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污水三角洲

人们在有意无意地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

消失了的“刀鱼面”

上海淮海路上有一个菜馆——沧浪亭，以各种江南面食、点心而闻名，徐亭连续两年跑去吃“刀鱼面”都失望而归：菜单上虽有却因为没有原料，这道美食已经名存实亡。刀鱼的学名叫“刀鲚”，主要生活在近海，每年2月溯长江洄游繁殖，是长江五大渔汛之一，它的捕捞场主要在上海长江主航道以北。

依据中国水产研究院的数据，1975年以前，刀鱼的年捕捞量为150～200吨，但此后产量逐年下降。“刀鱼虽有，但越来越少，渔汛已经消失，几乎形不成产量了。”农业部东海渔政局王利民副处长告诉记者。菜篮子问题，是很多上海人对长江口生态恶化的感性认识。

陈亚瞿看了一下表，说再过20分钟，他们派去福建霞浦取回样品就要落地了，这是一批福建沿海有毒的“亚历山大藻”。同时，他们另有一队人员从长江口进入东海，观测正在长江口外发展的赤潮。“我们知道，赤潮发生时吸收了大量的氧气，导致鱼的死亡，但现在有些藻类已经具有毒性，它足以致人性命。”白发苍苍的陈亚瞿跟踪研究东海鱼类40余年，他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口渔业生态重点实验室主任，“1959年我当学生时，观测到的夜光藻赤潮在东经124度区域，而现在已经蔓延至128度，也就是说从长江口扩大至韩国沿岸。”陈目前整理出的能够形成赤潮的优势藻类已达二十余种，其中几种是有毒的。自1986年官方发现的一起“毒藻死人”事件后，90年代这类情况在沿海屡有发生。“人把江河污染，未被分解的毒素被海藻吸收，海藻为贝类所食，贝类又成为人类的盘中美食。”陈亚瞿分析道。作为食物链的起点和终点，人即是始作俑者，又是灾难的必然承担者。

记者从上海市环保局拿到的资料显示，去年长江口外东海共发生赤潮10次，其中面积最大的达1000平方公里。但事实上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决不止这个数字，“这只是我们官方观测到的，实际发生量远不止这些。”陈亚瞿说。据华东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统计，在60、70年代赤潮发生率为五六年一次，90年代为一年五六次，去年是十余次。而这些被访者的另一个共识是——“今年还要多！”

长江口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从水文角度看，它的上界在安徽大通，它是长江口外潮汐影响的上边界，也就是大海涨潮时，海水所能抵达的最远地点。我国水利界常用“大通流量标记长江入海水量”。大通“距长江入海口江苏徐六泾尚有600公里。而狭义讲，长江口指江苏徐浦以东的一个喇叭口地带，北岸为苏北的海门、启东，水道中为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南岸为江苏太仓和上海市。长江水日复一日地冲刷，冲出了长江三角洲。“苏湖熟，天下足”，长江三角洲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GDP比重却高达15.1%，财政收入占18.7%，其中占中央财政收入的22.6%。在工业时代苏、锡、常、上海仍旧是全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可怕的生态污染

“天然排污场”

陈振楼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他有一张很旧的长江口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标记，每个标记象征着一个取样点。两年前他和同事开始了长江口的污染研究，在地图上，长江南岸的石洞口、竹园与白龙港是三个被重点标记的区域，那里是上海的三个排污口。

5月10日记者来到上海宝山区石洞口，这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港口。40万吨级的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处理厂北面有一条十余米宽的水渠伸向江中，黑红色的水体发出刺鼻的味道，缓缓注入江中，远远能看到一条黑与黄的江水分界线。再远处是宝山钢铁公司伸入江心的码头和往来作业的船只。所谓的上海西区污水排放口就在这里，每当海水落潮时，水渠闸门打开，大量的污水便涌入长江，漂流入海。西区排污口建于1971年，总管输送能力每天70万吨，排污管承担着上海西区及宝山工业区的排污任务；其中工业废水占70%，生活废水占30%。石洞口北行不到10分钟车程即是陈行水库，它是上海西区主要的水源地，与陈行一堤之隔的是宝钢水库，主要承担宝钢公司的工业用水。

同石洞口相反，浦东新区白龙港则主要承担生活污水的排放，约占七成。白龙港排污口建于1970年，总管输送能力为每天55万吨。“这两个排水口都采用沿岸直排的方式，不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因而在排污口下游沿岸都形成了数公里的黑水带。”陈振楼说。浦东的竹园排污口建于90年代，排污管设在水平面30米下，一期总管输送能力达140万吨每天。另外一条非人工的排污管就是黄浦江，每天约有400万吨的污水通过黄浦江进入长江口。上海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老港也在江边。填埋场像一个无人光顾的公园，垃圾被埋后，上面种上小树，整个场区终年散发着酸臭味，至数里外仍能闻到。填埋区挖了若干纵横交错的水沟，收集土下垃圾渗出的废水，垃圾场的尽头是三个曝气池，收集过的废水经三次增氧曝气后，通过直径约一米的大管直接排放于江边滩涂。虽经三次处理，流出的废水仍呈铁红色。记者看到，排污口附近的芦苇大量枯萎，远处的也十分低矮。

上海市环保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1年上海市总共向长江口排放了2.86万吨的氨氮、1653.24万吨的石油污染物、8.02吨的氰化物、1.76吨的六价铬、0.01吨的镉、0.17吨的砷和0.73吨的铅。“此外，滨岸带农场每公顷施用化肥约2800公斤，实际上相当部分的氮磷通过雨水进入水体，这也加剧了长江口的污染。”陈振楼说，“长江水质虽为二级，但氮磷却超标严重，使水质富营养化，最终形成赤潮。”

排污口是长江口生态的重灾区。陈在沿岸15个点的滩涂取泥样，重金属超标达2～10倍，排污口附近甚至高达上百倍。中国水产研究院的调研更加惊人：南区白龙港排污口附近的合庆大队，50年代插网一潮水的产量高达8.8吨。1970年排污口建成后产量急剧下降，1982年全年总共只有58.3吨。90年代则只能以斤计，插网一潮水只有1斤鱼，而且往往带有柴油味。东海水产所曾在竹园排放口采集生物，所采到的70粒凤鱼卵全部为死卵，附近总共229粒卵45.5%是死的，所剩的大部分也未受精。

“长江口一直被视为一个天然的排污场，因为大家都认为长江口的水量大，自净能力强。”东海渔政局的王利民说。在稍大一些的区域，无锡、常州的污水从上游的常浒河进入长江，苏州、昆山的则走浏河口入长江。王利民说，很多部门都不承认他们的污水影响了渔类，但我们的鱼为什么没了呢，“目前长江口已经是个脆弱的生态体系”。

围垦——上海滩的“沧海桑田”

长江口应对污染的天然屏障是它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

长年研究湿地的华东师大教授陆健健告诉记者，长江每年带入大海的泥沙量为4.8亿立方米，是珠江的10倍，而每立方米江水的含沙量达500克。其中约有一半的泥沙最终堆积在上海的滨岸潮滩中，形成淤长的滩地。从面积上讲，上海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城市，沿岸滩涂每年增长多则100米，少则三四十米，而崇明岛现在1/3的面积是解放后长出来的。在这里，“沧海桑田”已失去了它最初的喻意。“建国时，上海有2600平方公里的潮滩。”陆健健说，“现在基准线以上的只有904平方公里。”

在长江口放归中华鲟

上海的湿地资源在一步步被围垦。

记者坐车开出上海市区，直奔东南70公里外的芦潮港。芦潮港是上海深入东海岬角的最东端，也是长江口的最南端，南面即是杭州湾，东面是舟山渔场。芦潮港是上海一类深水港，80年代论证修建。同行的华东师大地理系博士生毕春娟告诉记者，这个港口淤堵状况比较严重，专业上叫“摇头沙”，长江口与杭州湾冲出的泥沙在这里共同作用，使航道淤塞状况十分复杂。黄龙一样的长江水由此汇入东海。

芦潮港向北至朝阳农场，一般被称为南汇东滩，这是长江口仅剩的自然岸段之一，长约30公里，另一块在崇明东旺沙。长江口沿岸往往是容易迷路的区域，“地图不管用，这里的变化太快了，”带路的司机说。很多岸边塘堤不久就废弃成为了田垄。南汇县的东面主路叫“人民塘”，是50年代围海造田的堤坝，如今两侧种植的水杉已经高达十余米，有碗口粗。50年后的“人民塘”早已算不上滨江公路，东面与之平行的“七八塘”、“八九塘”、“九八塘”分割出一片片狭长的农田与村落，每个数字都代表着围垦的年代。

芦潮港大堤上黄泥遍地，不远处正有一根大管深入堤外的海中，抽取泥浆填入堤内。由于技术的进步，促淤成陆的成本大为降低，现在每亩只需500元左右。东海农场、朝阳农场是建国后围垦的两大块农业用地，而目前在芦潮港围垦的500亩滩地将做旅游开发用。实际上，在这一狭长区域内已经存在了两块高尔夫球场，以及一个“华夏文化旅游区”。比较完整的自然滩地，目前只剩下了崇明东滩和正在淤起的九段沙。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曾对上海滨岸土地作过详细调查：除农业与旅游外，对滩涂最大的入侵是现代工业。上海滨岸带共集中了包括宝山工业区、吴淞工业区、高桥工业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山卫工业区等13个工业区。而1999年投入使用的浦东国际机场，就一次性围垦了8.6平方公里的滩涂湿地。

“高出基准线2米的区域可以长海鹿草，只要高出2.8米就可以长芦苇。”陆健健告诉记者。依据他们的实验，一平方米的鹿草一次可以沉降286克泥沙，每平方公里的芦苇田每年可除去生物可利用氮4000千克，生物可利用磷4000千克，以及大量的重金属，每公顷湿地对生态服务的功能约为每年14875美元。“价值最大的是潮间带，也就是涨潮淹没，退潮露出，它对水体的净化作用最大，其效力是潮下带的20倍。到秋天时满天芦花本来是很美的。”陆健健说，“但现在，上海的潮间带湿地只有10平方公里。”

荒漠化：多样性的消失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长江水的水质与自净能力降低后，最先的感知者与受害者都是水生生物。

“现在长江口的鱼类资源每况愈下，去年根本就没有产生蟹汛，河蟹几乎颗粒无收。”王利民说。“北风吹，蟹脚忙”，每年12月蟹从内河沿长江至余山岛、鸡骨礁一带产卵，第二年5月蟹苗洄游至内河，长江口沿岸世世代代的渔民则在此间打捞蟹苗。王利民给了记者一组数据：长江蟹1986年的产量是324吨，去年不及1986年的1/20；蟹苗1981年产量为72吨，进入90年代后只有2吨左右，到去年蟹汛消失。

“长江入海带入大量的营养盐，这形成了传统的长江渔场。”陈亚瞿说，长江渔场面积300万亩，相当于太湖大小，共有鱼类14目112种，长江的5大渔汛：凤鲚、刀鲚、前额银鱼、白虾以及大闸蟹都集中在这一水域，同时日本鳗鲡与中华鲟在此洄游，“既有淡水鱼又有近海鱼，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东海水产所的资料表明，长江口渔场正以惊人的速度衰退——刀鲚：1973～1985年上海、江苏的平均年产量是2000吨，1996和1997分别只有147吨和194吨，近年则更为稀少，不成渔汛。中华鲟：1988年崇明岛的中华鲟暂养保护站共救助幼鲟1980尾，10年后的1998年则仅抢救到6条。长江深水航道整治施工后，在长江口南侧区域再未捕到中华鲟。银鱼：60年代年产300多吨，1971年石洞口排污口建立后产量急剧下降，1980～1987年平均年产量仅为29吨，1988年年产10吨，1989年银鱼渔场消失……五大渔汛目前只有凤鲚尚存。

更为严重的是，长江口的生态危机不仅是量的减少。陆健健在1985年观测到了126种底栖动物，目前只剩下50余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而单一的耐污种群：吴淞口每平方米的颤蚓类达千条甚至万条；西区排污口潮间带的优势物种是霍甫水丝蚓、苏式尾鳃蚓以及有机污染的指示生物——光滑狭口螺，除此外其他生物不能生存。“底栖动物是鱼的饵料，这一种群大量消亡，也导致食物链的上端鱼群相应减少。”陆健健说。陈亚瞿的研究认为，长江口生态多样性指数为2，而正常规值为3。

“长江口已经开始了荒漠化。”陈振楼说，“虽然目前还有相当的生物育种群，但科学研究考虑的是未来，是趋势。”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

艰巨的生态修复

修复被损害的生态就像扳手腕的游戏，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达成新的平衡。

由于长江口的淤塞，上海政府每年清淤经费就达3000万元。1998年长江口深水航道建设有限公司成立，全面启动长江航道治理工程，工程分三期，在10年内在长兴岛南修建两条80公里的导堤。而这一区域正是长江主要鱼类的繁衍、产卵与洄游的区域。陈亚瞿负责的项目就是实施生态修复，“南北导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鱼类南北向的洄游，挖掘地泥会导致大量底栖生物死亡，江水混浊导致光合作用降低，饵料基础减少，此外施工的油污与人工垃圾也会污染河道。”陈所在的东海水产所在宝山有一个养殖基地，室内养殖场的面积就有三四个足球场大。去年为了补充水生动物数量，他们在长江口投放了3080尾人工培育的中华鲟，“每条都有1斤多。”陈亚瞿计划今年5月继续向长江口投放5～10吨底栖动物，以弥补工程造成的动物损失，丰富饵料基础。

长江口不仅是鱼类繁衍生息的场所，也是西伯利亚候鸟迁徙的通道。“这些鹬类鸟每年9～10月份经过长江口，前往澳大利亚，3～4月份又返回西伯利亚产卵。”陆健健凭听觉就能分辨出这些鸟的种类，“很多鸟在崇明岛的东旺沙、南汇东滩暂作休整，每年的过境量有200～300万羽。”而1995年规划施工的浦东机场圈了8.6公里的江边湿地，把鸟的位置占了，“上海西面是虹桥机场，北面是宝山工业区，南面是金山化工区，也只有东面的地形开阔，当时又逢浦东开发的时机。”陆健健当时是负责重建生态的学者，他为鸟重新选了一个栖息地——与浦东机场相望的九段沙。“九段沙”是长江口的一段淤沙地，1953年才出现，1997年海平面上只有1平方公里大，分为上沙、中沙、下沙三段，“由于上沙离机场过近，我们选择了在中沙引种互花米草和芦苇，为鸟类培育栖息地。”陆健健说，这样既给鸟类提供了生存空间，又能防止鸟机相撞的事故。短短几年，九段沙已成了片芦苇荡，0米线以上有110平方公里，2米线上有20余平方公里。

“我并不是个‘沉睡’自然保护者。”陆健健说，“我提倡开发资源，更提倡资源的补偿与修复，尽管很多还只是局部的亡羊补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