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王焱)
朱正琳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策划人
王小波对“有趣”的强调是针对那种死板的、教条的批评,这一点到现在仍然有效。五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变。现在的多元化,到处都在追求“有趣”,那么多的媒体也都想办法“有趣”,好像天天都想办周末版。现在可以来澄清的是,在这里“有趣”的成分是什么?王小波强调的有趣是思维的乐趣,而现在到处都是的有趣是娱乐化的有趣,把肉麻当有趣,把搞笑当有趣,而把思维的乐趣、独立的思想抹杀掉了。在弱智的意义上,这种追求娱乐化的搞笑和那种死板教条是相辅相成的。即使是“益智”节目的所谓益智,也只是知识性的。知识是思想的结果,也可以启动思想,思想的乐趣是追问人生,独立面对自己的存在,对世界感到惊奇。如果你把知识当成药丸子吞下去就不是独立思想了。王小波反对无趣,在各种各样的有趣中,他看重思维的乐趣,这是现在追求有趣的人不够重视的。
(插图:赵汀阳)
另外,王小波关于沉默的大多数的论断至今还是精辟的,没有失效。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沉默而弱势,因为弱势而沉默,今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还是沉默的。所以王小波过去的论断是应该再去温习的。
(插图:谢峰)
很多自由状态的人,自由职业者,并不是自由思想的人,就和王小波不是一样的人。自由职业是一种经济生活,自由撰搞人、牙医甚至盲流都是出于生计的选择。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人有意识地脱离体制,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这好像看起来是和王小波“一头儿”的(按王小波的话说),但他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批判性的思考,有表达的责任。
王小波在思想史上、文学史上一定会有地位,这只是凭我的直觉。要评估他的思想和地位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后,由史家来评估。但能够肯定的是,他不会是过眼烟云。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中,如果要追随谁的话,我追随他。从他的思想,到言论,到人格,他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没有分裂的,这是很难做到的。他的杂文使他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席之地。
陈嘉映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小波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人做得很正,文章清楚机智,他对大多数事情的看法我也同意。我感兴趣的是他说的那些常识性的事情,常识性的东西的确经常不被人注意的。比如《论战与道德》里讲不要把论战与道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中国学术争论总是严肃不起来的原因之一。但伦理问题、政治问题与我们的情感也的确有关系,更多时候,立场就是和所思所想有联系,这种矛盾就常使我困惑。而王小波的论证却基本上就停在那里,没有往下走。
当然我们的确是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谈论问题,他谈的很好的是在他的层面上,在常识的层面上,但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在讨论问题的两个层面中,常识性层面针对的是流行的愚蠢观点,而更深层面的就是真正搞清楚道理是怎样的。应该说,这两个层面都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更深的层面上的工作特别之少,可能是觉得事情总是太紧急。我的一个朋友,80年代也是很有名的学者,他是有很深刻的思考的,但他老是写时论,因为连常识上都出错,他就着急,就急于去评论。太多这样的评论,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不能产生精神果实。
如果你逼着我说,我会说,可能就是因为急于谈论常识,长期缺少深入的思考,反而更容易出现常识性的愚蠢。因为在讨论常识性问题时,就会有简单化倾向,尤其如果选择对没经学术训练的读者说话,就只能这样。但久而久之,问题就会被简单化。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然是应该有健全的常识,但很快就会感到常识背后的东西,思想者本能地就会这样深入下去。王小波的杂文基本不谈事情“为何如此”,而止于对与错,所以比较容易有激情,声音很响亮,但无助于我们理解那个事情。
知识分子在该说话的地方都不说话,王小波不再沉默,也许他觉得中国最缺的是没人说常识,这是他的选择,是他的勇气。而我觉得,中国最缺的是深入的思考。站出来说话需要勇气,将心比心,承担做研究所遭遇的冷遇所需要的勇气比之不小。即使在现实中我们的学者都是狗屁,但那里还是有一个空间让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也许王小波是最棒的了,但我们应该知道,思想还有很大的空间。
邓正来 社会学家
王小波对时弊的批评是非常敏锐的,但他写的只是杂文,所以没有论证。如果要论证就会发现其中矛盾重重,当然这是从他涉及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杂文其实是口号的另一种形式,很多问题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就显得极端。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形式来交流,但当它构成某种信念时,就要出毛病了。放到后现代环境或前工业化时代,这样的信念会变得毫无意义。就我了解,王小波本来没想做思想家,他的意义就在于一种私性的表达,他没想把问题说清楚。
所以,不应该把王小波往思想的高度引,他写杂文是他个人的内心完善,把他架到观念意义上、社会意义上就把他扭曲了。他的很多表达是很私性的东西,不能被公共化的。也许在被公共化的转换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但我不会去评价这个作用。对同一种状态的人群起什么样的作用都会有,问题在于那还是王小波吗?就像雷锋,经过那样的公共化,那还是雷锋吗?我们有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独立思考”的模型,要知道王小波憎恶的就是公共化的模型。
至于为什么会有王小波热,这和知识生产的模式有关,和社会环境有关。社会需要公共空间,在陌生人的社会里,需要一些符号把人们串连起来。
盛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评论王小波的文章,现在说起来,我仍然认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过高了。他是个有才气的作家,也有一些见解,但在他所涉及到的很多问题上他并没有相应的认识。作为一般见解,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主意是可以的,但是谈论那些很需要严格论证的问题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支撑,没有内在的逻辑,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认识。
对他经常谈论的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而且对一个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以那么一种简单的态度来谈论有失深刻。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
说到自由地思想,我觉得,我们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自由地思想,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思考没有局限,不被束缚,我们思考的可能是社会的状况、经济的结构或哲学的问题等等,不一定是做一个单个的人。
自由和自由主义
王焱
自由
自由在今天,已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之一。无论是极端的左翼还是右翼,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与政治派别无不声称自己主张的是真正的自由。根据思想史家以塞亚·伯林的统计,这一概念在西文中具有不下二百种之多的定义。
作为社会政治理论中的自由,它不但与专制对立,而且也与放纵成为敌体。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自由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就消极一面而言,它意味着在符合正义的法律规则之下免除被恣意干预的私人领域;个人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未被法律明文禁止的事,这种行动的范围与个人积极自由相重合。
自由主义
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将自由主义一直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它是现代框架内的事物。自由主义是一种观念体系。
与其他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其实是最不像“主义”的主义,它其实只是一种公共理论,包含众多论说的汇纂。一般来说,他们都承认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渊源与基础。在社会政治方面,一般主张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国家有限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等等。但是在为此提供的理论支撑如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本体论层面,他们相互之间却大相径庭。这使其理论与框架富于弹性和生命力。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liberal”一词真正获得政治含义,是在18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由主义在发轫之初就存在两种不同的传统与进路。一种是发端于苏格兰的古典自由主义启蒙传统;一种是源自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传统。用哈耶克的话说:“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辨的及唯理主义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作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
自由派
所谓自由派,主要是指思想文化界中的学者特别是一些人文学学者而言。一般来说,他们由于专业不同,尽管认同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他们主张宽容、尊重个性与个人自由,主张走向一个开放社会。就大部分西方学者而言,不管他们持有什么理论或政治主张,甚至连西方的“新左派”也包括在内,其实都可以称之为自由派,因为他们都认同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不过在理论与公共政策方面持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已。
自由分子或自由文人
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受既定社会利益群体限制的“自由翱翔”的群体。在西方,他们大都处于大学和研究机构之中。中国所谓自由分子,大体是指那些与社会主流的既定建制、价值与意识形态处于疏离状态的文人群体。他们大多集中在一些从事自由职业者如诗人、画家、自由撰稿人等等之中。在社会政治方面,他们大多没有什么系统的主张与信念。他们一方面具有消解全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像是现代社会中的波希米亚人,生来就有一种瓦解既成社会秩序的冲动。无论是全权主义的秩序,还是自由民主秩序。自由分子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其思想基础往往是一种求新务奇的浪漫主义。如果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定位于文化领域,可以促进文化的革新和保持活力,而一旦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却往往导致社会的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