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两个女人和一群女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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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剧照系列

唐家荣是个生命力极强的女人,在看汪士卿的《来到北京》时,你能感觉到,即使把她送到纽约,她一样活得很好。汪士卿非常年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唐家荣刚出现在镜头里时,她正在一家火锅店里刷碗。以前她在洗衣店打工,在一个顾客口袋里发现了1400元钱,交给老板。老板说要还给顾客,顾客没有来要,老板就自己拿着了。唐家荣很生气,她反复强调,如果是老板自己的钱,14000她也不会要的,但这1400块钱是自己的“财喜”,老板的做法不地道。唐家荣因此就辞职不干了。但洗碗择菜的工作,无论从收入还是与理想的距离都不让她满意。她找了个男老乡,要重拾旧业。老乡煞有介事地跟她去进干洗材料,但最后事情演变成了他借钱不还,合作的结果可想而知。唐家荣只好换家店重新刷碗择菜,收入还不如以前。

有些故事,不是镜头交代的,而是唐家荣自己讲的。她老家在四川,年轻时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位老人,家里人骂了,她就离家出走。人贩子把她卖到山东,唐家荣现在的夫家花了1400块钱买了她。她和丈夫之间没有合法婚姻手续,孩子已经很大了。

如果你现在在马路边见到一个非常干脆利索,有山东和四川两地口音的短发中年女人在卖花,那很有可能就是唐家荣。汪士卿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跟拍唐家荣,记录了她的职业转变。唐家荣卖花跟一个胆小的男人有关——老王是卖花的,两个人一起生活后,就一起卖花。两个人没有对同居生活有什么罪恶感,其他打工者也不奇怪。也许在这样的生活中,凡是需要造成的局面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

迄今为止,影响比较大的一些独立记录片都把视线放在边缘人群上,比如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和《高墙下面》、英未未的《盒子》、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和《群众演员》等。由于放映发行等方面的原因,只有很少人能看到这些片子。看不到这样的电影,实际上是一种损失。并不是说能看到这些电影就意味着能进入文化圈,而是少了了解别人的机会,了解别人可以使我们更宽容。在《来到北京》里,观众可以看到,像唐家荣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眼里只是单纯的被执法对象。唐家荣和老王做生意时,总是事先就把被没收当成理所当然的收入损耗。片子当中有一个场景很有意思:一群小商贩在早市上卖各种小东西,忽然一声:“来了!”人群马上作鸟兽散。惊魂未定的唐家荣边张望边庆幸地说,幸亏她把花都藏起来了。另一厢,晨练的人不慌不忙地跟着音乐跳舞。一位老大爷推着自行车走过去,说:“中国人的生活可真有意思。”

唐家荣是个很理想的记录对象,她特别爱说。结果有一次,她过度投入地跟汪士卿讲她的事情,放松警惕,一箱水仙被城管拿走。当然记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外来人口的管理本来就是一个复杂问题,不是一部记录片能解决的,而且记录片只能从一个方面出发。吴文光看了《来到北京》,觉得这是他近期看到的很不错的一个片子,因为花可以与唐家荣的生活形成很有意义的对比,能超出单纯记录本身。不过汪士卿有拍片新手常见的问题,有点求全,所以他跟唐家荣回了老家,把那部分内容也放在片子里,整个片子结构就松散了。

尽管在北京唐家荣必须要面临很多问题,但她说她就是不想回老家,北京有多好啊。

唐家荣的日常生活就是进花、卖花。她不知道有人通过看电影在看她的生活,她也未见得有兴趣看别人的生活。能同时看到并行着的不同生活是非常有趣的。当唐家荣在马路上卖花时,有人在家里看电影,在论坛上写影评。

两部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和《我的老婆是大佬》在香港正当红。唐家荣不是论坛网友理想的女朋友和老婆,尽管她是如此真实。野蛮女友和大佬的老婆是如此的不真实,却是很多人理想中的伴侣。韩国电影受欢迎很正常,它们对时代之“轻”把握得比我们准得多——那么浪漫的故事,那么有趣的人物和那么漂亮的一切,即使是暴力。

关于《我的野蛮女友》,只要说几个方面就可以知道这部片子有多么受欢迎:韩国最卖座爱情电影、斯皮尔伯格已经买下了改编权、狂卷香港票房和大量的眼泪及回忆。本刊曾经想对这部电影作个采访,辗转找了给贾樟柯导演做助手的韩国人金必珍女士,金女士提供了一些资料后说,要采访演员和导演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大众偶像一类的,平时非常忙。

两个韩国女人拳打脚踢时,另一群中国女人坐下来说“女人那话儿”。香港女导演黄真真的《女人那话儿》在市面上刚出现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这部2001年获得“纽约国际鼓励电影展”最佳国际电影记录片。未几,开始有人纷纷打听哪里还能找到这部电影,打听者有男有女,男士居多。正应了黄真真的预言,男人对女人关起门来说什么肯定有兴趣。63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影片里讲了男女之事。男人是位“牛郎”,非常有敬业精神,如果对女顾客没有兴趣,就先去厕所里看黄色杂志提起精神。他每个星期只做三次生意,因为自己的“东西”太宝贵了。《女人那话儿》里有场非常纪实的性交易场面,一个平和的妓女和一个平和的嫖客。影片开头也很提神:一群女人在一个脱衣舞表演场所看几个环肥燕瘦、肤色各异的男子搔首弄姿。

这些东西的存在确实给《女人那话儿》提供了可看性,但黄真真更想让观众听听这些女人都说了什么。影片里有个女人始终没有正面面对镜头,她对情妇的看法完全异于平常观念。她说做情妇多好,只要撒娇就可以了。如果男人背了债黑社会来找,就说我还正要找他呢,你们快找吧,找到后杀他全家。接着一个镜头是两个深圳按摩女郎,她们宁愿少吃一点,少穿一点也不做情妇,要有骨气地做人。女人们在《女人那话儿》里畅所欲言,痛快淋漓。

黄真真在纽约呆了8年,近两年才回到香港,她觉得香港的女人开放多了,远不是外国人想象的还是很听话的样子。她就拍了这个片子,给美国人看看现在的中国女人。《女人那话儿》倒真是难得一见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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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真真和创作组

黄真真访谈

问:为什么想到要在影片一开始安排一个脱衣舞场面?

答:这片子其实是由浅到深的。一开始是非常表面的,就讲SEX。而且观众不太习惯看记录片,这样的安排会让他们有兴趣。但慢慢地,就能看出来,我要讲的是两性之间的东西,没那么表面。

问:在影片里,被拍摄的对象越来越小,成年女性到中学生到一个小姑娘,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想法吗?

答:这可以带出一个主题:每个女人小时候都是很单纯的,成长起来之后,由于性格和经历等原因,开始有了两性之间的不同看法。

问:这些拍摄对象是怎么找到的呢?

答:开始是找朋友,然后是朋友的朋友。如果不认识,我就会和他们出去喝咖啡,有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她们要信任我,而且对方要性格很真。

问:有没有人拒绝拍摄呢?

答:可以说没有吧。在拍摄之前,我一要很坦白,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拍这个戏。朋友都很支持,因为没有这个机会让她们很痛快地讲。其实这个片子一开始是拍给男人看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已经比较了解了。

问:为什么要拍一个那么真实的性交易场面?

答:这其实是给女观众看的。女人对妓女的事情不了解:女人为什么要叫妓女。妓女的事情其实不是那么浪漫的,男人叫完妓女会更寂寞的。有的男观众觉得没有拍到男人很威风的一面。这个场面是有安排的,我给了那个妓女钱。但我只是告诉那个妓女我要拍她,但具体什么时间拍我没有说。所以场面是很真实的。

问:有没有一个事先的详细计划?

答:我每次都准备了问题,但最好的谈话都是即兴的。里面有八成不是我的计划,你知道女人坐下来就说个不停。当我们谈到牛郎时,我就想是不是要采访牛郎。每天都有新的计划。我每天拍完都会剪片子的,就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问: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

答:有些人觉得我是,因为这个片子是拍的女性嘛。不过也无所谓,我觉得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我是个人主义者。我现在正在拍《男人这东西》,已经完成了3/4。里面有男人骂女人的镜头。不知道有人看完后会不会说我是个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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