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89)

（文 / 胡一伦 马廷刚 楚舟 焦友龙 徐迅雷）

“王小波把生活经历用文字凝固下来，于是很多人借此认为自己受到了王氏思想的熏陶，变得自由起来。其实，王小波通过两条腿创造的人性的趣味和真谛，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呢？”

北京 胡一伦

“缩水”的专家门诊

山东 马廷刚

据某报4月8日报道说，济南市槐荫区医院，日前推出专家门诊最低限时服务：门诊专家每次诊疗交流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读完这则新闻，我感到莫可名状的悲哀。

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会放弃对大多数德高望重、认真负责的老专家的敬意，但我也不能不和许多人一样对“专家看病时间短”的现象表示不满。它时下似乎成了一种通病，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门诊缘何“缩水”？一是出于利益考虑，多看病号可以多挣挂号费提成，多给病人开药可以多拿医药回扣；二是似乎很传统地望闻问切，就不足以显示出自己专家的水平；三是因为专家这个称号和时下的官场一样都是能上不能下的。我曾经陪一位亲戚找某年轻专家求诊，他草草问了不足三句话，甚至于连病人长得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楚，就笔走龙蛇地开出了药方。据一位做医生的朋友说，他们主任一上午看专家门诊能看20多个病号。医院规定门诊时间似乎是在下决心治理这种现象，但病情是千差万别的，19分钟或1小时，怎能刻舟求剑般用一个标准来做衡量呢？

报道中还说：“要根治这种现象，还需依靠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民保健意识的进一步完善。”这更是隔靴搔痒，南辕北辙。

剽教授的窃学生

重庆 楚舟

我怀着沉重而焦急的心情写了这封信。这段日子，我不只一次地问自己：我们这些本科生会不会变成将来的剽博士、剽教授、剽院士？

重庆大学副教授李俊博士因剽窃其学生的论文而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他剽窃的这篇论文是其学生剽窃原告的。最近，学术剽窃事件在媒体上频频曝光，那些剽博士、剽教授、剽院士成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名大学本科生，我不得不审视和反省我们自身的学风。一方面，我们本科生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抄袭、剽窃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本科生的抄袭、剽窃行为与教授们的学术腐败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窃学生可能就是明天的剽教授，而剽教授的剽窃行为又影响着学生继续剽窃。下面我就把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四抄”摆出来：考试作弊，算第一抄；作业抄袭，可谓第二抄。第三抄是“学术先知先觉派”东抄西剪的所谓论文创作；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成为最后一大抄。

我们本科生中的“四抄”现象与社会风气的浮躁、学风道德教育的缺乏、学术制度的不健全、学生评价体系的不科学等不无关系。但我们大学生自己也该做到严谨而诚信地对待我们的学习习惯和学术行为。

作为一名在抄袭的包围中挣扎的大学生，我真诚地向大学生们、我们的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各界呼吁：不要忘了剽教授后面还有一批窃学生。

“某一天”也能定罪吗？

安徽 焦友龙

法院要判一个人犯了罪，当然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法官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河北省成安县法院对一刑事案件进行了三次审理，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三次都作了有罪判决。

据报载，河北省成安县商城镇军庄村农民杨德生因上访举报本村支部书记杨庆福私卖耕地等问题，2002年4月4日被成安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第三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加上邯郸市中院的两次二审，杨德生已是第五次接受审判了。事情的经过非常简单：杨庆福卖地是1997年10月的事，被杨德生等举报，随后杨庆福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事情本该就此了结，但杨德生等认为杨庆福还有腐败问题未查出，要求上级查账，县公安局介入，开始查账，但无结果，杨德生等不满意，继续上访，在省信访局门口被成安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建林带人抓走。

成安县法院判决书认定：“1999年五六月份的某一天去县委上访闹事。”就是以这“某一天”而给杨德生定了罪。所谓“某一天”的证词，一是县委大院门卫提供，他证实，在6月份的某一天，两辆三轮车违反县委规定，不听劝阻，闯进县委大院。一是县委通讯员证实，5月份某一天，杨找县委王书记，通讯员说王书记在开会，杨就和他吵闹。

公民申诉、控告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在现实中被剥夺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更让人同情的是，当地法官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法律常识性错误呢！即便“领导说你有罪”，作为具体操作者，为了更好地贯彻领导意图，也得想法弄几个“事实清楚”的证据呀！

勃朗峰隧道的安全算式

杭州 徐迅雷

据4月8日媒体报道：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这一天召开的煤矿安全整治会议上，公布了去年全国煤矿发生的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8起特大事故，这8起特大事故发生在黑龙江、陕西、四川、江苏、山西，共造成373人死亡。

“安全”与“生产”，本来是连在一起说的。可现实是，在不少地方“安全”与“生产”成了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宿敌”。用官方语言说，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经营者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超能力突击生产”。经营者追求“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做安全成本的投入在他们也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出了事故死了人他们自然难逃罪责，但在全国范围接连出事恐怕就不止是几个经营者的问题了。

勃朗峰公路隧道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通过阿尔卑斯山的交通要道，1999年3月24日，隧道发生特大火灾，从那时起，勃朗峰隧道一直在重建重修，到了3年后的今年3月才重新开放。它设计的“安全算式”是：耗资约3亿欧元=最安全(本刊曾专门报道)！相比之下，我们的执法、监管、检查部门花的力气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呢？爆炸本来应该成为杜绝爆炸的契机，危险本来应该成为消除危险的良药。但就在这次公布8起特大事故前不久，4月2日，江西宜丰一煤矿爆炸，当场死15人；4月4日，湖北省恩施一煤矿爆炸，7人死亡。

谁来为我们的矿工们制定有效监管下的“安全算式”，哪一天我们的巷道才能有真正安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