摆明是自欺欺人。

尽管非洲人要“为肤色而战”，但是国际足联却始终都强调着“超越种族，超越肤色”。其实这两者并不抵触，反而相辅相承，在“和平与友谊”的意义上良性互动着。世界杯的意义是，营造一种逼真的战争氛围，经由卫星转播，让全球60亿不同国族的电视观众在限定的30天里暂时结成一个关于世界大战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充分发挥各自的战争想象，尽情发泄各自的民族情绪——说出来，喊出来，你就好了，就消停了。体育比赛本来就是消解的游戏。几乎就在“二十八划生”提出运动“乐乎吾心而已”的同一年，普鲁斯特写道：“自从体育运动受到青睐之后，无所事事就具有一种体育运动的形式，即使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间之外也是如此，无所事事就不再表现为无精打采，而是表现为生气勃勃，使得无聊的情绪没有蔓延的时间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