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之死》

（文 / 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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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期上榜的9部新书中，我们不但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两刊彼此的差异，也可以从更着重个人生活质量的《出版家周刊》的畅销榜选题中看出美国人的生活兴趣所在。而我们要介绍的则是更值得深思的话题：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上的沟通和交融，那就是帕特里克·J·巴查南的《西方之死》。

巴查南先生何许人也？他是美国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资深评论员，为报业辛迪加撰写专栏，并曾三次出任共和党总统竞选助理，其右翼观点久为人知，在移民问题上是个著名的反对派。在这部言词激烈的长达300页的《西方之死》中，他明确指出，新移民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无论他的看法正确与否，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抱怨分成两部分：首先，急速下降的出生率会使白人在西方的许多地方成为少数民族；其次，一伙褊狭的自由派精英已经篡改了美国文化，颠覆了其最珍贵的传统，而该传统恰恰是抵挡外国人洪流的堤坝。

巴查南的人口统计警报，使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销声匿迹(其原因不言自明)的人种灭绝一类书籍有卷土重来之势。作者指出，1960年时，1/4的人口是欧洲后裔；如今，白人只是人类的1/6，而且还在老化。自从1929年的大萧条以来，美国的出生率首次低于死亡率。在世界上22个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中，有20个在欧洲，过不了几十年，西班牙的中间年龄就会是55岁了。野蛮人很快就要站到门口了。只有800万俄罗斯人将依旧居住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矿产和石油丰富的土地上，那里是正在增长到十几亿的中国人的无法抵御的生存空间。欧洲慷慨的福利国家现在的在职工人和退休者的比例是5比1，将来会降到2比1。由于缺少劳动力，欧洲必须选择要么因其衰老而赤贫，要么从非洲大量移民，形成“第二次穆斯林大潮”。

巴查南对美国一路衰败的原因所做的解释是文化保守观念的老生常谈。人工流产、色情文化、安乐死、枪支控制和政策修改是犯罪；女权主义者、自由法官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罪人。不同类别的美国人都至少会同意巴查南下列的某些观点：种族动能主义在坚定的左派手中呈现为一种宗教；国际上的检察官们对皮诺切特这样的右派远比对卡斯特罗那样的左派起诉时更具热忱；“人权”意识在科索沃被用来为帝国主义服务；“激起仇恨的犯罪”立法与其说是司法问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抗辩；政策修改——美国人将其细则引向了种族、性别和性的倾向——固执地保持在公众生活上而冷却了自由讨论。将来，历史学家将如同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正经那样对比窃笑，但他们也会像我们对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一样发抖。

评家认为，当然，维多利亚时代有真正的堕落，麦卡锡时代有真正的赤色分子，我们现在也确实有种族隔离主义者，但巴查南却纠缠着要讨伐“南方联盟”的象征。他在宣称要反对纳粹思想的“一个民族的血与土地的概念”的同时，却认识不到“文明”和种族的区别，把“第三世界”这一术语混同于“非白人”。他认为“加利福利亚正在变成第三世界占支配地位的一个州”，便是一例。

巴查南喜欢意识形态的争论(如“毒品丸和避孕套成了文化革命中的斧头和镰刀”)和华而不实的雄辩(如“西方妇女正在终止怀孕，其速率代表了古代欧洲各民族的自然生发”)。他的典型的争论技巧并不高明，只是为煽动者所喜爱——他常就历史潮流高谈阔论并总要找什么人做替罪羊。于是，共和党人逃避社会问题并非因为他们损失了选票而是因为“媒体在共和党人耳边吹风”。二战后的20年是“婚姻的黄金时代”，但这种极好的生活方式“却在60年代解体了，当时女权主义者成功地把‘性’加到了1964年的彻底的人权法案所禁止的歧视上”。在他看来，美国人已经被一些狡猾的无神论学者愚弄得背离了祖训。

巴查南进一步对任何表明美国仍保留优点的证据都表示了敌对的态度。他哀叹美国的著名高等学府都没有对美国历史提出要求，却无视大学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开拓和创新作用。评家举例说，像《约翰·亚当斯》那样的发掘与翻案之作问世后成为畅销书，无论从作者对资料的占有和读者对该书的认可上，其他国家恐怕难出其右。巴查南还发现了“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在自信上和在其文明的独到上的日益加深的迷惘”。这种抱怨出自这位挑剔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指责宣称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吹牛大王之口，是异乎寻常的。事实上，西方领导人的自信是空前的，其中心支柱便是：他们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文化都在西方化。

1992年巴查南曾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出语惊人：美国人已为其民族灵魂被锁进了一场“宗教战争”和“文化战争”之中，如今他在这部新作中认定，美国已经决定性地被打败了。

总之，我们在巴查南先生这部著作中看到的即使不算种族主义的哀鸣，至少也是欧洲中心论的重弹。他那种显而易见的逆世界趋同大潮的论点，评家都没有认可。不过，我们倒可以深思：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应该如何对待才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