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确认的“冰毒王后”

（文 / 李菁）

马登文

马登华

马荣泰

马登明

被逮捕的华艳(华晓峰摄)

结识李佳霖，福与祸的开始

据一位参加过庭审的记者描述，当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华艳不时回头望向旁听席，然后“耷拉着脑袋，红着双眼掉眼泪”。旁听席上坐着华艳的父母，他们专门从陕西咸阳赶来。

据詹律师介绍，华艳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在他看来，出生于1975年的华艳本是家中“比较有出息的孩子”。“华艳的父亲说，原来只知道女儿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却不知道女儿的真实生活，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与华艳有过接触的人，不管是指控她还是为她做辩护的人，对其一致评价是“聪明”。华艳身高超过1.7米，眉清目秀，初中毕业后到南方闯荡。对她的早期经历，一种说法是，曾在南方打了几年工，后来“转到服务业”，在一家歌舞厅从小姐做到妈咪。另一种说法是，上了旅游学校，在旅游公司做事。对这段经历，知情人都以“与案情无关”为由，不愿多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段时间，华艳认识了台湾人李佳霖并与之结婚。

单从相貌上说，见过李佳霖的办案人员说，李佳霖“配不上”华艳，但“李家是在大陆投资过亿的家族”，这样一来，两人的结合很容易引起某种猜测。但凡记者采访到的人士，都比较认同华艳与李佳霖的感情甚好。据办案人员介绍，在杭州抓获华艳后，发现她不仅随身携带着与李佳霖的照片，在其行李箱中，也有两本两人的影集。华艳被抓、羁押在资阳后，还时常给李佳霖写信，信中“好像还充满了对以后生活的希望”。当然，此举是为安慰自己还是李佳霖，只有华艳自己心里清楚，李佳霖后来被判死刑。

詹律师的看法是：“应该说，李佳霖对华艳的生活有一定影响。”华艳后来在番禺开了自己的服装店，她告诉律师说，每天至少有几千元进账。“应该说，两人的生活相当富裕的。”当然，更大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在詹律师看来，“这种负面影响不是毒品本身，生活在一个形形色色的复杂人群组成的圈子中，对她(华艳)是最大的影响。”

李佳霖的落网，比小说构思的情节还富戏剧性。

2000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广东番禺的某间房子突然浓烟滚滚，周围群众连忙报了警。110赶来，门打不开，却听到里面哗哗的冲水声。警察强行开门，浓烟中发现有人正急忙地往厕所里冲东西。几袋没来得及毁完的东西，经警方查明为冰毒。被抓获者为当地一书店老板，他很快供出了李佳霖。

警方后来的调查显示，当时台湾人李佳霖化名李洪文，已经开始从事冰毒生意。2000年3月，李佳霖认识了从事药材生意的资阳人马登文，以付丰厚的加工费为条件，要求马登文帮他加工麻黄素。后来两人商定了“合作”细节：原料、辅料、设备、场租、加工费等由李佳霖负责，由马登文组织人员和生产场地；技术人员由李佳霖指派。李佳霖付给马登文35万元支付各项费用。警方意见倾向于，此时马登文并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替李佳霖制造冰毒。

马登文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好生意，既可设工厂，又可给家人一个工作机会，返回资阳立即张罗起来。在距资阳市区27公里的中和镇其亲友处，找到一个场地开始加工，并将自己的三个弟弟全部介绍进来。马登文的弟弟马登明则亲自跑到广东去学“技术”，后来，马登明在法庭上一再为自己辩解说，以为是生产“除草剂”。

后据警方调查，马登文在资阳按要求将麻黄素加工成半成品，在李佳霖被捕前的三个月内，将这些半成品伪装成饲料，先后四次托运至广州。马登文带托运单到广州亲手交给李佳霖，李将冰毒半成品在广东制成液体，完成第二道工序。本来这道工序是在番禺完成的，但因为该过程污染严重，周围庄稼几乎毒死，不知情的农民将其赶走。李佳霖于是将这道工序转移到深圳松岗镇，再将提炼好的液体罐装运回番禺。

据警方介绍，在国家合法的流通渠道中，100公斤麻黄素的价格为4.5万元，而马登文则以每100公斤32万元的价格，通过非法渠道购得。一般来说，每100公斤麻黄素能制成60～80公斤冰毒，按每公斤2～3万元算，这100公斤则会卖到120万元至180万元之间。“可以说这是暴利，正是这点引诱了无数人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李佳霖属于铤而走险者之一。他的麻烦出在番禺。李佳霖在番禺租了一个仓库，专门用作提炼冰毒。转租者正是那位本欲用此作图书生意的老板。但李佳霖因为将钱用于买厂房、买设备，欠了该老板七八万元没还，两人遂产生矛盾。老板知道李佳霖做的何种生意，某天溜进仓库，偷了十几公斤冰毒胚子回家，一来报复李佳霖，二来卖钱。据警方介绍，该老板也熟知冰毒的生产工序。冰毒胚子像豆腐一样，只要脱水、烘干，就制成冰毒成品。

老板偷了冰毒，放在电炉上烤。从凌晨3点一直烤到晚上11点，不小心睡将过去，炉子炸了，终于引来警方。而已发现冰毒被偷的李佳霖当时未对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他只把冰毒转移到深圳加工。当天，当广东警方把从深圳赶回的李佳霖抓个正着时，车上还有刚加工完的90公斤冰毒。

据华艳后来告诉詹律师，服装店的‘进货、日常生意的打理，都是由她一个人来处理，“平时非常忙，各做各的事”。因此对李佳霖从事毒品交易，詹大明的看法是，华艳应该并不知情。“一般说来，从事毒品交易的人都是高度机密，这个行业本身风险大，即便是亲人，也不会说的。”詹律师承认，“跟这样的老公和复杂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会有疑点”，但是“很难证明华艳是否知道她老公在做什么”。

事实上，李佳霖被抓后，也曾查到华艳头上。但因为在华艳身上并未查到毒品，李佳霖也一再强调，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跟华艳讲，而且其他同案人也说，华从未参与过。所以，华艳当时并未惹上麻烦。

在暴利的驱使下总有毒贩铤而走险(路透/Reuters)

任何“危险的游戏”都有终结之日(路透/Reuters)

卷入黑冰的女人

关于华艳，与之打过交道的警方人员的评价是，“很冷静”、“心理素质很好”，这样说的依据是，华艳被捕后，有关人员曾与之有过近20次交流，但“她就是拒不交待”。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华艳不是外界所描绘的“女毒枭”；二，华艳确实是“久经考验”的“老江湖”。对此，控方和辩方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对华艳最终卷入这桩冰毒案的原由，警方有这样一种推测：华艳与李佳霖感情较好，想制毒卖一笔钱救她老公。而詹律师认为，且不论钱多钱少是否起作用，作为在大陆投资过亿的李氏家族，是否需要华艳来出面“营救”，是个问号。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华艳的确在李佳霖被捕后，与他的“合作伙伴”有过数次联络。

2000年8月初，马登文呼叫李佳霖时，收到一个语焉不详的机主留言，让他拨打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与一个自称为“李小姐”(华艳)的女子联络上了。其后，华艳、马登文以及李佳霖原来的马仔马荣泰(阿泰)有了数次会面。这些会面所谈内容以及华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成了日后控、辩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

生于台湾的马荣泰曾化名为林福字。据警方介绍，1993年马荣泰因持有冰毒逃离台湾，前往越南，1997年经柬埔寨来到大陆。马荣泰的哥哥1月24日他专从台湾赶到资阳，认真参加了两天的庭审。

按照警方指控，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李小姐”飞赴成都，与马登文会面。会面中，“李小姐”告诉马登文，自己的老公(李佳霖)进了局子，她准备接过老公的生意。此次成都之行的目的主要是互相认识，然后相约厦门再见。十几天后，马登文来到厦门，“李小姐”带着一位名叫阿泰的人与之见面。商定由李小姐和阿泰出钱、马登文出力，继续在资阳制冰毒。与李佳霖的“合作”不同的是，此次制造冰毒的两道工序都放在了资阳。

在1月24日的庭审上，尽管被指控的9位犯罪嫌疑人都拼命表白自己的“不知情”、“为别人所用”。但事实是，马登文的弟弟马登明在雁江区丰裕镇，租下了20多间闲置厂房，曾先后三次将制好的冰毒，以香料、火腿、饲料的名义发往厦门。此后的情形，据马荣泰交待是“冰毒制成后，大事由华艳定”，并且“加工冰毒获利的二百多万元，自己只拿了几十万元，其余皆被华艳拿去”。但华艳自始至终都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2001年1月2日，“基本上成了骨干”的胡国红与马登明从厦门分别带着“准备生产”的9万元和3万元坐上到重庆的火车。在江西鹰潭附近，胡国红发现自己的8万元现金被盗，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丢了，胡国红当时就昏厥过去。马登明则不假思索地报了案。警方起初不太相信眼前的两人会有这么多钱，在询问中，两人的疑点越来越多。这桩冰毒大案由此彻底暴露。

警方迅速成立了“1·2”专案组。不久，涉嫌制毒贩毒的马氏兄弟，除一人在逃外，其余三人先后落网。马荣泰、华艳很快被作为整个毒品案的“下家”与幕后主使，进入警方视线。

马荣泰的成功抓捕，用自始至终参与此案侦破的资阳市雁江区公安局副局长莫翔的话说，是一次“很精彩”的行动。当时警方的分析是，四川的行动马荣泰与华艳并不知情，于是要求马登文继续保持与马荣泰和华艳的联络。急于立功的马登文答应配合警方的行动，主动给华艳打电话，邀请她来川。但华艳提出，希望把会面安排到厦门，这个举动，警方认为“很狡猾”。

为不让马荣泰和华艳起疑心，专案组决定：押着马登文去厦门会面。为此，莫翔局长和禁毒队副支队长张彬都认为，这是一个颇为冒险但事后又被证明为非常成功的举动。

“可以说，这次行动就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莫翔后来向记者介绍，“我们都准备了好几套方案，楼上楼下全都安排好人，包括万一出门坐出租车，我们都有几套方案。保证万无一失。”2001年1月8日，专案组与马登文飞到厦门，次日下午，马荣泰一人前来赴约。按专案组安排，马登文与马荣泰大侃特侃起重起炉灶制造冰毒之事。但以往马登文每次见的都是华艳和马荣泰两人，他也不知道谁究竟是老板。马荣泰单独前往，专案组成员一时不知是否该动手，但接到马登文的确认暗号后，当晚7点钟，刚从电梯里走出来的马荣泰被早已恭候多时的警察抓获。

警方后来在马荣泰身上搜到了5部手机和1万元现金。莫翔后来回忆说，马荣泰被抓的那一刻，他的5部手机几乎同时不停地在叫。

资阳禁毒队副支队长张彬后来向记者介绍，从事毒品交易的人都有一些“行规”，比如互相之间不讲真实姓名、身份，手机一般是单线联系，只能上级给下级打，而且多说闽南话。否则便意味着出了问题。比如阿泰，在警方当时来不及协调的情况下，一旦用普通话与对方通话，则是向对方透露了“我被抓”的信息。所以这时，专案组“没敢接这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后，这些电话从此再未响过。

马荣泰被抓后，一直坐在地上抖个不停，嘴里反复嗫嚅的一句话是：“完了，我死定了，肯定‘打疤’(枪毙)了。”马荣泰对自己的行为倒是承认得很痛快。问他李老板在哪里，他说李老板临时有事去了广州。但他拒绝配合警方要他打电话给华艳。

随着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逐一落网，华艳的身份显得更加神秘。另一方面，在专案组控制下，马登明不断保持着与华艳的联系。每次与华艳通话，警方或者让马氏兄弟带到街头的公用电话，或者借用某个宾馆，这些都是“为了让华艳相信，这几个仍是安全的”。警方显然对华艳很重视，每次通话“都是精心设计好的背景”，这样的细节包括什么时候该有电视的背景音乐，什么时候背景声音糟杂、什么时候安静。而“对手”在这个阶段的表现，让警方有迷惑之处，对其评价也显得很矛盾。华艳还时常与马氏兄弟通话，问马登文“福哥(马荣泰)怎么见了你一次就不见了？”马登文“福哥见了面就离开宾馆”的回答似乎没让华艳起什么疑心。后来，为了打听福哥下落，她还托人打听到了四川。在莫翔看来，“对手”的这种举动好像与对其原来的评价有些相悖，“实际上不大聪明”，“不过，这也说明，她自以为很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莫翔的另一个评价是，华艳这段时间“暴露得比较充分，当然也显得不那么狡猾”。

四川警方后来在对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过程得知，华艳逃离后“藏”在杭州学习美容。浙江警方在某家美容化妆班走访时，发现一名为“梅秋雨”的女子与华艳的照片很像。2001年6月21日凌晨，浙江警方将化名为“梅秋雨”的华艳抓获。警方的看法是，华艳想“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但显然她已经没有选择这种生活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