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封闭的民主国家？

（文 / 吴鑫）

教派冲突

2月27日，18岁的穆斯林姑娘阿弗莎娜刚听说一群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纵火焚烧印度教徒乘坐的火车并造成58人死亡的事件时，便感到了恐惧，因为她知道报复即将到来。第二天，2000多印度教徒聚集在她生活的小镇上，阿弗莎娜急忙带着5岁的弟弟逃到印度教徒邻居家中。在邻居家屋顶，她看见她父母被揪出来浇上汽油，随后汽油被点燃……她的四个姐妹被扒光衣服遭到强奸，最后也难逃一死。整个小镇几乎所有穆斯林的房屋都在燃烧。

印度警察在奋力扑救被焚烧的穆斯林住房

几小时之后，邻居告诉她现在安全了，可以回家了。但这是个骗局，在一个巷子里她遭到了攻击。“我能看清所有的人，我认识他们中的每个人，他们都是我的邻居。”当她拽着弟弟奋力逃离时，被浇上汽油的衣服已经点燃。她试图爬上一堵墙时，弟弟突然脱手。在墙上，她亲眼目睹了弟弟被活活烧死。

这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名为《杀害邻居》文章的开头，记者在医院里采访了当时仍在救治的阿弗莎娜。阿弗莎娜是今年2月底发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印度教派冲突中的一位普通受害者，这场近1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迄今已经造成了超过7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而且至今仍有零星的暴力冲突消息传出。

遭纵火的火车上的印度教徒事发前在北部小镇阿约提亚参加了圣火仪式，准备在巴布亚清真寺遗址上兴建一座罗摩庙。1986年，建于莫卧儿王朝的巴布亚清真寺重新开放，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因为印度教徒认为，那里是印度大神罗摩的出生地，暴力冲突因此不断。1992年，巴布亚清真寺遭到一些印度教徒纵火烧毁，引发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间长达几个月的大规模宗教冲突，导致3000多人死亡。

印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根据1991年统计，印度教徒占82.4%，伊斯兰教徒占12%左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都曾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但最严重的还是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

“从宗教和历史上看，印度教是南亚次大陆本土形成的宗教，伊斯兰教则是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入侵传入次大陆北部的，许多印度教徒因此认为伊斯兰教是侵略者的宗教，穆斯林统治印度是印度教徒的耻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孙士海研究员说，“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在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上大不相同乃至相悖，比如对牛的态度上，印度教认为牛是圣物，而穆斯林要吃牛肉。有些冲突被挑起来的原因居然是在印度教的寺庙门口扔来一个血淋淋的牛头。印度教徒认为穆斯林是不洁的，从文化上就加以排斥。这是两大宗教难以和睦相处的根源。”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加深了两个教派之间的仇视和不信任。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1000多万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分别迁徙到印、巴，伴随着100万人的种族屠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教派间的暴力冲突，尤其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有时还会引发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更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江亦丽告诉本刊记者。

调查2月27日列车纵火案的印度警察强行带走穆斯林青年

种姓冲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江亦丽还向记者提及了自己在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身边发生的一些情况。“大学里谈恋爱的很多，可是成功的非常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种姓制度的制约。”江亦丽说，“种姓制度虽然从印度独立那天起就在法律上被宣布废除了，但在事实上它并没有被消灭，尤其是在许多农村地区，各种形式的歧视依然盛行。几乎每天在印度报纸上都能找到低种姓人被打被杀的消息。”

1993年，在离德里仅100多公里的印度农村，两个低种姓的男孩和一个高种姓的男孩诱拐了一个高种姓的女孩外出，几天后回来，两个低种姓男孩被活活打死，高种姓的男孩却安然无恙。这是江亦丽给本刊记者回忆当年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例子。

印度教徒主要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和统治者)、吠舍(商人)和首陀罗(体力劳动者和奴仆)。在这四个种姓的基础上，印度社会已经发展演变成几千个亚种姓集团。四个基本种姓外还有一种属于“不可接触者”的贱民种姓。贱民种姓也有几百个。每一个印度教徒一出生便隶属于其家庭的种姓，其社会地位终身难以改变。这是一种典型高度制度化的不平等。一般来说，种姓的职业世袭不变，不同种姓交往乃至通婚都严格受限。印度众多的种姓中，低种姓的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最低层，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备受社会歧视和压迫。

“许多城里人不愿谈及种姓制度，但农村里还是很盛行。很多高种姓的印度教徒甚至认为贱民不是印度教徒，尽管贱民也信印度教。”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尚会鹏教授告诉记者，“种姓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四大种姓与贱民之间的矛盾，四大种姓之间矛盾相对少一些。”

尚会鹏90年代初期在印度的南部农村考察时采访过一家“贱民”——哈里真，他家4口人，只靠丈夫给一家商店当伙计每个月150卢比的收入。他家的房子与其实说是房子不如说是草棚：四周用木棍撑着，没有墙壁。为防止暴雨时雨水流进屋里，周围用泥土堆起一道2尺高的矮墙。里面铺一层沙土，人就在上面休息和睡觉。几件炊具、一个破铁皮箱子，以及绳子上挂的几件衣服，这就是全部家当。

令尚会鹏惊讶的是，他们对现状并无抱怨。尚会鹏问女主人难道不羡慕村里的有钱人吗？女主人说不羡慕，因为他们是高种姓，自己是低种姓。女主人说，她不觉得神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同他们(富裕的高种姓)的差别是前世决定的”。

在这个村子里。村中的浴场和火化场是按种姓分开使用的。婆罗门的浴场在上游，下游约250米才是非婆罗门的.再往下游50米，才是哈里真的浴场。婆罗门的解释说，流动的河水是洁净的，只有让哈里真下游洗才不会污染婆罗门。婆罗门说哈里真对神不虔诚，死后也不能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火化。

正在沐浴的印度教教徒

由于种姓对立根深蒂固，加上高种姓对于低种姓的剥削，高低种姓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暴力冲突。在比哈尔邦，种姓之间的集体屠杀事件从1971年报道的第一起到1999年2月共发生了59起，死亡人数达400人左右。“一些高种姓集团为了对付贫穷农民组织的‘夺地运动’和‘抢收地主庄稼’还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孙士海介绍说。

在印度，婚姻严格限制在同一种姓中，男子可以娶种姓稍低的女子，但这叫送婚。女子出嫁，女方家里必须要付出昂贵的嫁妆，这也叫嫁妆制度。种姓越高嫁妆越昂贵。嫁妆也随着男方的地位、受教育程度而变化。“一个留英博士男婆罗门如果要娶妻的话，对方的嫁妆可能要100万卢比。”

“在印度生女孩比生男孩的压力要大得多，将来付出的嫁妆是一个家庭沉重的负担。”江亦丽说，“在一些城市里，一些堕胎私人诊所打出的广告语就是：今天你花400卢比，将来可能会省40万卢比。据说，印度的男女比例已经失调。”

现代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的总趋势是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涉及地区也越来越广。据统计，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1975年238起，1980年427起，到1985年时增加到500起，死亡人数也由1975年的110人增加到1980年的278人。而且，教派冲突过去多发生在北印度，现在已经扩大到南印度，而且有蔓延趋势。与此同时，种姓冲突也在增加。

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急剧增加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印度传统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比较宽容的社会，但在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更加突出，对经济政治权力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越来越不宽容。”孙士海说。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现代化是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因为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贫穷愚昧，但却稳定。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敏秋教授介绍说，印度独立后前30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5%，被人戏称为“印度教的增长”。90年代以后，印度经济才进入高速增长期，但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传统的社会结构，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没有得到很好控制，目前按印度官方的说法有26%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然而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这一数字仍有44%左右。

“真正参与教派暴乱的很多人都是失业状态的贫穷的城市青年，很多人来自贫民窟。所以这和整个社会的生存状况关系很密切。”孙士海说，“在印度的每个城市都有大量的贫民窟。很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好来到城市，靠打工生存，失业半失业的青年很多。他们根本没有房子，全是窝棚，塑料的，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到处是污水。”

印度教复兴

早在骚乱刚开始时候，媒体就开始批评瓦杰帕伊政府没有提早采取措施，而是在骚乱蔓延后才让军队介入。布鲁金斯学院的研究员斯蒂芬·科恩在《金融时报》发出警告，印度人民党面临巨大的挑战，瓦杰帕伊必须尽早取缔那些危险的印度教激进组织，并要求古吉拉特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人辞职，因为他们表现了对印度教激进分子的同情。

“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绪和印度教色彩的瓦杰帕伊的印度人民党就是靠打教派主义牌起家的。它通过唤起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而赢得政治上的支持。1982年该党在印度人民院选举中只有两个席位，由于利用罗摩庙址和巴布里清真寺之争大做文章，异军突起。”江亦丽说，“近年来，以瓦杰帕伊为首的温和派为照顾其他政党的利益，教派色彩有所淡化，但初衷未改，去年，瓦杰帕伊称修建罗摩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引发了批评。”

孙士海也对记者提起，1990年他在伦敦从宾馆的电视里看到现在瓦杰帕伊政府的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参与战车游行的场面。“1989年，BJP参加了阿约提亚寺庙之争引发的冲突。1990年的战车游行为了建罗摩庙造声势，以掀起印度教徒对于宗教的狂热和感情。”孙士海说，“鼓吹‘一个印度一种宗教’的世界印度教大会相当于印度人民党的理论制造者，取缔印度教激进主义组织短时间内比较困难。”

显然，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是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的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的产物。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的资本和商品纷纷涌入，印度的民族工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遭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捍卫印度教传统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的更为强烈，国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更容易被宗教民族主义所取代。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左)和外长辛格

吉利斯·凯伯尔认为，这种“认同”是对现代化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分析宗教极端势力的复兴时说，在现代化的作用下，随着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长，社会中的个人会出现异化和认同危机，这是导致文化和宗教复兴的原因。

在身处李光耀所谓的“在一代和两代人的时间进行工业化的农业社会”的印度，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他们，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

除了那些城市移民，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新中产阶级。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

民主政治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了证明参加过选举而在指甲上涂的那种东西是什么原料，但是真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孙士海向记者回忆当年考察印度民主选举。由于印度进行统计和身份确定的技术比较落后，投完票的人都在手指甲上涂上一种颜色，几天之内洗不掉。

孙士海介绍说，由于印度有着40%的文盲率，远远高于中国，选举时常常不得不动用一些很有意思但很实用的方式。比如，用豆子代表某个党派，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党。或者，用各种符号来代表不同政党。比如印度人民党用“油灯”，国大党以前用过“两头牛拉犁”，后来国大党还用过象征着佛陀的“手”，其他党派有的用“狮子”、“猴”等。

独立后的印度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了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每一次民主选举都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政权交接。民主印度的政权交接非常平稳。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开展民主选举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印度却做成了，而且基本上延续了50多年没有动摇，中间只有在1975年到1977年间英·甘地实行了长达两年的紧急状态，这被印度人视作民主进程中的污点。不过在之后的大选中，英甘地落败，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民主观念深入民心。

虽然民主在印度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政治体制，但其政制的质量却并不高，现代政治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诸多弊端，因为毕竟印度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改造，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社会结构，这使印度成为“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软国家”。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停止教派冲突的谈判席上(美联社 供图)

“印度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孙士海说，“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取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那些原来在政治上消极或者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用起来卷入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

在这个有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积聚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经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

比如种姓进入了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和选举体制，使本来是一种身份和等级集团的种姓，发展成为利益集团。各党派利用种姓集团的利益拉帮结派和拉选票，使种姓成了印度目前政治体制的基础。

由于种姓进入党派之争和选举政治，这几年里，每次选举前后都有种姓暴力发生。这种现象违背了尼赫鲁等政治家们主张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愿望。

“尼赫鲁的理想不仅没有实现，各种传统社会势力的集团意识、组织性和内聚力反而得到惊人的加强。”孙士海说，“在当今印度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使印度的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改革

印度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但西方资本主义化并不是它的惟一内涵。印度执行的是混合经济体制：公有与私营混合，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混合。

“印度是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对经济干预和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孙士海说，“很多产业领域都有许可证制度，严格限制能够纳入公司法的企业参与生产。”《金融时报》分析说，印度商品市场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每年给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造成了2.3%的损失。

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90年代初国大党拉奥政府，只在6种工业——烟、酒、军火、爆炸物、剧毒化工品、药品中保留许可证。拉奥的改革引人注意的另一个方面是，开始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因为同其他一些计划性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被尼赫鲁誉为“现代印度的神庙”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亏损严重，日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金融时报》说，印度国有电力公司电力损耗超过40%，私人电力公司的电力损耗仅为10%。同样处于亏损和低效状态的国有制限制了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它仅为美国的8%、俄罗斯的50%。

“拉奥政府上台后执行的从国有企业撤资，开始时是为了中央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被私有化的都是那些盈利的国有企业，没有完全引入竞争机制。”张敏秋说，“1998年以后的撤资主要都是亏损的企业，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也是为了盘活国有资产，撤资类似于国有股减持，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控股。”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2000年底政府决定将国家铝业公司(BALC)的51%的股权卖给一个私营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状态的国家铝业公司共有四个分厂，但只有一个运转。然而，2001年3月初，1200名工人开始在厂门口示威决定无限期抗议。10天后，参与抗议的工人连同家属已经达到2500人，进入4月开始罢工，造成当月铝产量下降。年底，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私有化，但中央政府撤资部部长邵乌里发表评论说：“尽管最高法院已经作出了最终判决，但是反对派反对国有企业的撤资还是会继续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我们的体制现在是：任何人只要写一封信就能把正在进行的事情暂停下来。”

“在民主制度的印度，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尽可能地透明，比如说专家学者记者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对一家公司的评估上不会出现大的侵占国家财产的问题，但这种民主的议事方式，使印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缓慢。”张敏秋说，“2001年计划撤资1200亿，结果只完成了600亿左右，也就是一半。”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复杂的民主政治限制了政府效率，制约了合理的政治决策。和东亚一些国家的“权威政治”相比，长期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G.缪尔达尔将以印度为首的实行“民主的计划化”原则的南亚国家的政府虽然制定了经济计划，却没有具可操作性的实际程序来支持其计划。而经济活动不仅仅由市场制度组织，在很多情况下，是由行政权威直接组织的。

大象的速度

3月17日，印度西北部城市Jaipur。在一家旅馆专门为大象举行的募捐活动中，一头名叫巴哈杜尔的公象和他的伴侣母象拉克西米共同用它们的象鼻将一块帆布喷成彩色的画。这幅画随后被拍卖。拍卖所得将用于这个城市总共60头供旅游者们骑玩的大象的健康保护。并不是每头大象作画都可以拍卖出好价钱，巴哈杜尔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去年卸任后私人访问印度为印度地震募捐时曾经骑过的。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不忘党派斗争，当时还开玩笑说，他把美国共和党的象征——象压在了身下。

孙士海曾经去过印度多次，他也骑过大象，而且时间比克林顿还早，至于是不是这头大象，却无从考证。然而，在孙士海的眼中，大象有另一种含义。

“英国《经济学家》以前曾有个封面文章叫《笼中虎》，说明印度的发展潜力很大，只要除去一些限制，可以像东亚那些小虎小龙一样。”孙士海说，“我认为，与其说印度是头虎，不如说印度是头大象，因为它实在太庞大了，不仅面积大，人口也很多，去年8月已经超过10亿，到2025年将超过中国的人口。印度的各种问题又太多，比如教派冲突、种姓冲突，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而且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很有可能继续激化。印度因此仍将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行走缓慢。这点连印度人自己都不否认。”

但是，孙士海不愿意对印度发表其他的评价。“对印度的任何评价都是正确的，但是相反的观点可能也是正确的，这个国家太复杂了。”孙士海说。

会做画的印度大象(路透/Reuters)

IT印度

在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为通过扩大中产阶级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条途径，然而，结合印度的图情，印度政府将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是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人们担心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会形成所谓的“畸形经济”——

“北京已经派了100名间谍到印度的各个科技中心刺探情报。”《商业周刊》报道说，这个传言在印度流传。在印度议会，人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谈到中国的威胁，现在，威胁主要来源于经济竞争。对在IT产业上远远领先于中国的印度来说，保持这种领先地位自然是重要的。该周刊说，去年，印度政府禁止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雇用的中国工程师到印度接受培训。

许多人还记得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1997年在访问印度时说的那句话：“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而可能是印度。”事实上，印度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发展的确令人瞩目。

1986年，印度电子设备部设立了软件开发局，这成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契机。1991年实现经济自由化之后，外资企业纷至沓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企业纷纷委托印度进行程序设计。以这种业务外包型开发体制为中心，印度的软件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企业将印度作为研究和开发基地。

印度的软件产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据2001年10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发的技术评价标准SEI-CMM指标，全球共有58家公司获得了最高分5分，其中印度企业占了32家。目前，在1997年美国《财富》杂志500强中，有158家企业委托印度的软件企业开发新程序。

到2000年底为止，印度的软件产业从业人员约有41万人，预计2008年时将达到220万人。这种技术实力得益于印度充实的理工科高等教育，印度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更是国内外信息技术企业争抢的对象。

《日本工业新闻》分析说，印度的软件之所以能获得世界各国的交口称赞，潜在原因是：成本低；有很多能够使用英语的优秀技术人才；可以利用与美国的12小时时差，不分昼夜进行开发。

印度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占世界份额的18.5%。软件工业已成为印度出口产业的支柱。软件产值平均年增长50%，生产的软件中60%用于出口。1999～2000年度出口值达40亿美元，2000～2001年度产值约86亿美元，出口近63亿美元。

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主席梅赫塔说，有把握完成2008年软件产值870亿美元和软件出口500亿美元的指标。那时，软件产值将占GDP的7.5%，软件出口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5%。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过：“信息技术是印度增长最快的部门，在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和增加出口方面有很大潜力，并能为数百万妇女提供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