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偷渡案

（文 / 李鸿谷 金焱 雷静 甄芳洁）

2001年10月9日，韩国警方准备把偷渡幸存者遣送回国(法新/AFP)

梦想

研究者对非法移民“移民动力”的解释说，“推出”与“拉动”是最重要的动力。但把这极书面的概念简化为现实状态，于刘龙哲而言，就是别人的榜样，自己的“梦想”

“10·8”偷渡意味着新生的开始。40岁出头的刘龙哲对此寄予的希望是从一个一个生活细节展开的。

首先是他叫了40多年的名字“刘龙哲”被改为金万洙——这是同村一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小伙子的名字，作为“10.8”偷渡的幸存者，他被韩国当局遣返回国时，还以“金万洙”这个名字接受记者的采访。而这个新名字是从偷渡那天起开始便用的——在接受采访时，刘龙哲说他是2001年8月中旬在村里酒店与朋友喝酒时，碰上了一个自称有“去韩国门路”的人。刘龙哲当时就决定了自己的韩国之旅。

刘龙哲是一个单身汉，老婆和他离婚，两个儿子也都随着老婆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他，他的命不好就是因为名字没起好，而能给他带来好运的名字是“金万洙”。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边防支队参谋胡军告诉记者，据警方调查，“有韩国门路的人”是刘龙哲的同乡关景日(化名)。一周后关景日给刘龙哲打来电话，告诉刘龙哲：“穿灰色夹克到上海站前，就会有向导找你，等安全到达韩国后再交钱。”

事后证明，“金万洙”这个名字带来的并不是一帆风顺。

刘龙哲事先对此次偷渡很有信心。信心一方面就来自他对组织他出走的蛇头关景日的信任。“关景日那小子很淘气”，佳木斯市汤原县汤望乡派出所内勤金光是管户籍的，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记者，“那里大多数人的情况我都了解。”而说关景日淘气是因为“他以前在村里喝完酒就闹事，经常和别人打架”。

在金光的印象中，关景日在1994年前后就曾经去过韩国，“听说也是偷渡去的”。关景日在韩过得并不如意，打工钱没要回来，还被韩国官方抓住，罚了款遣送回来。像关景日这样的人在汤望乡相当普遍。

佳木斯市公安边防支队情报调研科科长郎世新在案发后，为调查关景日情况先后到过汤望乡三四次。在向记者的描述里，他称那里为“一个很普通的东北农村”，“农民靠种水稻为生”。汤望乡不算偏僻，从佳木斯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汤望乡是朝鲜族聚居地，整个乡有12400多人，其中朝鲜族7600多人。

现在这个数字多少打些折扣，因为从1996年开始，这里的人们开始形成偷渡风。关景日所在的红旗村有370多户，1160人左右，“陆续到韩国的就有300多人”，金光说。关景日在偷渡者中行动比较早，他的父亲在他之后也去了韩国，他是去韩国探亲。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调查处高志处长说：“黑龙江的朝鲜族人与韩国人在历史上有血缘关系，所以这里的人们偷渡选择的路径都是去韩国——没有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

公安部边防局的王莹参谋向记者介绍说，2001年我国偷渡活动的目的地以韩国、日本较为突出。

再早些时候，黑、吉两省的朝鲜族人到韩国都是以探亲名义，而根据韩国法律，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来韩国探亲。韩国的一些专家说，这种限制使一些年轻人冒充老年人来韩，滞留不归。

汤望乡生活水平算不得很差，但是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也就是种地收入的几千元钱。能够去韩国探亲的人渐渐发现一个取巧的发财之路：在山沟里偷偷摸摸地买些熊胆一类的东西，“要是花3000元买一个真的，到了那边基本就可以卖30000元到40000元。”金光说。

韩国的富足和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随着这些流动于两国间的人们传递到汤望乡。关景日的父亲到韩国呆了4年，2001年4月回到家乡后，就立即买了新砖房，金光去看过，“收拾得挺好，电器呀、装潢都不错，在农村里可能算是最高档的了”。关景日的父亲其实在韩国也只是打工为生，但每月的工资基本上等于三四千元人民币，而靠关景日一家人种分下来的那一块地，一年也只相当于在韩国一个月的收入。

关景日一家的变化最有说服力，也使关景日做去韩国的“买卖”变得相当可信。关景日从韩国回来后不久，1996年就迁到了辽宁，即使是很少回到汤望乡，也不会影响刘龙哲和村民们对他的信赖。

关景日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和刘哲龙搭上勾——找到偷渡者，告诉他到哪儿集合，更复杂的工作掌握在他的亲哥哥关景月(化名)手中。

严密的边境巡逻也阻止不了偷渡者的发财梦(路透/Reuters)

辽宁丹东60名偷渡者全部落网(Cnsphoto)

蛇头

蛇头在现实社会里经常被注意到的事实之一是，“没有人不知道他们”，但警方却不那么容易抓住他们，特别是身份相对高级一些的蛇头

蛇头关景月

关景月一直剃平头，前几年金光还经常在乡里碰到他。他个子不高，微微发福，喜好打扑克和麻将。后来金光听说关景月到了威海，再到后来在1999年初，关景月把老婆和女儿都接到了大连。关景月在大连的身份是做农副产品生意，不过金光和乡里人都知道，他实际上做的是偷渡生意。

在他这一支里，相对重要的角色叫朴大元(化名)，他也来自关氏兄弟所在的红旗村。警方资料显示，朴大元“人较瘦，身高1.70米左右，长脸，皮肤较黑，单眼皮”。朴大元与关景月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几次偷渡中，他主要担任护送及与韩方交接任务。刘龙哲见到朴大元时已经是去年9月5日，他发现指定的旅馆“是在宁波港附近的一家破旧的旅馆”。直到2月3日，关景日、关景月、朴大元等“10·8”的主要蛇头均未到案，所有关于他们的信息都来自警方现在掌握的情况，其中一些情况显得难以确定。

关景月这个网络分工相当明确，而刘龙哲反映的只是脉络中的一支。就在关景日组织刘龙哲从黑龙江到达宁波的同时，另一批偷渡队伍也出发了。这一批队伍的组织者穆涛(化名)同样来自关景月所在的红旗村，他组织的偷渡者也都是“乡里乡亲”的汤原人。偷渡者中的陈太英向警方描述了一个场景：5个偷渡者与穆涛来到汤原县香兰镇火车站，红旗村小学教师穆涛像给学生发作业本一样，给偷渡人员发放去哈尔滨的火车票。下一站是到哈尔滨与关景月联络。

在这一支里只算得上小角色的穆涛也去过韩国，在那里打了一年多时间的工，又回到村里的小学教汉语。穆涛的生活过得相对稳定，这个“长得挺帅的标准的朝鲜族人”在1996年前后与金光共过事。金光回忆说，他对穆老师的“内向”印象深刻，“最底线的蛇头，差不多都很平常”。

这一支里最大的蛇头关景月能够建立网络，金光的解释是：“他开的价是，给他介绍一个人给5000元，这个价钱相当高。”

蛇头“尹社长”

“10·8”案有关办案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这些蛇头，都觉得这些人“老实”。这样的印象来自蛇头尹相龙，他是此案中被抓住的最重要蛇头。胡军说他比较魁梧，人也比较老实。

尹相龙自称“尹社长”——社长在韩国是一些开小买卖或办公司的人的通称，有些类似于“经理”一类的社会身份。不过尹社长并未办过什么公司，他不过是吉林市孤店子镇的一个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去韩国出过劳务。在韩国停留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一开始在一个汽车修配厂里做体力活，后来逐渐干了点技术工种，钱是挣了点，但人始终在底层混。从韩国回来后，尹相龙就离了婚，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他四处打工，先在沈阳一韩资企业打工，企业破产后他又到了福建厦门一带打工。打工期间认识了一个老板的弟弟39岁的许生(化名)。从现在所得到的信息，警方推导认为，韩国人许生，才是这次偷渡案网络体系里最高级别的蛇头。

尹相龙交待说，去年9月，许生给他介绍了一个50多岁的朝鲜族婆娘做搭档。这是一个来自吉林珲春的矮胖婆娘，没什么正经职业，“平日将给别人介绍出国、帮助办理出国的相关手续作为营生”，张国辉说。在偷渡成风的东北，和这个婆娘一样从事这方面的人愈来愈多，几乎成了一个新兴的“职业”。

警方认定这个有好几个化名的婆娘就是黄花根。在黄花根与尹相龙的配合中，尹主要做接应工作，而黄花根则负责偷渡人员的“招募”。从后来警方调查结果看，黄花根“招募”偷渡人员并不那么麻烦。一些先到了韩国的人给黄花根打电话，将另几个小蛇头的电话告诉了她，由此建立了网络。黄花根将自己的手机留给她们，有要走的人就可以直接打她的手机。张国辉说，黄花根这一类的蛇头的手机号码都是使用充值卡的，所以每做一个案子就换一个手机号码，隐蔽性十分好。

对于黄花根而言，偷渡者似乎并不缺乏。吉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直属支队支队长张国辉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这些偷渡者以别的名义向邻里亲朋借钱，很少能借到；但如果说是偷渡去韩国，借钱就变成很爽快的事情。这种爽快背后是一种类似于高利贷，或农村抬钱一类的东西。张国辉介绍，“10·8”偷渡案中的价码是，到韩国每人6.5万人民币，如果这些钱是借的，那么年底要归还的利息最少也要一万元，一般都要二三万。所以有一些倒霉的人几次偷渡到韩国，又几次被韩国当局遣送回来，而每次的偷渡费用是照交不误的，很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

“10.8偷渡案东北方向组织网络图

蛇头郑义德

福建警方10月9日晚在接到“10·8”案信息后，最直接迅速的行动就是组织力量层层包围可能涉案的蛇头住处，但当晚只抓住两个并不重要的涉案者，最重要的蛇头郑义德(化名)跑了。曾接触过这一案件的有关人士向记者推测说，“出事的当时，也即韩国船长发现25人死亡后，中国那些最主要的蛇头就马上得到了信息。”接下来，他们当然跑了。

主要的蛇头未到案，要知道他们更详细的信息相对困难。参与偷渡者与操作其事的蛇头所形成的行规就是：“不得透露蛇头的任何情况”。

目前记者的采访，无论深入到福建实地踏勘，还是电话采访东北方面的侦查者，都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表明这三个蛇头之间有往来关系。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这三个蛇头分别带着自己的一批偷渡者乘上了同一条船。警方推断，这三人之上，还有更大的蛇头以及他们的犯罪集团。稍有不同的是，东北的两个蛇头所带偷渡者目的国就是韩国，而郑义德的这批福建偷渡者目的地却是美国。那么，比东北两个蛇头更高级别的许生是否是犯罪集团里最重要的蛇头？或者他只是中国与韩国段运输网的操作者，还无力操控福建到美国线路？这一切因为许生的未到案，目前没有任何答案。

“10·8”偷渡案死亡者家属悲痛不已(路透/Reuters)

网络

从某种层面看，网络有无与大小，是决定蛇头重要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但是，依照此案的实际情况看，低级蛇头的网络被上一级蛇头所操控，级级如此，最终织成全球网络

比较而言，由于蛇头关景月的网络关键人被警方查获，偷渡的网络结构因此可以得窥。

身在大连的关景月，能够将黑龙江的偷渡者运送到浙江，并从宁波将他们送上船，其间最关键的人物是金凤先。

警方介绍说，能够联络他们的仍然是血缘与亲缘关系。金凤先是黑龙江省萝北县人，萝北距汤原县还有相当距离，缩短这个距离的是金凤先的妹妹金凤淑与关景月的婚姻——关景月成了金凤先的妹夫。

而金凤先可以在浙江发挥重要作用，则是因为他的另一个妹妹金凤花。胡军是负责“10·8”偷渡案的主要人员，他发现金凤花的职业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在萝北，金凤花一家人是当地很厉害的人物，金凤花18岁出来打工，后来在一家韩国公司的中国代理处做翻译，经常往来于中、韩两国之间。这是一家专门做中国沿海一带养殖生意的公司，头脑精明的金凤花发现做养殖生意效益可观，就投资了30多万元在宁海也建了一个养殖场。在胡军看来，渔业在当地这两年的效益还可以，尤其是前年发展得比较快，“只要是有些头脑的人都搞这个。”

两三年前，远在黑龙江的金凤先也被叫到宁海帮忙打理生意，很快人们就发现，金氏兄妹的鱼比当地人养得都要好。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鱼”养得好，并非技术高妙，而在于有旁的生财之道，也即用自己的船运送偷渡者。

金凤先的主要职责是海上运输。养殖场本身有两条船，平日用于给鱼撒饲料，其中一条小木船是金凤先花了2万多元新购买的，编号为浙宁01167号。但是很快，金凤先又去舟山买船了，当时是2000年11月。

陪金凤先一起去买船的是关景月，还有同在宁海县强蛟镇搞网箱养殖的薛学文。关景月经常到宁海来，薛学文觉得关景月属于那种生意场上的老板，“派头比较大”。

虽然买回来的是一艘二手船，金凤先还是花进去了9万元。这艘100吨级的捕捞船长30米左右，宽也要有6米。二手船买回来后，金凤先除了将船上原有的号码涂掉，这艘船就始终停靠在山脚边，村民们从没看到投入使用。船与渔业无关，金凤先被抓到后交代说，当时就是为了偷渡而买的，而这种船在海上不太可能被认出来是用于偷渡的。

薛学文同金凤先是邻居，他搞养殖时间不长。薛学文之前一直是渔民，同大多数当地渔民一样，他在海上捕鱼的手法还不错，最远到过舟山外面；但搞养殖就完全不同了。薛学文经济条件不好，而养殖投入20万元钱不但使他背上了一笔债，而且每天进饲料的钱也让他非常苦恼。

这时金凤先跟他谈起了组织偷渡，由他负责开船，成功之后付钱。据犯罪嫌疑人交待，2001年6月，他们就成功地运送了30余名东北、福建籍的偷渡人员，里面还有10个左右女偷渡者。海岸浅，大船无法靠岸，于是金凤先2万元的01167号小木船发挥了作用，把人员分别送到100吨级的大船上。那天，薛学文、朴大元和一个山东威海籍的50岁的船老大3人驾船出海，事后，薛学文拿到了金凤先给的3万元酬金。

在“10·8”案发前，金凤先与薛学文搭档先后三次采用同样方法，先小船后大船，将偷渡者送往公海转移给韩国货船。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三次偷渡转运，没有例外，都是福建与黑龙江偷渡者混装运送。金凤先与关景月的网络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警方由此推测认定，这一网络能够成为不同区域偷渡者所共享的平台，相信必须有更高一级的蛇头参与其间安排与操作。

失败

现在很难统计偷渡的成功率如何，但失败的可能是巨大的

刘龙哲告诉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他只带着装有内衣的提包坐上火车。火车先到大连，又换乘去上海的火车，2001年9月3日刘龙哲到达上海站。“我刚下车有一位40多岁的男人走过来问，‘是去韩国的人吗？’。”这个男人是关景月掌管的偷渡组织网络中的较低层次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告诉我到宁波，住在指定的旅馆里”。刘龙哲说他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这个人。很显然，刘龙哲一列宁波就与有关人员接上了头。

在渡过10多天极其无聊的时间后，刘龙哲与陈太英两批东北方面的偷渡者终于走出旅馆，坐公共汽车到了宁海峡山码头一带。福建方面大约40个偷渡者已经先期到达，与刘龙哲等东北人组成了偷渡队伍。这是2001年9月17日，金凤先后来交待说，这是他们负责的第三次偷渡。

18日上午，运送船到达公海，距目的地愈来愈近了。两天过去，韩国方面的接应船仍然没有出现。在船上，刘龙哲注意到，虽然偷渡者有不少东北老乡，但船上还是很少有人彼此说话，更不用说东北人与福建人了。负责这次与韩国船只联络的是朴大元。

“朴大元起的作用始终不可低估”，根据侦察审讯的结果，胡军推测，在关景月操作东北方向的偷渡路线时，朴大元应该是那个紧跟在他身边的人。朴大元手上有与韩国商船联络的通讯工具。

就这些通讯工具而言，公安部边防局的王莹说，国内外的蛇头们相互勾结，使用的都是先进的通信设备，如卫星电话和GPS。

朴大元的联系工具被胡军形容成一种类似于手机一样的东西，有一点像最早生产出来的手机样子，“很大很大的”。联系的结果最终证明是白跑一趟，韩国方面说，由于天气一类的原因这一次不能过来接人。失败了！刘龙哲和同船的50多人又无奈地返回到宁波港，“按十多人一组，分散地住在港口附近的几家旅馆。”

小到住什么样的旅馆这类的东西也由关景月安排。偷渡者们住的旅馆“一般二三十元一个人，50元就算是最贵的了。”胡军说。

刘龙哲后来发现，同来的偷渡者们似乎并不坚定，很多人在等待再出去的机会的过程中，就纷纷走掉了，急于出去的紧迫性在刘龙哲身上表现得最突出，他也表现得最有耐性，而像他这样坚持到10月1日的几乎不剩几个了。不过，走掉的人中后悔的不多，大多数人觉得偷渡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的，所以不在乎过段时间再走。

剩下的人最后都留在了奉化，奉化成了“10·8”案中偷渡人员的出发地。

偷渡与反偷渡，对抗没有一刻停滞(路透/Reuters)

福建人

由于出事，原本计划去到美国的49个福建偷渡者，最终仅有24人走到韩国，他们中间的25人由于窒息死亡而被抛尸大海。由于蛇头在逃，所以无法确知他们选择与目的国为韩国的东北偷渡者一道乘船，究竟出于什么考虑以及他们真正的偷渡线路是什么

没有走的刘龙哲后来又等来了一批东北人和一批福建人，这一共60个偷渡者是“10·8”偷渡案全部成员。新来的49个福建偷渡者，是蛇头郑义德的人。

福建警方向记者介绍说，从时间上来推算，“10·8”偷渡案福建方面的组织在7月份就已开始，主要策划者、官头镇蛇头郑义德负责与韩国蛇头的接应，而其侄子郑有立(化名)则负责发展下线招罗偷渡客。

案发后被抓的黄国科曾向办案人员供述：8月初的一个晚上，郑有立打电话给他，说次日有“客人”去偷渡，让黄国科去送。郑还告诉黄说，这些人是没有护照的，是要乘船出去，让黄把偷渡人员送至福州闽江饭店后，由他们按指定的电话号码自行联系。

连江县公安边防大队政委林銮强对黄国科的惟一印象是，“个体司机，开一辆奥迪车在县城和官头一带跑出租生意”。事实上在此之前，黄曾为郑有立当过一段时间的司机。在这次偷渡事件中，黄的另一个角色是郑有立的下线——为郑组织偷渡者。

“一般而言，一次偷渡的组织者之间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福建省边防总队边管处副处长石启桓说，“大的蛇头在策划好线路之后，就会不停地发展下线，招一个人给一定的钱，有些像传销。”

具体到这起偷渡案中，郑有立所发展的下线多数以亲友或亲信为主。比如，其最为重要的一个下线郑秀莲(化名)是他的堂姑。根据福建边防部门在案发后初步掌握的情况，在郑有立这个金字塔的结构中，其中4名主要的成员均为亲属关系，彼此间可信度较强，行动不易被举报发现。

不仅如此，郑有立的下线们再发展下线时，同样是以亲属关系为基本纽带。比如：郑有立的下线倪赛端发展的下线倪晓光，是他的侄子；下线吴灵燕介绍的是她的丈夫王在秋和小舅子王在辉：娘家与郑鸿立同在一个镇的翁金清，介绍的是自己的丈夫；郑的朋友林贤为郑介绍的是其远亲外甥；官头人陈丹瑜，介绍的是他的弟弟陈恩彬。最终发展的49名福建偷渡人员，基本来自福州的连江、马尾和长乐等地。

很多人出去都有家人在牵线搭桥，这除了有安全方面考虑外，另一个因素是介绍人可以拿到一部分佣金。“蛇头会有一个底价，比方说招一个人5万美金，那么到下线那里，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人5.5万美金，再下去是6万美金，等等。曾到韩国调查这起偷渡案的陈警官说，以吴灵燕为例，她来介绍丈夫和小舅子给郑有立，就可以收取两个人的差价，至少可以减少丈夫的偷渡费用。而如果丈夫和小舅子直接去联系，这个差价就不会有了。

警方后来的调查表明，郑有立组织的这一批福建偷渡者，在郑义德的安排下，最早的分成两批先后乘火车经福州、上海到达沈阳与营口。

这一个有趣的现象，东北人南下从浙江沿海偷渡出境，而福建人却要北上从辽宁方向偷渡出境。知情人解释说，“这种分别，其原因在于一是各路蛇头都有自己的网络系统，再者更重要的是考虑其安全性。”

从结果看，计划从辽宁出境的福建偷渡者们仍然失败了。他们又折转回上海，然后去到宁波。

郑有立和郑义德的“游戏”还未结束。在前两批偷渡人员抵达宁波的前后，两人安排另两批偷渡人员分两天，乘飞机分别从福州长乐机场飞抵宁波，与“大部队”汇合。这几批人加在一道，是全部49个福建偷渡者。

在这来来往往期间，郑有立一直是在指挥运送和接应，时间跨度长，且人员分拆分别行动。福建边防部门事后分析认为，这种路线的安排，还有一个关键的企图想制造反侦察效果，给侦控工作带来难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者用专车运送，通讯工具变化莫测，使之更不容易被发觉。事实上，随着反偷渡力度的加大，蛇头组织偷渡的手段也日益狡诈。比如在去年11月23日破获的一起偷渡大案中，蛇头即是选取九运会在广州召开、警力集中的空子，而从广州乘船偷渡的。

死亡

死亡终于在接近韩国时发生，25个福建人在仅仅3平方米的空间里窒息而亡。但这次事件暴露，却是上了岸的幸存者由于实在饥饿而去韩国居民家找食被发现而报警

2000年10月1日，仍然是金凤先的船，60个偷渡者启航了。

这又像是一次失望之旅。刘龙哲向审讯他的警官说，到了第二天凌晨，朴大元与韩国方面的船只联系，发现本来应该前来接应的韩方船舶仍然一直没有踪影。这一天，海上的风浪很大，偷运船只好又开到了嵊泗岛外2海里处的一个岛礁边停泊。

又过了一天，刘哲龙说，看到自己的表针上指向3日下午2点钟时，船再次开到了花鸟山海域。这一次又是漫长的等待，直到4日凌晨零点，朴大元再次用他那个类似手机的通讯工具与韩国方面联系，喜讯传来，“泰仓7号”渔船终于和朴大元接上了头，刘龙哲等人终于上到了韩国船上。朴大元们的任务完成了，后来知情者说，回到岸上的朴大元，随即乘中巴离开，此后就一直下落不明。

事发后，刘龙哲告诉采访他的中国记者，当时木船的探照灯亮了三次后，“泰仓7号”也用同样的方式传来信号，双方开始靠近。

韩国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泰仓7号”是一艘73吨级的渔船，船上有8名船员。他们已经在海上作业了很长时间。媒体报道说，“泰仓7号”再干3到4天就完全可以满载而归。

媒体报道说，在此之前的9月12日，“泰仓7号”的船长李判根接受了这笔生意，先收下定金500万韩元，如果成功，他的收益是3000万韩元。结果他失败了！

接到韩国方面的通报后，中国驻韩使馆尚领事随即赶到出事地点。他后来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确认，“25个中国偷渡者，被韩国船长关进了约一坪(折合为3.3平方米)的空间里”，逼仄的空间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福州市公安边防支队接到去韩国调查的通知时，是在事发6天后的晚上。第二天飞到北京后，公安部边防局等单位的11名调查人员一起，成了公安部警官工作组的首批成员，16日来到韩国丽水海警署。

“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看尸体，核查死者身份。”陈警官回忆说，当时已经打捞出来9具尸体，他到医院看到的情况是，“尸体都腐烂了，看不出长什么样，散发着臭味。还有的死者被鱼吃过，露出骨头。”在这种情况下，要辨认出死者是谁并不容易。此前，韩国警方曾让幸存者看尸体辨认，但受到拒绝，“可能是因为他们(幸存者)太恐惧了，有些还不到18岁的小孩，一让他们见尸体就吓得直哭。”

“我们只好一再给幸存者做工作，让他们进去辨认。”陈说，这些幸存者根据死者的穿着、饰品、鞋等等，当天基本确认了死者身份，都是福建人。

陈警官在描述35名幸存者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恐惧”。对他们来说，被韩国警方抓获是不幸的，但还活着这又是幸运的。“比较而言，尽管偷渡不成功，但他们更愿意被抓，生命的安全在此时更重要些。”陈说，当时还有好多人心有余悸地诅咒，“打死我再也不去(偷渡)了！”

就在这个时候去过死者家乡采访的《海峡都市报》记者陈功煌说，“有些家属还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当得知家里出去的人和某一死者的特征吻合时，紧接着往往是一片哭声。”

偷渡，国家之间的麻烦，也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麻烦(路透/Reuters)

盘问偷渡嫌疑人(香港地区)(法新/AFP)

“蛇头之母”：萍姐

在福州地区，如果向人们提及郑翠萍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很多人摇头说不认识。但如果说到“萍姐”，几乎无人不知，除非在你面前的是个小孩。

郑翠萍1949年出生在福州市亭江镇，先移居香港地区，后定居美国。在福州想找到见过她的人很难，但美国媒体对她有一个基本描述：慈眉善目、身材矮胖。对许多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来说，她是名副其实的“圣人”。可是在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眼里，郑翠萍几乎是单枪匹马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偷渡网络，而这给她带来了4000万美元的纯收入。郑翠萍落网后，《时代》周刊把一个封面的位置给了她，标题是：《双面女人》。

“没有刻意关注过有关她的案子，只是听说她组织偷渡的成功率很高。”福州边防支队的陈纲参谋告诉记者，郑翠萍在福建沿海一带确实名气大。不过，郑的名气在中国官方与民间、中国与美国间是有分别的。

郑翠萍80年代初到美国后，先是在纽约中国城的郊区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同时经营一家福州小吃店，不久便取得了绿卡。一年后，她将丈夫和孩子接了过去。《时代》报道说，郑翠萍组织偷渡的人蛇来源主要是中国大陆。刚开始，她通常是一个人回中国，以导游身份带一帮人偷渡到墨西哥等中美洲国家，然后以这些国家为跳板，把他们送入美国。偷渡费用水涨船高，80年代初大概为1.8万美元，随后不断攀升至现在6万美元左右。

在郑翠萍的偷渡“业务”中，收取费用可以分期付款，首期只需要付她一小部分，抵达美国后再付清其余款项。对付不起钱的人，她帮着找饭馆制衣厂打黑工，等挣到钱后再连本带息慢慢还。“萍姐”的偷渡“事业”迅速壮大，就不用她再亲自飞来飞去做“业务”。与此相关的是，福州支队黄林兵参谋也听到一则关于萍姐的传言：她几乎垄断了偷渡美国方面接应“客人”的业务，无人能比。

就在这时候，萍姐花1万美元买了一所房子，用作福建人联合会的活动场所，那里很快就成了一个偷渡中心。到80年代末，“萍姐”的名声在唐人街简直如雷贯耳，成为华人圈的著名人物。尤其在福建社团里更是名声显赫，几乎没人不欠她的钱，没人没受她的惠。在福州连江去往长乐市的途中，记者与出租车司机孙德忠谈及“萍姐”时，他印象更深的是“她有银行”。孙的姐姐、姐夫在90年代初“去了美国”，以前曾在电话中向孙提到过“萍姐”。

据《时代》报道，郑翠萍在业务做大之后，花300万美元买下东百老汇49号大楼，她用这套房子办起一家旅馆，明里是旅馆，暗地里却是一家地下钱庄，专门负责为她越干越红火的偷渡“事业”做洗钱的勾当。她利用自己在中国的关系，为非法移民开设了将美元转回家乡的“汇款业务”。允许人蛇借贷偷渡费，每年收取30%的利息，使人蛇到美国后挣钱慢慢还清债务。还用人蛇付偿的偷渡费作为活动经费，转而向人蛇发放高利贷。东百老汇49号正好与中国银行唐人街分行遥遥相对，她的一位女“顾客”评价说：“萍姐服务好。她几小时就能完成交易，收钱少，而且给的是美元。在中国银行需要3周，而且给的是人民币。”

郑翠萍几次犯事，但都大难不死。1989年她曾被指控犯有偷渡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1993年“黄金冒险号”偷渡案东窗事发，警方确认其主谋就是郑翠萍，并以人口走私、绑架、勒索、贿赂和洗钱等6项罪名对她进行指控。但她在遭到起诉后不久突然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随即发出了全球通缉令。

1994年，中国有关机构邀请一些旅居海外的名人开会，郑翠萍是其中之一。不过，当她抵达北京时，迎接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锃亮的手铐。但神通广大的她居然又溜掉了。由于涉嫌“黄金冒险号”案件，她无法返回美国，于是逃回老家福建省盛梅村。不久后她得知美国已经以偷运人口罪和非法转移金钱罪对她起诉。

她曾隐匿在自己的家——盛梅村398号，一座尖顶的3层小楼。在那里，她继续多方联系，把盛梅村变成了新的偷渡总部。同时还琢磨着运送偷渡者到美国的新路线。美国警方和移民局官员称她和其他蛇头与塞尔维亚官员勾结，用飞机把人运到贝尔格莱德，然后再转运到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蛇头们尝试的另一种新方法是用集装箱。如今的亭江镇，在福州已是较有名气的“寡妇镇”——镇里的多数男主人都“出去了”。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这与郑翠萍显然有关。还有推测认为，从福建偷渡到美国甚至欧洲的许多线路，都是她所创造，她是这一行的顶级人物。

2000年4月，郑翠萍的好运到了尽头。在追捕她近6年后，国际刑警组织开始检查香港飞往纽约的船班乘客名单。在2000年4月17日的航班上，警察发现了她儿子的名字，于是香港警方紧急出动，赶奔机场，将前来与儿子相会的郑翠萍抓个正着。被捕时，郑还身揣3本不同国籍的护照。

经过美国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一年多的交涉，2001年秋天双方达成协议，将大蛇头“萍姐”引渡到纽约受审。美国政府指控她的罪名有6项之多：绑架、谋杀、走私人口、洗黑钱、挟持人质以及经营地下钱庄。如果上述罪名成立，郑翠萍的余生可能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了。

“多佛尔惨案”受审人(路透/Reuters)

偷渡者魂断他乡(法新/AFP)

偷渡两个美国人的观察

美国《新闻周刊》驻英国Dessau的记者塞伊尔，在“多佛尔惨案”后曾经探寻过非法移民通往西方被称作“水中的跋涉”的旅程。

他最想找到的是“导演”了全过程的蛇头们，几个星期前刚刚到英国的陈美英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谁是蛇头”，但是，塞伊尔未必能够见着他们。最后，在自己的文章里，塞伊尔引用美国有关当局的评价，说蛇头是“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商人”。后来，塞伊尔长途电话打到福建长乐，得到的答案是：“每年大约有1000万美元以各种形式汇到长乐。”

塞伊尔在这篇叫《人口交易》的文中写道：“很久以来，美国就是福建人最愿去的国家。只是在1993年，一艘称为‘金色冒险号’的货船在长岛搁浅，10个中国非法移民跳水企图游到岸上的事件引起美国政府随后的一系列严厉措施，但今年仍有几千名非法移民到达美国。现在英国也成为一个非法移民主要选择的国家，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群体就汇聚在英国。首先是语言的诱惑，另外尽管英国政府大量削减福利，在非法移民眼里，仍然很慷慨：购物优惠券、优惠的居住。另一个原因是德国锁紧了自己的边境。任何人可以在德国申请避难，在案子接受审查的几年间可以呆在那里，但1994年的一个德国法令让当局可以在这些人登上德国土地之前否决他们的避难要求。这使得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从1993年的513000陡降到去年不到100000。”

非法移民网络的调整，也是迅速的。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塞伊尔通过电话找到了一个非法移民的家人，为偷渡路径作出基本描绘。

在福建，一个18岁的农家子弟金希才在4月份离开家。他希望寻找比在自己家乡修手机更好的生活，因为家里供不起他到美国，他决定到花费更少的英国。金上火车到了北京，和其他准备偷渡的人会合，蛇头答应他坐飞机到欧洲。但实际上金被塞到一个穿越西伯利亚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开始了一周的苦旅，他使用一个从黑市上搞到的真正的中国护照：原来的照片被精心刮掉，用金的照片替换。

当金从莫斯科给家里打电话时，他说他被一个持有武器的人看着，蛇头没收了他的材料、行李和多余的衣服怕他逃走，他的下一个电话是从车臣打来的，他是在换乘火车、卡车还有一辆马车才到了哪里，后来的电话来自德国，最后是荷兰。

“他的电话勾勒出了一个从福建到欧洲经典的路线。”塞伊尔解释说，莫斯科是一个偷渡客喜欢的中转站，因为那里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非常松散。据说任何一个时刻，莫斯科总有超过200000的中国人在那里转道其他国家。同样的原因，贝尔格莱德是另外一个选择，从贝尔格莱德很容易通过波斯尼亚松懈的边境进入到西欧，南斯拉夫西南部的montenegro对外国人根本没有签证要求，波德戈里察(南斯拉夫南部城市)机场国际航班不断增加，可以让非法移民的行动更加容易。

在荷兰，金和他的同伴在拥挤的旅馆呆了20天，吃得也很少，金向家里求救要求汇更多钱走完最后一站，在6月10日他打电话给家里说收到了200美元，他的旅程似乎快到终点，但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和他的通话。不久后，金的一个亲戚从英国给福建打电话，说没有金的任何消息，金原本是打算到那里和他一起在伦敦郊区的一个中国餐馆打工，和金做生意的蛇头似乎消失了。金的父亲说，他们想尽办法也联系不上儿子，更坏的是，父母还不能报警。塞伊尔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金的父亲说我们得不到金的任何消息。

梅耶，美国《新闻周刊》驻亚洲的记者在福建整整呆了一个礼拜，试图剖析福建根深蒂固的移民文化。依据朋友的推荐，她找到了福州夜总会38岁的老板陈凯，陈凯说他得到了每个人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他告诉梅耶，他是在1990年偷渡到美国的，在几个餐馆打工后发了一笔小财。三年后，他回到福建和三个合伙人搞了一个眩目的卡拉OK俱乐部叫做凯旋。戴着钻石手表，拥有俊朗外表的陈凯告诉梅耶：他是当地许多人的偶像。

梅耶发现，和许多人想象不一样的是，这些移民很少是很穷或者走投无路的。赵华，每月有接近240美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仍然离开了家乡。因为和别人比，许多人就出去寻找“美丽的国家”(美国)和天堂(澳大利亚)。一个前玻璃厂工人小陆对梅耶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人在国外，就很没有面子”。

尽管有许多非法移民偷渡的惨案，一个17岁叫张艺的小姑娘面对梅耶的提问，依然回答说，我想去飞，惨案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梅耶说，那就是他们脑子里所有的想法，直到他们悔之已晚的那一天。

痛悼“多佛尔惨案”死难者(法新/AFP)

偷渡死难者遗体被焚烧(贾婷摄)

比偷渡更高级

王春光博士对记者的采访并无兴趣，这位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者曾研究过北京的“浙江村”与巴黎的温州人群体。对采访的冷淡，更真实的理由是对媒体过于片面报道的抗拒。

另一位更直接拒绝采访的学者，给出的理由比较具代表性。“偷渡者毕竟是我们的同胞啊！”显然，除开这层情绪，媒体只盯住偷渡者——多位接受采访的专业人士都认为，这只是非法移民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使得媒体对复杂问题的认识简单化，也使得讨论其间所蕴藏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空间。韩国大使馆法律参赞白荣基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首先定义偷渡的概念。”在白看来，如果用“非法移民”来界定，才能清晰而明确地讨论。白荣基说，其实比偷渡更高级更安全的方式才是“非法移民”的主流。

王春光在巴黎的温州人社区呆了4个多月，“大约接触了300多个样本”，他要研究的主题是，巴黎的温州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比较而言，因为王春光本人也是温州人，经朋友介绍进入巴黎的温州人圈子，并不是特别困难。但《南华早报》的一位编辑就没有王这么幸运，他在纽约调查非法移民时，“被人从窗口扔了下来”。向记者叙述这一故事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钱江，他从1994年开始研究非法移民问题，与王春光不同，钱研究的群体主要是福建人。不过，在国际长途电话的那一端，钱也坦陈，“太危险了，我也是不敢去的”。有趣的是，有时“太安全了”，也无法取得任何有用的材料。钱江说：“有一次去福建调查，当地人陪我去看他们是怎么管理和打击的，结果什么材料也没有得到。第二天自己独自下去才有一点收获。”

对非法移民情况了解的困难，不惟研究者。钱江介绍说：“以美国为例，美国各部门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偷渡者的数量估计，相差非常巨大。美国移民局估计每年约2.5万人，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则强调说是10万人。后来，向总统报告的非法移民数量，又成了每年5万人。”无论具体人数多少，这些人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国，是研究者们绕不开的问题。

对“10.8”偷渡案，即使有25名中国偷渡者死亡并被韩国船长抛尸大海，在钱江看来，“仍然算不上太大的事情”。这倒未必是学者的冷漠，钱江说，“坐大船偷渡，在非法移民的方式里，目前已经只占很小很小的比例了。”

钱江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直到1998年前，绝大部分的福建非法移民选择的还是“先非法出境，后非法入境”方式，比如乘大船与藏身集装箱。这样的情形，一般是先分成几个小组，乘小船离开福建海岸，抵达公海，然后再集体乘坐走私集团安排的破旧货轮在海上长途跋涉，最后达到北美海岸。这样，耗时大约40至60天。1998年后，这种方式渐渐被放弃，钱江对此的解释很有趣，“主要是采用这种方式的蛇头，被乡亲们骂不人道”。钱江在福建的实地调查也接触过不少蛇头，而且“关系还不错”，但钱说，“他们是绝对不会把最新线路告诉你的”。

不过，研究温州人非法移民的王春光说，他没有发现“温州人采用过这种‘低级’的方式”。王的解释是，温州人对“信息不对称”的事情，一般不轻易涉足。所以，一开始，温州人就采用的是“相对安全”的迁移方式。相对安全的方式包括假护照、旅游团等方式。

两位学者都没有分析安全系数与价格的关系，不过，就目前趋势看，过去一直以美国为目的地的福建偷渡者，现在则要广泛多了，欧洲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也开始是他们重要选择。王春光分析说，温州人最早的目的国是日本，后来改变东南亚国家，但从这里也是为了去欧洲，欧洲是温州人最集中的地方。王春光的统计表明：温州人非法移民到欧洲，80年代价格为8万人民币左右，90年代升到10万左右，现在涨到12万多。对未来的价格趋势，王春光说：“今年可能还要涨，有朋友告诉我，大约要涨到14万元左右。”而钱江统计的福建人去美国的价格，显然一开始就比温州人到欧洲价格要高——80年代到美国要2万美元，1992年达3万美元，90年代末期涨至5万美元。而此次偷渡韩国的福建人，其目的国并非韩国而是美国，价格已到6万美元。当然，钱江说：“这是基本参考价，也有上下浮动，如果某个‘蛇头’的信誉与口碑都好，偷渡成功率又高，价格就相应要高出一二千美元。”钱江注意到福建人偷渡范围的扩大，他对此的分析是，“主要原因是偷渡欧洲价格上升缓慢”。他调查后所给出的价格：去德国4万元人民币，去法国5万元人民币。这一价格比温州人到欧洲的价格低多了，相信其价差包括了风险成本与偷渡方式不同等因素。

王春光研究发现，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偷渡到国外，即使温州人，也仅局限几个地方，这其中关键是地缘与血缘关系。王说：“一般情形都是‘帮忙’性质，即已经到了欧洲的温州人回到国内，有亲威朋友或者邻居相托，然后当事人把想去国外的朋友介绍给专门从事这一行的‘蛇头’。这是两套系统，一是由地缘与血缘形成的系统，另一套是‘商业运作’系统，也就是专业的人口贩运。”

钱江在调查中发现“最有趣”的一件“偷渡事件”是：有一个福建的旅游团到东南亚旅游，全程旅游完毕后，在临返回中国前，突然全体失踪，只留下抱着一大堆旅行团成员护照的导游一个人飞回中国。据说，导游一回国就报了案，但有关方面对此并无办法。钱江推测说：“这些集体失踪的中国游客，会在当地犯罪集团安排下，用更换了照片的他国护照作为新的旅行证件，继续自己漫长的移民旅行。”显然，“商业运作”系统在这些人旅行之前即已开始。

泰国曼谷被认为是世界伪造证件中心，钱江说：“我曾见过一个美国移民官员，他们告诉我，他们服了，有的护照还没有正式出来，(泰国)黑市上就有伪造的了，而且非常逼真。(假证件)需要放大100倍，看纤维的不同，才能辨认。”而且钱江还注意到，曼谷有关“护照”方面的信息，到处都有广告，特别是华文报纸上。有如此高质量的产品，钱江说，相当一部分偷渡者就开始尝试购买假证件出境。而与此相伴的另一种持假证件出境的方式则是，使用更换过照片的正式护照，特别是日本人的护照。由此又衍生出专门偷日本护照的犯罪集团。

不过，这种方式的“安全性”虽然未必使当事人有性命之虞，但也不那么容易成功，特别是一段时间后。钱江说，“多数外国使馆都对签发福建人的签证保持足够警惕”。接下来，钱江注意到，其演变为，一些想去国外的福建人开始打内陆或北方的其他省份的主意，购买非福建的其他省市发放的护照，更换照片后再冒充外省人士到使、领馆申请签证。

当然，使馆签证官也在想办法。钱江说：“经过调查，美国移民局派住中国的官员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前往欧洲的温州人多在北京的大使馆申请签证，而福建人则多半在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去年夏天，美国人从南京雇佣了一批高中生到上海总领事馆来当暑假工，由他们来面试申请签证的中国人。结果，拿外省护照的福建人马上穿了邦。”

无论比较“低级”的大船与集装箱偷渡，还是相对“高级”的假护照非法入境，其背后都有跨国犯罪集团居间操作。而且，非法移民的方式“高低级”间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比较多的时候，学者们概括的“合法出境，非法入境”，便融合了这两种方式。这种模式是：跨国犯罪组织为要求偷渡者准备好一整套外国的正式邀请、担保、入学证明、公证等证明文件，让偷渡者以前往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旅游、考察商务或留学等名义，向中国政府公安部门申请护照，然后取得签证出境。等他们抵达某东欧国家后，再由当地黑社会组织安排，以货柜车等工具将他们运送到西欧目的国。

钱江最新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中转国，现在也成为偷渡者的目的国家，东欧国家甚至非洲，现在都有了中国的非法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