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另一个苏联

（文 / 闻一）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已经不多了(法新/AFP)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告苏联公民书》，即那份被人们广泛称为“总统辞职书”的文告。我当时正在莫斯科，目睹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露面时疲惫不堪的窘迫样子。我想了解这电视屏幕后所真实发生的一切。

几年前，戈尔巴乔夫写下了长达120万字的回忆录《生活与改革》，并于1995年在俄罗斯出版。他对前面提到的这一幕就有自己的真相：“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12月25日“上午8时半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新事旧事，已恍若隔世，不堪回首”。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当年他是被叶利钦赶下台的，辞去总统职务实为万般无奈、迫不得已。我们已经习惯于胜利者叶利钦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是自愿辞去总统职务的。

近年来，史学家在论述苏联解体的原因、评析苏联兴亡时，几乎总是把那时的苏联断定为是一个充满了胜利和凯歌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有某些缺点，但瑕不掩瑜)，苏联共产党人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金光大道(尽管有曲折迂回，但生命力不减)。但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说，他接手时的苏联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社会，戈尔巴乔夫的描绘是：“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探索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流之上。”

他把这一切归罪于国家“体制”问题。他说：“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认为，在这种状态下，苏联国内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太深，“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节奏”，“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苏联共产党的问题可归结为下述几点：一，在苏共党内，“如今是‘官阶表’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重在苏共中已成为牢固的准则”。二，“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三，倡导了一种“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四，苏共党内存在一个特殊阶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俱有，不与人分享”。五，“随着时间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戈尔巴乔夫对这种党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的状态作出进一步解释：“按照宪法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法律。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他认为这就是促使苏联社会的矛盾越积越深、苏联共产党越来越失去领导作用和苏联社会主义面临越来越严重危机的“布尔什维主义”。

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究竟是怎样一种改革？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用他的一句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与布尔什维主义决裂。”

他认为苏联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体制的危机，因此他的改革从最初一开始就是全力针对体制的。这就是从“多一点光亮”到政治改革。“多一点光亮”就是全力倡导和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因为，他认为，公开性和民主化是“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的不容剥夺的要素”。但情况却相反，“党的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于是，随后就有了对“禁区”的批判、被禁影片和作品的公开上映和出版、言论激化和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而就政治改革而言，那就是新的苏共中央委员的选举、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取消1977年苏联宪法的第六条和建立总统制等等。“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标志。”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是党主动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而总统制是以“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原则为基础的，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的，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权力分立”。

总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说：“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这是一场政治战役，对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将产生“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的是一个和我们至今为止的认识不相一致的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这是另一个戈尔巴乔夫，这是另一个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问世六年之后，在他的这本书在全世界以7种文字发行10000000册的现在，我们终于读到了它的中文精选本《真相与自白》(而且很快就有它的全译本)。(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胜利和凯歌永远成了回忆(路透/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