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音乐节搞大好不好

（文 / 王晓峰）

1999年第30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现场，参加人数大约30万

音乐节的习惯性流产

到目前为止，国内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因各种原因夭折的有好几次，最早一次是1998年在北京怀柔雁栖湖搞的音乐节，因此次音乐节与摇滚有关，而被有关部门制止。2000年夏天，在大连海边举办了一次“乐舞露天音乐节”，由于主办单位组织上的混乱，搞到中途就停止了。2001年，又有人准备在北戴河鸽子窝大潮坪海岸搞一次“北戴河国际第五传媒海岸现代音乐节”，参加的乐队有二十多支，声势十分浩大，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胎死腹中。2001年底，在昆明举办了“昆明现代音乐节”，一开始就照着“国际化”操作，声称要请来某些国外乐队助阵。但到最后又变成了全华班，虽然勉强支撑下来，但是组织混乱，观众寥寥无几，最终让主办方血本无归。

音乐节的确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美国流行音乐发达，商业机制也很完善，但是音乐节却并不多。虽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可以以文化成就载入史册，但那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背景下，甚至在开幕前一刻都随时有流产危险，只能说那是一次幸运的聚会。除此之外，美国还搞过“蒙特雷音乐节”、“美国民歌节”，其他像样的音乐节就没有了。英国的音乐节比较出名的有“格拉斯通伯里音乐节”和“雷丁音乐节”，这两个音乐节也常常由于各种原因时断时续。

在中国，虽然总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试图再现伍德斯托克的奇迹，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狂欢、音乐、阳光、篝火、啤酒……甚至是性爱。但他们忽视了一点：音乐节规模大、人数多，极易失控，有关部门因此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太支持。尤其是露天音乐节，涉及到交通、食宿等方方面面问题，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和一些相关部门协作。

但在中国也有比较成功的音乐节，比如“喜力音乐节拍夏季音乐节”。分析它能顺利举办的原因，一是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二是把户外音乐节缩小到可操控的范围。

香山脚下的音乐节

江海蓝大学刚毕业不久，从她身上还能看到一些学生气，她虽然在北大在线网络公司工作，但是她有一个理想，就是想搞演出。当她决定走进这个梦想时，她想到了已经举办过两次的“迷笛现代音乐节”。她希望把这个音乐节接过来，把它搞大，变成正规、宏大的歌迷节日。

“迷笛现代音乐节”是迷笛音乐学校近两年每年5月1日都要搞的校园活动，参与者大都是该校毕业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有很多都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所以，每年的音乐节，他们便回到学校“汇报演出”。

和大多数人想法一样，江海蓝认为这个音乐节规模太小，局限在校园范围内影响不大。它应该面向社会，是开放的。而在此之前，她因组织策划了一场近千人的演出而有了一些经验，所以她信心十足。如果是免费演出，有5万元赞助就可以搞定。“这样的演出太少了，前两届‘迷笛音乐节’都是圈子里的人在看，其实学生和其他人可能更喜欢。去年我们搞了一个小演出，发现大部分是学生，所以我们想把这次音乐节承办下来。”江海蓝这样对记者说。

当江海蓝把这个想法告诉迷笛学校校长张帆后，对方也很高兴，他很希望把每年一度的音乐节包出去。但是当张帆把合同拿出来时却发现，江海蓝告诉他的仅仅是一个意向，很多具体事务还没有落实。当江海蓝开始拉赞助时才发现，搞好一次音乐节真的很难。这是一个在仓促中立的项目，几个月时间是不够的，在距离演出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她的收获只是，可以让每一个参加音乐节的观众喝到免费啤酒。

“我们最后把北大在线承办这次音乐节的广告从一些媒体上撤了下来。”江海蓝有些失望，最后，音乐节承办变成了友情帮忙。

由于迷笛学校迁址到北京香山脚下，面积比以前大出很多，而且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校园，更利于搞音乐节。前两届音乐节，因为场地限制，只能有几百人参加，为了不扰民，只能在室内举行，看上去更像一个大Party。今年不同，据张帆介绍，这次音乐节场地可以容纳6000名观众，附近没有居民，怎么折腾也不会扰民。“前两届音乐节的经验告诉我，这届音乐节也会平稳度过，估计人数不会到灾难性程度。”张帆说，“我搞了两次音乐节，一个保安都没有，也没有人捣乱，大家都是来玩的。”

张帆还告诉记者，这次音乐节是免费的，不仅台上的乐手表演是免费的，任何一个观众观看演出也是免费的，“我们没有门票，没有保安，没有校门，啤酒有赞助，免费提供。没有赞助，学校掏钱买啤酒给大家喝，就是让大家看演出的时候高兴。”

音乐节将在5月1日、2日举行，从下午3点到凌晨1点，参加演出的乐队有40支，包括张浅潜、丰江舟、“子曰”、“沙子”、“果味VC”、“木推瓜”、杭天、“脑浊”、“舌头”、“野孩子”、“AK47”、“扭曲的机器”、“兰州噪音协会”、“夜叉”和“痛苦的信仰”等目前已比较有知名度的乐手，还有出道时间不长的新面孔。风格涉及到重金属、说唱、硬核、布鲁斯、民谣、爵士、电子等，不仅对当今中国摇滚乐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验，也是摇滚歌迷的一次盛会。这次音乐节也可能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户外音乐节。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几位参加此次音乐节的乐手，丰江舟说：“我希望这样的音乐节规模越大越好，但我有点担心观众。现在的乐队都是一种大风格，只注重表面的东西，音乐不是靠力度和表面来吸引人的，应该重视音乐本身。我希望各种音乐都能上台表演，所以希望能通过音乐节解决音乐自身问题。我的音乐有些变化，相信对大部分人都是陌生的。”张浅潜说：“从我个人来讲，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能听到不同的音乐，并且让大家高兴。办音乐节是件特好的事情，希望环境能更加开放一些，让人们在心理上都能接受这些，也希望以后的音乐节不是以校园演出的方式进行。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有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节。”

音乐节上，音乐迷在泥中打闹嬉戏，这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一个传统

音乐节与假日经济

很难再出现像1969年伍德斯托克那样“音乐、爱与和平”主题的音乐节了，如今世界各地的音乐节，基本上都是一个思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所以，那些亲身经历过三十多年前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老兵”们认为后来两次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变了味道，商业味道十足。甚至坚持了很多年的美国民歌节也变成了商业性演出。音乐节的“变节”实际上适应了当今人们的需求，即音乐节是娱乐、消费、休闲，绝不是从精神层面升华自己的朝圣，享乐主义成了音乐节主题。

其实不管中国成功或失败的音乐节，初衷都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娱乐、聚会的场所，让人在音乐氛围中放松自己。同时，音乐节作为一种娱乐，不仅展示音乐，也为商家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记者手里有一份国外某音乐节的宣传海报，该音乐节规模不大，赞助厂商多达12家。

近几年，人们常谈论的是“假日经济”，假日经济的消费内容无外乎旅游、娱乐、购物；遗憾的是在旅游、购物之后，娱乐经济却经常被忽视。“音乐节经济”作为新消费热点则一直没有被开发出来。其实很多中国人有伍德斯托克情结，很大程度上希望能把自己融入一个欢乐、美好的氛围之中。

目前看，无论是政府部门、商家还是音乐节的主办者，都没有意识到“音乐节经济”的商业潜力。至少，我们能看到喜力音乐节帮助喜力打开了北京酒吧市场。当记者问张帆是否想过把音乐节与假日经济联系在一起时，他说：“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只知道‘五一’放假会有人来北京旅游，顺便看看演出。”

这次“迷笛音乐节”的位置位于香山附近，附近的旅游景点很多，如果能根据地理位置把音乐节与旅游整合在一起，对两方面都有好处。但遗憾的是，这么好的消费资源就白白浪费了。

商家也不重视音乐节，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商家在搞促销时，爱邀请一些歌星或摇滚乐队助阵，以吸引注意力，有时甚至不惜花高额出场费。但搞音乐节，商家反而不热心。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一个有1万人的中等规模音乐节，大家集中在一起连续消费三天的饮料、啤酒、食品，结果会是什么样？这就是观念问题。张浅潜说：“我参加过青岛啤酒节，可来的人都不是听音乐的，所以在台上表演也没激情。而户外音乐节，感觉更自由，更有听音乐的感觉，因为这些听众都是来听音乐的，台上台下都有快感。”人在放松的时候更有消费欲望，这个欲望就意味着商机。

张帆在向记者介绍音乐节特点时，强调它的免费特色，但丰江舟认为：“外地有很多人想搞音乐节，也想过与旅游结合在一起，就是做不起来，主要是没人。北京在这方面人才很多，如果商业介入的话，会非常了不得。台湾有个‘三天三夜嚎叫’音乐节，每年一次，从最初免费后来变成商业行为，很多方面改进了，水平提高了，影响也大了，很多外国的音乐家都来参加。我们老办免费演出不是个好现象，免费演出会造成恶性循环，应该更商业。”

把音乐节推向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假日经济联系在一起，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现实问题阻碍了音乐节的市场化。比如中国户外音乐节的历史不长，在组织、策划方面还缺少一定经验。有关部门总是担心音乐节会出乱子，这类活动很少有审批下来的；厂商认为这类活动缺乏商机等等。江海蓝不无感慨地说：“摇滚乐不如爵士乐好卖，爵士乐不如高雅音乐好卖。”可谁都知道，喜欢摇滚乐的人是最多的。我们为什么不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去开发音乐节和它的周边市场呢？

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迷笛音乐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