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时装的春天

（文 / 菲必）

山本耀司的设计

做比约克不容易。这个黑头发小个子的女歌手擅长尖刻地撕破我们的耳膜，特立独行，同时擅长特立独行的装扮。她著名的服装包括2001年出席奥斯卡的天鹅装，还有最近亚历山大·麦克奎恩设计的鲜红色鸵鸟羽毛裙子：当比约克在舞台上晃动的时候，她身上这袭明亮的裙子看起来仿佛超脱了她而独立存在，裙子上的2000个手工制作的小玻璃珠子装饰品也发出了细碎的声响，这让她看起来挺奇怪的。

大多数人都乐意一星期7天穿得轻快畅意，如果有选择，衣服就应该让生活变得舒服一点。谁还记得什么时候自己曾经站在街上死盯着别人的衣服看了？朋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这么干了，新浪漫主义时装在80年代也出过风头。如今就算比约克开开自己的玩笑，也不过是履行表演工作者的职责。很少有人想去给身体加上累赘的东西，但是伦敦很酷，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V&A)选择了这个时刻，集合了11位设计师的极端主义时装展出，作为对时装现状的一个挑战。

馆长克莱尔·威尔科克斯女士挑选了如今被认为是最有远见的设计师，这本新时尚“圣经”包括：胡塞因·查拉雅(Hussein Chalayan)、赫尔默·朗(Helmut Lang)、马丁·马吉拉(Martin Margiela)、亚历山大·麦克奎恩和Junya Watanabe，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老先锋派：Azzedine Alaia、让·保罗·戈蒂耶、川久保玲、三宅一生、维维恩·韦斯特伍德、山本耀司。

为比约克设计的裙子成为亚历山大·麦克奎恩在V&A美术馆的极端主义时装里展示的作品之一。对典型的时尚无政府主义者麦克奎恩来说，咄咄逼人的挑衅是其设计的基本要素之一。“极端主义时装很难让人们正襟危坐地欣赏。”他说，“它们有时很粗俗，有时很美丽。大多数时候，我都试着去挑弄人。我是说如果有人离开、或者有‘这到底是什么狗屁东西啊？！’的感觉，我就觉得自己似乎做到了。”

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设计大多数只在人们的梦境里出现过。胡塞因·查拉雅设计出一款可以变成桌子的裙子，只需要按一下弹簧。Junya Watanabe的衬衫只能让人歪着肩膀穿。比利时设计师马丁·马吉拉体现了忧郁的北欧人的审美特点，在他手里，解构作为一个非学术意义上的术语，给我们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审视极端主义时装带来一丝睿智的色彩。他的时装设置也许是最有挑战性的，它们放在一系列搬运用的木板条箱子里，透过箱子上的开孔可以看见里面的时装。川久保玲是少数有能力把让人厌倦的元素转换为令人迷惑的时装发布的设计者之一，她的1997年春夏时装发布是她最令人难忘的极端主义时装：一个模特前面的巨大鼓包让她看起来像已经怀孕8个月了，别的模特身后像有巨大的肿瘤，若干模特似乎是被捆绑的德国香肠。布料是普通的红格子棉布。山本耀司的设计包括白色丝绸的解构主义新娘礼服，还有红蓝白三色的新娘礼服，安排在V&A的镜廊里展示，怪诞别致，又令人感觉不安，像是为幽灵而设的礼服。赫尔默·朗的Low-tech则正好是麦克奎恩的对立面，在V&A里赫尔默·朗的发布被放在简单黑暗的角落里，小小的一对椅子前面的银幕上，电影持续了3小时，所有他的时装发布被剪辑播出，这是显示这个设计师美学精髓完美的思考。对朗来说，他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缝针，简洁，然而总是有一个突兀的变化，例如雪纺绸的上装有一道不规则的棱线，就像一个显眼的红色疤痕。

或者这仅仅是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东西。但若没有这些东西，时尚精神将死。

胡塞因·查拉雅说：“极端其实很含蓄，对我意味着是一些激烈的东西，表现在衣服上，就是一些实验性。通常，我不认为自己是设计极端分子，只是一个做了极端时装的人。弹簧桌裙子就是这种想法的巅峰，我没有期待着人们会穿上这个桌子裙子走到街上去，但如果这么想了，那我也许就是一个极端分子吧。”而真正的极端时装分子三宅一生自70年代起就开始试验，皱褶设计和特殊合成的布料，似乎是他永远不变的一个标志。但是如今他声称不再想做类似的时装了，为什么要抱着拷问和质疑时装的态度来工作呢？如今他想设计和仔裤、T恤同样容易穿着的衣服。

极端主义时装和年龄无关，也和它引起的新的震动无关。13年前川久保玲发布她的简单声明：“红就是黑(成名即失败)了。”她已经工作了30年，马丁·马吉拉则超过20年，法国老顽童让·保罗·戈蒂耶已经50岁，尽管江湖地位早已确立，但永远是一副和年龄不相称的叛逆婴儿的形象。Azzedine Alaia也51岁了，这位巴黎的突尼斯人设计师，仍然坚持在小型沙龙里为他的忠实顾客服务。

这些新老先锋派都在为世界高级品牌工作。赫尔默·朗返回了普拉达集团，马丁·马吉拉被任命为豪华品牌Hermes的设计师，以往只被少数时装狂所接受的观念，如今被中产阶级普遍接受了。时尚的极端分子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强而有力，他们不折不扣的极端，不折不扣的前卫，同时不折不扣地商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