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窝里妖

（文 / 沈宏非）

关于河南人被“妖魔化”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我非豫人，河南也未去过，更不曾与该省籍人士结过任何梁子，不过我还是一边浏览帖子，一边怀着悲愤的心情想到：我们全体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那笔“妖魔化”的老账还没算完，怎么就那么不长志气，玩起“窝里妖”来了呢？

有些个事儿，你越当它是事儿，它还真成了一回事儿。“妖魔化”也是这样，要么不提；一提起来就让我越想越犯迷糊，一省人若要完全不受另一省人的歧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皆属于痴心妄想。当然，河南人之所以被“妖魔化”，之所以受歧视(就北京以外的城市而言，此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猜想，把河南人“妖魔化”即使是真的，可能也只是北京市的一种地方文化，因为我在北京听到过最多的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不过经常成为段子的主角好像也不能成为被“妖魔化”的依据，因为东北人还没来得及喊冤呐)，想当然地也能联想到一些想当然的原因。例如，历史上比别的省份来得更为频繁的灾荒和兵祸。作家刘震云(河南籍)就此事发表评论说：“(省籍歧视)可能是因为河南的经济不太发达，市场经济滞后……等经济发达了，他(河南人)自然不会从事低下的职业，受到的尊重也会更多。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至于我本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当然，只是某次路过西安时曾听当地人讲，每遇灾祸，河南地界上的人便就近流落到陕西地界。久而久之，陕西境内就有了一批祖上为难民身份河南籍的人士，所以西安人就有了这么一句顺口溜：“西安人民三大敌，美帝苏修河南人。”此说至少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一，河南人和美国人以及苏联人一样，都曾受到西安人至少在口头上的歧视；二，贫穷并不是被“妖魔化”的惟一理由。而西安人之所以视河南人为“大敌”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穷困，告诉我这个顺口溜的那个西安人说，主要是嫌他们讲话时声音太大——顺便说说，在不了解西安的外省人想来，陕西就是个很吵的地方，我猜这种想法系由信天游或秦腔而来。1989年4月我第一次到西安，从一个出租车司机那里第一次了解到西安人原来天生爱静的：聊起当时红透全中国的“西北风”时，这个西安男青年竟摇头不迭地道：“那歌太闹，太粗野，西安人都不爱听，分明是在丑化我们。”

尽管“嫌贫爱富”乃经济社会的人之常情，不过，我一直相信广东话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较为全面，他们说的是：“憎人富贵嫌人穷。”就是说，贫穷并不是“被妖”的惟一理由，尽管它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就拿长期“妖魔化”我们的美国人来说吧，经济是搞得很上去了，但是这绝不能证明自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之后老美就“不受人欺侮，不做牛和羊”，不再被欧州人(至少是英国人)歧视了。“抗妖”的惟一途径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是陈希同的逻辑。再说广东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不也被全国人民给“妖”惨了吗？“暴发户，没文化”——这六个字至今仍是广东先富人群的一块心病，病症严重到近年来他们竟热心地群起买卖一种叫做“文化石”的外墙装饰材料。

河南人实在没有必要为此而“悲情”，因为他们吃的苦头远不如上海人。后者之所以一直受到外地人(主要是北京人以及周边地区的杭州人)歧视，不是缺钱，也不是缺文化，而是因为“小器”和男人的“娘娘腔”。当然，目前住在上海的大部分台湾人虽然比大部分的上海人有钱，也丝毫无妨一个坐在台湾人开的星巴克里的上海小白领极其歧视地把台湾人称为“台巴子”，90年代之前，上海话里的“巴子”是留给温州人独享的，尽管温州人当时也普遍较上海人富有。

至此，我已发现几乎人类身上的任何一种“毛病”(几乎就等同于人性)都可以成为歧视和被歧视的理由，与此同时，任何一种貌似有据的歧视也可以被随时推翻。去年，一个上海朋友在一BBS与一群东北人恶战。东北人的武器自然是极具杀伤力的“上海男人娘娘腔”，然而，上海人不慌不忙地只轻轻键入两个字：“毛宁”，登时将一屋子东北人全部打懵，甚至连“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也欲辩忘言了。

今天想来，其实在我16岁那年就有一个小学生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当时我在上海郊县青浦某人民公社学农，晚上大家就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瞎聊，不知怎地就聊到“你最恨哪国人”上去了。众人表过态后，生产队小队长9岁的儿子突然说了一声：“我最恨中国人。”我们因而立即就怀疑他家祖上说不定在抗战时期当过维持会长。过了几天，见到这小卖国贼满脸鼻血地放学回家，一问，原来跟生产队中队长的儿子掐了架，这俩孩子打小就是仇家，互为对方最恨的人，不巧以及不幸的是，他们都是中国人。

虽说是爱啊恨的都没有无缘无故的，不过，谁又能自动取得扔出第一块石头的资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