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人和权利

（文 / 崔峤）

柏林自由大学建在二战后美军区的昂贵地盘上，许多教授的办公室是每人一座二层别墅，自成一统，格调优雅，门口还经常会有块铜牌炫耀自己的特殊家史，名人达贵诺贝尔奖获得者之流。一天，路过一座洋楼，风范绝佳，习惯性看一下芳名告示不禁惊诧：纳粹帝国时期的“完美人体解剖实验总基地”。“恶之花”在告示里沉痛忏悔着消灭了数十万心理病人和残疾者的罪行，她怎么也想不到仅几十年之后，同样冲着“完美”去的基因革命随时准备着光明正大地市场化环球化。

一位德国医生在旅途上经常会问别人：人的基因组在哪里？“1/3的人说在大脑里，1/3的人说在卵巢或者睾丸里，最后的1/3根本就不明白我在问什么。几乎所有人对自己的构造和意义完全陌生，却都盼望着基因革命快点到来，自我主宰长生不死，精确地实现无穷无尽的完美梦想。”最近的一个柏林展览“(不)完美的人”主题就与此相关：谁有权决定“完美”和“不完美”的界限？

“残疾人”也许被称为“不完美的人”更合适，每个现实中的“正常人”其实也永远达不到“完美”。人们对待残疾人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愿意提供支援保护，另一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躲避身体上的物理接触。黑暗的展厅里，三个上端装有屏幕的柱子中间有一把轮椅，坐上去，屏幕里自动出现了三个女人，怜悯又优越的眼光向下俯视，开始旁若无人地窃笑聊天。不到一分钟，人就会从轮椅上跳起来，脸上发烧，不能忍受像件家具一样被人议论蔑视。德国的基本法里明确写到：“任何人不得因为残疾受到不平等歧视待遇。”巴伐利亚州法律原来有一句话：“健康的儿童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产。”在残疾人组织和教会的强烈抗议下，1998年把中间的“健康”二字去掉。不光是字面上，各级政府部门和法院更专门为残疾人准备了法律条款、通知、演讲辩论的盲文版本和声像磁带。所有的公共设施、建筑物、交通工具、产品服务、通讯工具的设计必须对残疾人做到平等，没有识别或应用障碍，尤其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更要求平等：没有隔离和前提地一起受教育、工作培训、成长共处。德国有位盲人腾贝肯女士听说有很多西藏儿童因为日照太强失明而没有盲文学校，则自愿和男朋友去西藏建盲校，编写藏文盲文辞典，在德国电视上为西藏的失明儿童倡议捐款，数年如一的自信和坚强。反观中国教育部对几类残疾人禁止入大学受教育的硬性明文规定，真是感触多多。

“正常”或者“残疾”的标准定义随着时间和社会关系不停游移，不是由自然或者基因决定，而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专家、媒体、神学家、遗传学家共同影响，由社会环境决定。一个美丽的生命因为在19世纪末表演自由裸体舞蹈，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毒气消灭，只留下几幅被作为病症证明的灰白舞蹈照片和烟熏过一样的出生和死亡证明。她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乖张过分，按现在说法也就是艺术女青年或自由职业者。上世纪初的德国王子威廉左臂生来短一大截，所有的辉煌军装都是特制的左右袖管不对称，却从没有人说他是残疾。美国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惟一被连选四任的美国总统，一直有意避免出现在公众媒体上，那把著名的前面两个轮子大后面两个轮子小的木头轮椅也是这次的展览史迹之一。

残疾人的绘画作品   

抛弃掉外部的辨认习惯，其实所有人多少都有所“残疾”，看不看得见，听不听得到，其实都是由对待世界的想法和开放程度决定的。展览里有一段录像《陌生的语言》：一个全身瘫痪只有平静眼光的男人侧卧在床上，一个女声在念着德语字母表，他听到某个字母就眨一下眼，朗诵短暂停顿之后再接着从头念一遍字母表，如此念了三个回合，几分钟后辛苦拼出的德语单词是“ICH-我”。每一个“我”都有梦想：录像里一个精神病患者终生致力于在自行车上改装各种螺旋桨和羽毛翅膀，他推着重心不稳的车上山试飞滑翔，总是不停地跌倒，爬起来接着再笨笨地往上推。他在空中的翱翔虽然只有短暂几十秒，可是他的满面笑容简直是天使之光。400年前的李铁拐也在展览里被作为神迹示范：“八个长生不死的道士前去华山的路上，一个灵魂离开肉身飞走，回归肉身的时候却迷路，停留在一个濒临死亡的青光眼残废乞丐身上，新的生机铸就了一个中国古代传奇。”很多残疾人题材的作品里都能触摸到这种惊人的“生机”：1996年赢得金棕榈大奖的法国电影《第八天》里真实可爱至极的傻乔治；丹尼尔·刘易斯精湛演绎的“我的左脚”；描写澳大利亚钢琴家David Helfgott的“Shine”；在丹麦电影《傻瓜》里，一群正常人占据一处空房装疯卖傻颠覆世俗的经历。

精神病人现在也往往被视为残疾人。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描绘过三个关于疯狂的岛屿状知识时期：中世纪时期疯子被认为拥有神启能力的魔力智慧，人们以礼相待。古典时期，非理性排斥疯人，甚至用“愚人船”把呆傻之人顺水飘离。18世纪末，疯子被当作心理病患者，弗洛伊德学说引导社会进入所谓的科学认知，专家自以为可以裁判疯人的语言解码，拥有鉴定和医治的特权。非理性经过百年压制沉默之后，又重新作为“荒诞语言和狂热欲望”出现。海德格尔也批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个人的迷失无非是疯狂的近代文明中习以为常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在病态上的极端表现：他们不能保护自由开放的状态里和他人的空隙存在，别人不是太远就是太近，消失于巨大的内在和外在的空无之中，无力聆听，更无力坚持。”

许多“正常”的大画家其实也视自己为抵触社会的边缘人，“疯癫艺术家的作品是文明真实个性的前庭”。毕加索、克利、巴塞利兹都从中取得灵感。此次参展的父亲是汉堡疯人疗养院院长的罗特是著名的精神病人艺术家团体“Schlumper”的发起人，他从小就和精神病人一起玩沙子，一起成长，没有任何沟通上的问题。他艺术教育专业硕士毕业后专情于地下艺术的下意识和直接，18年前在汉堡健康社会局支持下成立了这个含义是“意外到来的幸福”的著名团体：曾是屠宰场的40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墙上地上都是五颜六色的纸板颜料，空气里都是油彩的味道，经常会有小学生集体来上他们的美术课。没有受过任何艺术教育的22个画家们在20到80岁之间，每个人的经历都很不同：最著名的Werner Voigt今年66岁，3岁时候就被送到精神病院，自称有三个职业：“男装裁剪师，女装裁剪师，画家。”其实他还忘记数自己的另一个职业：教堂的神职人员。Uwe Bender喜欢坐在家里床上作画，不可思议地画了5000多幅作品，他自称是这个团体里的“冠军”，连书架上各种各样真假奖杯的落款也全都是“Uwe Bender：冠军”。他的画价钱也是最高，大约4万人民币左右。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画家Iden在父亲死后精神失常，把家里布置成灵堂，和老母亲一起被送到老人院，后来被发现绘画的天赋，被选入这个团体。有些成员还是全能艺术家：不光绘画，还同时作曲、演戏、导演音乐剧。他们每人拿着固定工资，有自己的画室，不知道大师也就没有模仿痕迹，完全是凭着本我和天赋由着性子画。他们随自己的高兴，在这里今天可以是星期天，也可以是星期三。艺术界对他们的作品持平等态度，参与各类展览。曾经有一家博物馆拒绝展览他们的作品：“作品必须对艺术系统有所发言，精神病人的作品只和状态有关，和历史社会无关。”

展览的最后一站是和著名的“标准化”先驱“ELIZA电脑”人机对话，它真是有很黑很黑的“幽默感”。它的提问：“你今天感觉如何？”“不错。”“你好像不太满意。和中年危机有关系吗？”“我现在离中年危机还有十多年呢！”“你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很得意？”(它学过心理学？)我反过来问它：“你的中年危机什么标准？也许我未老先衰？”“我在讨论你，不是我。”“那你明白些什么？”“你总问别人这样的问题吗？”“那你最担心什么？”“我怎么回答最让你高兴？”“你一直想不停地这么工作下去吗？”“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有工作吗？”“为什么一定要有工作？”“现在的社会里你没有工作还很值得炫耀吗？”它简直是善于抬杠和装傻的道德法官。“标准”有时候真是一个很恐怖而无趣的事，还是海德格尔说的好：“人生此在意味着将自身向世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