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头歌唱，我高兴着呢”

（文 / 北京偏北）

1992年冬天，一个瘦削的长发青年在中国美术馆门前抱着吉他歌唱。这样在城市里司空见惯的一幕，没人会觉得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但转瞬间过了10年，这个青年成为中年，他仍然在这里歌唱，美术馆和旁边公园里的街头理发师见证了他的风雨10年。

他叫杨一，一个出生在粤北小镇的客家人。有多少人听过杨一的歌，杨一靠卖唱挣了多少钱，他都记不清了，他记得清楚的是，这是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

听过杨一歌的人，都会被他歌里那朴实的感情打动，他虽然只有两件乐器——吉他和口琴，但却能让路人停下来聆听，后来他把自己的歌录成唱片，听到唱片的人都会这样说：“这就是中国的鲍勃·迪伦。”为此，很多国家都要请他去演出，但天涯海角，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回到中国美术馆——这个属于他的舞台。

杨一

杨一的歌，无论是用中国标准还是外国标准来衡量——都是典型的民谣，他音乐中展现的才华绝对可以让那些专业、职业词曲作者汗颜。曾经有人拉他去做乐队，曾经有唱片公司找他签约，但这个高中只上到一年级的人拒绝了这一切。

“我进入社会比较早，广东开放比较早，我也很小就进入了社会的小体制。我做买卖，后来稍微能有些分辨时，来到北京，所以北京发生的一切，我都很习惯。”杨一说。

“真正让我改变的是1989年，那时我的同学在广州美院读书，我就去广州，和他们在一起。我周围的人都在谈艺术，我听到很多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事，我觉得在广州特没劲，没有创造，我口袋里有点钱，就来北京了。来了之后发现北京和广州完全不一样，美术馆这地方不错，在这里唱歌肯定没问题。”杨一到北京是有备而来，就是卖唱。

虽然当时杨一还不清楚北京音乐圈是怎么回事，但他总能接触到一些北京的音乐人，从这些接触中，杨一本能地发现他们有些不对劲，“他们那些不是我需要的”。年少便领略到商业规则的杨一知道，那种上来就做乐队、签约、出唱片、演出赚大钱不是他能接受的。“我在广州，谈艺术、谈意识形态，我需要在艺术和文化上有涵养的东西。”所以，越是有人想把他拉进一种体制，他对他选择的方式也越坚定。为什么反感让自己被动介入一种商业模式？杨一说：“我觉得这很麻烦，本来你只有90%的战斗力，为了迎合大众、配合媒体，你就得再减掉一半，越来越少，这对做音乐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好东西可以不断影响人，但商业化后，你被扭曲或裁掉了，就变成另一种东西了。”

杨一喜欢鲍勃·迪伦，喜欢民谣，但他同时也知道，如果保持自己音乐的纯正，就不能向体制下的商业妥协。中国音乐的商业化历史不长，所以只能跟风，而杨一喜欢更早的音乐，喜欢更简单的音乐，他知道如果这样的音乐面对今天的听众时，肯定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只能妥协。在杨一看来，中国目前这样幼稚的唱片业是不尊重艺术家的。

杨一必须给自己找到另一种生存的方式，并且把音乐和商业全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他确立了自己的“杨一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他把歌曲制成唱片，每次街头卖唱的时候，可以卖自己的唱片，每张唱片可以卖到50元人民币，出国演出可以卖得更高。这样，他每次街头演唱，只要卖出4张唱片，就心满意足了。“我要交房租，卖掉10张唱片就够了。”他每周六、日到美术馆唱歌，如果每天能赚300元，一个月“上8天班”就能挣2400元。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就想这样一直下去，我很讨厌唱片公司的做法，如果我签约，他们就会渲染我的生活，让人认为我在街头唱歌是多么艰难，可我根本没觉得不容易，我乐着呢，我独特，我多自由啊。”杨一自豪地说。

“我2000年录了第一张唱片，我在这里唱了快10年，我觉得肯定有人要我的唱片，当时不敢多做，只做了1000张，结果没一个月就卖光了。买我的唱片的人，从16岁的到四十几岁的人都有，你看那些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基本上都是16岁左右的人在买，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找不到他们想听的。从我的唱片销售情况来看，中国唱片业是失败的，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跟什么唱片公司合作了。”

杨一甚至决定把这一模式延续到他退休的那一天，“我从1993年冬天就决定不组乐队了，当时我笑着跟人说，那我就做个鲍勃·迪伦吧。后来我一看迪伦做不了(自己不能和唱片公司签约)，我又说，那我只能做迪伦的老师伍迪·格思里了，他唱遍了美国的东西南北。”所以，杨一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后，决心要在美术馆唱到60岁。“我去德国的时候看到六七十岁的人在街头歌唱，我为什么不能。我3年出一张唱片，我还能唱30年，能出10张唱片，每张唱片10首歌，一共100首歌。只要不把自己架空，时刻都能写出真实的自己。真正这样去想的人，他最早写的歌和他到老的时候写的歌是一个水平的，如果一个人的创作不纯粹的话，会感觉原来写的歌实在没法听，就会否定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