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95)

（文 / 古存易 马廷刚 右拉 向阳 郭振亚 罗寒 曹保印）

“在现实的中国，权力与财富互相选择实在没有主动被动的分别，这就如同磁铁的两极相吸一样正常。这对孪生兄弟假如没有家长来约束，变本加厉做出任何事情都是不奇怪的。”

辽宁 古存易

“警示教育”竟成“腐败催化剂”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关于“警示教育”的报道风头正劲，一些犯下各样罪过的原人民公仆，或在电视上痛哭失声，或在讲台上泪沾衣襟。组织“警示教育”的有关部门想借此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用心可谓良苦。问题是“身前有余忘缩手”，自古而然，岂是一两次的“教育”就能奏效的？鄙人孤陋寡闻，没听说哪个已发现的贪官是看了警示教育后投案自首或因此金盆洗手或惶惶不可终日的。相反，“警示教育”反成了“腐败催化剂”。

5月23日媒体播发了一则新闻：《小节不保终成大恶——浙江两个省管干部腐化堕落的警示》。文章披露原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苏建国和原天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梁峻分别拥有14个和6个情妇，同时还多次进行嫖娼，其中多次两人共同结伴嫖娼。他们腐败的原因我们可以忽略不说，因为贪官的心路历程大多相似。令我吃惊的是，两人曾多次受过“警示教育”。在审查中，他俩不约而同交代了一个荒唐逻辑：他们看到“警示录”，看到那些比自己级别更高的干部犯了更严重错误时，竟“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梁峻写道：“想想现在社会大环境像一个

染缸，官场中的人时有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以此为自己平时犯下的错误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更加麻木不仁，积重难返。”

山东 马廷刚

未亡人的三六九等

山西运城富源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出了件让人费解的事——由于煤矿方面冒顶后管事的人作鸟兽散，使大部分来自湖北郧西的遇难者家属被迫滞留在陕西韩城下峪口。直到山西省长刘振华发了脾气，河津市政府才督促煤矿方面料理家属们的日常生活，并保证在处理期间给“每个家属每天发15元生活费”。15元是个什么标准？即便按当地那种生活条件，这几个钱也只够买碗刀削面充饥。与大连空难的遇难家属住三星以上宾馆，出门工作人员陪着，还有心理医生好言抚慰相比，难道那些农村来的遇难者家属天生就要比城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强？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拿大连空难说事的意思。在矿山安全事故频发、人们的视觉神经几近麻木的今天，我对有关方面接二连三的快速反应不但非常满意甚至心存感激。但这不等于后事的料理和抚恤方面就可“看人下菜”。假如真像河津方面那样，刚开始几天忙得连15元生活费都顾不上发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处理富源煤矿事件的类似善后中，包括媒体在内的公共系统很可能都将目光放在了黑幕揭露上，而根本无暇去注意一下那些可怜的矿工家属。

或许，这样的差别更能让大家思考一个悲哀问题，为什么在一个重大的煤矿事故后面，有那么多大胆黑心的矿主敢明目张胆去“私了”，而一些地方领导也对这样的做法默许甚至纵容？

对湖北那些矿工家属来说，“人文关怀”这四个字是不是太时髦了？

北京 右拉

泥佛金面的“廉政档案”

调动工作、职务变动要带上另外填写的“廉政档案”，这是近日来自某地的一则新闻。推出这一新举措的主事者们，似乎意在表明这个地方抓干部反腐倡廉的决心之大。而我一听这则新闻，心里就觉得好笑。

常识告诉我们，按照现行的干部管理规定，任何一个干部的调动都有档案记录，在其档案中都有思想和业务鉴定。哪个被提拔重用的干部在其档案中记有贪污腐化的字眼？如今在干部调动时，再加一张“廉政档案”，能记录什么？看看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他们的档案哪个不都清清白白，甚至“表现出众”？

广州 向阳

都怨秘书写得太生动

前不久，河南省淅川县金河镇党委原书记带领秘书等7名干部，自带生活用品来到某村进行为期一周的“调研活动”。遵照县委要求，必须写一篇心得体会。秘书“捉刀”，写了一篇“生动感人”的《走近百姓是农村工作的永恒主题》，该文既有观点又有事例，写得感人泪下。县委领导看了，感动得把这一典型推荐给了《南阳日报》；编辑看了，感动得把它放在显著位置发表。

想不到这一发表坏事了，书记帮助过的“难缠户”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惹是生非，找秘书算账，害得秘书破费1万元人民币才和“难缠户”偷偷“私了”。“难缠户”就是“难缠”，接着又把《南阳日报》推上了被告席。

这可能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故吧。秘书一时疏忽，居然写出了真村庄、真姓名，而事迹却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为美化上级，不惜丑化村民，这怎能不引起一场诉讼？书记的政绩没捞住，反而丢了乌纱帽，这又该怨谁呢？恐怕只能怨秘书文章写得太生动了。

新乡 郭振亚

“造假双雄”的背后

4月30日，即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截止日，ST生态和ST银广夏双双亮出各自年报，旋即一前一后被暂停上市了。可谓欺于百姓，终遭报应。

年报显示，两公司连续两年造假，其中ST银广夏虚构利润达7.72亿元，基本相当于其1994年上市以来全部净利润的总和。且不去追究两公司造假的胆量和力度，在两案逐步明朗的过程中，笔者心头的许多疑惑却始终难以排解。

造假行骗固然有公司自身的动机和原因，可负责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是否至少有失查的责任？与两公司肯定有信贷往来的政府银行发放长短贷款时是否认真审核了公司的财务账目？两公司1999年和2000年虚增了主营收入和利润，依此计征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十之八九已列入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捷报，当地的国税局、地税局是早已洞烛其奸，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管“坐收渔利”？是在每次的稽查报告上签注了“查无问题”，抑或已将之列入了什么纳税信得过企业红榜？政府审计部门是否对这两家重点企业进行过审计，是否应该追忆一下当年的审计过程？

这么多的政府部门连续多年未发现“双雄”的问题，除了说明这些部门效率低下、工作质量低劣，还能说明什么呢？都说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我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企业还不配有这样的定位，请别忘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好多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董事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濒临退休的高官担任的。

青岛 罗寒

咱们的艺术家

5月28日，媒体披露一个被中国音乐学院的师生称之为“公开的秘密”的高招黑幕：所有希望进入该院圆艺术家梦的考生，除自身最基本的艺术素质外，还必须拥有另一项至关重要的条件，即手中要有足够用来贿赂考官及相关威权人士的黑钱。该院一位教授说：“考前给考官送黑钱，已经成了艺术院校招生时公开的秘密，成了可怕的习惯。”

李光陆不但没有遵循而且公然破坏了已成“公开的秘密”和“可怕的习惯”的艺术院校招生的游戏规则，而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将由此而可能受到威胁。你不做这种事儿无所谓，但你不能阻碍我做这种事儿，否则，你便是非我族类；既然是非我族类，与其留着你在旁边碍手碍脚，不如趁早让你滚蛋。这是所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遵循者及受益者共同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标准。众人皆污，岂容你独洁？

艺术院校招生的这种游戏规则害了无数穷孩子，中国音乐学院一位良心未眠的教师说：“过去，民族音乐的招生老师曾到山沟里，从贫民家的孩子中挖出了很多人才。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然是痴人说梦了。”

郑州 曹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