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

（文 / 李红旗）

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过过一天正宗的日子。小时候住在农村，但父母和我的户口都在外面，没有地种，无法像左邻右舍一般从事农业生产。我经常为自己家不是农民而感到羞愧。小学毕业，全家搬到城里，又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没有工作，而感到像个不合时宜的农民。于是只能继续羞愧。

接下来，青春期和改革开放的高潮同时在我身上发生作用。初三下学期我离开那所当地最差的初级中学，成为了小城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代小混混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打架、泡妞之余，我还画画。就这样，鬼使神差般，三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居然被一所大学的美术系录取了。那可能是全世界最差劲的一所高校。

我忍耐了一年多，终于跟系主任吵了一架，并写了一份极其煽情的退学申请书，可以说，那是我向别人展示的第一个“文学作品”。我很满意。回到家，我向父母说明了情况，我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不想再在那些破地方呆了，我不想再过什么轻松自在的生活，我要去一个下很大功夫才能活下去的地方——西藏。

爸爸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在海上漂泊了大半辈子，用他的方式理解了我的意思。等我说完这些话，他想了一小会，很平静地告诉我：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那往后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只是这却害苦了我母亲，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在做一个噩梦。我几乎要了她的命，她认为我去西藏的目的就是找个地方进行慢性自杀。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她始终持这样的态度：不管我要干什么，只要是在她的目力所及之内就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她就会感到绝望。

两个月之后，我被母亲的眼泪逼回了学校。她把我施加给她的绝望感又还给了我，让我继续体会对一个地方的厌倦感。有一次我再次感到忍无可忍，我哭着大声对母亲吼道：你没让我去西藏，我会恨你一辈子的。我母亲像我一样倔强，虽然看着我的样子她很伤心，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她用比我还大的嗓门说：你就是恨我一万年我都不怕！到毕业时，我对那所学校的厌恶甚至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但为了母亲我终于把它读完了。

(插图：谢峰)

毕业后，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学教书，那一阵子，我母亲的脸色特别好看，她大概以为我已经把根扎下来了。不久后，我谁都没打招呼，拿了很少的一点钱和衣物偷偷跑掉了。我不想再试图说服她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事情做出来让她接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再次见到母亲时，我惊喜地发现，她的精神承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我所能接受的程度。到我第二次真的决定要走的时候，她亲自把我送到了车站，也没有掉泪。

我母亲没念过多少书，所以她总觉得天底下最高尚的生活就是：一大帮人以学习知识的名义被老师引导着坐在一间屋子里。作为她允许我离开她的条件，我答应她先到北京的一所美术学院去进修。

她又错了。在那儿的一年，我睡了大半年的觉，醒过来便四处找人下军棋。那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可笑的地方。

直到离开那儿之后，我才决定好好画几张画。那时家里正准备断绝我的经济来源，即使他们再给，我也不好意思再要。后来，我的女朋友来了，她彻底改变了我的摇摇欲坠的生活。作为从前那个不断挑战贫苦生活极限的人来说，日子越艰辛，就会越快乐。但是当另一个人参与进来，而且是一个你要照料的人，这种生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当我企图找份工作时，我才终于发现，这些年来，生活已经渐渐把我给忘了。在陌生的社会面前，我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自己其实是个低能儿。

有一个人，必须要提一下——《视觉21》的主编孙平，在我给他打了一个月电话之后，他将我这个陌生人召到他的编辑部。我拼命工作了一个月，他终于肯承认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而我也渐渐发现，其实做一个正经人也没什么不好。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我刚刚能够勉强应付生活，就出了意外。忽然之间，我的诗和小说相继在几本当时正火爆的文学杂志或选本上以显要的位置和篇幅发表。接踵而至的是充斥了赞美和夸奖的评论。当时我有一种错觉——连篇累牍。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份杂志，几张报纸。恍惚之间，我觉得自己“成名”了。我第一个认识的诗人，后来成为朋友的沈浩波，将我这种错觉很深刻地加强了。还没见面，第一次在电话里接触的时候，他问及我的收入，我如实相告。他的回答我相信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

“操，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诗人，他们给你这么低的工资，这是侮辱。”

接下来，不断有好心的人催我多写东西，很快，我不但写出了一堆自己都不忍卒读的小说和诗歌，而且顺利地丢掉了我的工作。说到王小波对我的印象，他是对我有过影响的人，最初读到他的《黄金时代》时，我甚至有点为他着迷。但是后来，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可能是使我的情绪越来越坏。他的随笔可真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篇中他讲了一个故事，想向读者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千万别做什么都不会，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把他的意思引申开来，也就是，不要给人讲什么道理。他讲了许多道理来告诉别人不要给别人讲道理的道理。王小波无疑是个聪明人，但他总是把嘴巴张得太大了，来冒充智者。当被捧为文化英雄时，估计九泉之下的王小波都被自己在人间的样子给迷住了。

尽管这几年干了许多蠢事，但我仍然很高兴能经历这些。只是再也不打算受什么东西迷惑或者控制了，尽管这样会感到很快活。我会按自己想法搞点什么，但是既不想再听到别人道理，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道理，更不会像王小波一样跟自己的妻子调查同性恋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我想使自己的生活在百分之九十的程度上与任何人无关。

(李红旗，诗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