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儿童不儿童了？

（文 / 小于）

《我是一条鱼》剧照

《我是一条鱼》的小主角——李立达

据香港《明报》报道，《哈里·波特》正热闹的时候，英国又出来了一套三部曲《黑暗物质》。1月22日，《黑暗物质》(HisDarkMaterials)的大结局《琥珀望远镜》(TheAmberSpyglass)获得了惠特布雷德奖(Whitebreadbookoftheyear)最高殊荣--全年最佳图书奖。惠特布雷德奖与布克奖(Bookerprize)齐名。两年前，《哈里·波特》曾以一票之差输掉这个奖。《黑暗物质》处理的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普尔曼通过利拉和威尔几个孩子的奥德赛之旅探讨了在没有神的世界里人类如何生存。在他的小说里，一向执行着指导人类精神方向的宗教组织变成了邪恶力量，人物的性格也很复杂，不是好和坏所能够概括的。即使被当作儿童读物引进中国的《哈里·波特》其实也有很严肃的一面，它继承了《彼得.潘》蕴涵的对童年时期的淡淡的惆怅，只不过更花哨了点。

《黑暗物质》包括1995年出版的《金光指南针》(TheGoldenCompass)和1997年出版的《精工小刀》(TheSubtleKnife)。它的作者是曾经在剑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菲力浦·普尔曼。在英国，他的声望不在哈里·波特的“母亲”罗琳之下。1996年，普尔曼抵制过惠特布雷德奖，因为那一年，该奖项的新条例规定儿童类作品不能参加全年最佳图书奖评选，按普尔曼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觉得不参加比赛。我不想跟这个贬低儿童文学的奖项有任何关联。儿童文学组得奖者只有1000英镑奖金，其他文类的组别却25000英镑。”7年后，惠特布雷德奖被普尔曼的作品征服，把大奖给了他。普尔曼因此为自己也为儿童作品扬眉吐气——谁还能说儿童作品不属于真正的文学范畴呢？《哈里·波特》当年险些得奖导致一些人认为西方社会丧失文学判断能力了。现在则开始有人出来质疑，所谓的“儿童类”是不是一个根本没有必要的无聊的标签。

中国的儿童电影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很难给现在一般认识里的国产儿童片下一个准确定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这类电影的观众是孩子，跟成人没有什么关系一一除了带队去看电影的老师。这样的定位是很值得商榷的。观众的单一必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票房收入少，而导致观众单一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儿童影片没有合适的放映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儿童电影”这个名称认识上的偏差。导演了《我是一条鱼》的李鸿禾这样看待儿童片概念：“只不过选择了儿童为主要角色，他们跟导演要说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现在的国产电影不仅以儿童为主角，在表现主题上也过于单调，它更有自己的一套拍摄语言。位于北京电影学院北边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现在已经是中国电影集团的第三分公司(为行文方便，在文中仍然沿用儿影和儿童电影的称呼)。儿影曾经出品过很多优秀影片，比如《我的九月》等等，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与儿影的功绩相关联的是它的设立带来的不利一面。专门设立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一方面体现出电影管理机关对儿童观众的重视，也便于题材的集中和操作，同时也有利于总结这类题材的拍摄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又限制了儿童题材电影的发展，使得一说到儿童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思维就很容易被局限在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团结的班级和一位好老师(有时候还要有一位保守的中老年教师作为陪衬)，孩子一高兴起来就拍着手说：“哦，妈妈带我去公园喽。”影片情节的展开基本上围绕着一个孩子有了什么问题大家帮助他解决开展。这种拍法实际上是主动拒绝了成人观众，与孩子们的真正生活也脱了节。

还有，儿童影片仿佛比其他题材影片要低一个档次，从成本上看，儿童影片的预算基本都要在200万元以内。成本不能从根本制约影片的质量，伊朗近年来涌现一批以儿童为主角的优秀影片，例如《何处是我朋友家》、《小鞋子》、《白气球》等，它们的成本都不高，但在国际各大电影界上屡屡获奖。可以说，伊朗电影在国际影坛上有现在这样的地位，与这些电影的出现分不开。但成本必然限制题材类型。如果从业者都没有把儿童电影当作真正的电影，就不要指望获得电影观众的重视。另外，儿童电影没有良好的放映途径。近年，儿影厂每年也有五六部产量，它们的出路不外乎学校组织观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一两次，或者根本就没有放映的机会而直接入库，至多去去二类亚非拉电影节。

儿童能看什么样的电影的确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事情，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的何晟把《蜡笔小新》收得严严实实，因为他怕自己刚上小学的儿子跟着学坏了，这个年龄还不适合接触包含男女之事的影视书籍。普尔曼的《黑暗物质》也被认为不适合11岁以下的孩子看，因为内容太灰暗了。然而在制作过程中，过度的审慎让家长老师放心，却不一定能讨得孩子的欢心。李茺今年上初二，他说他对国产的儿童电影不感兴趣，问他为什么，他说从幼儿园开始就看见家长给老师送礼，不然老师就对他不好。现在班上明里暗里有好几对，谁还相信那些电影里说的事儿，“那事……报纸书里天天能看见……电影里什么也不敢说，就(显得)越假。”也许是电影创作者太把孩子当孩子看了，尤其是想象希望里的孩子。

《我是一条鱼》的内容连李鸿禾自己都说俗套。李立达从小跟爷爷生活在小渔村里，他对爷爷有很深的感情。爷爷跟他说，人死后会变成一条鱼。爷爷死后，李立达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到城市里，他坚信爷爷也变成了大海里的一条鱼，水性极好的他经常到大海里，他希望能见到爷爷变的那条鱼。因为一桩小买卖，他认识了40多年前从航校毕业的马常友，后者坚持要参加横渡海峡的比赛，结果因为年龄太大被拒绝了。马常友说他在船上呆了几十年，到过世界各地。立达被马常友的经历迷住，马常友也从他的崇拜中得到满足，同时希望立达能参加比赛。年龄太小也被拒绝的立达最后决定要一个人横渡琼州海峡，却突然得知马常友不过是在撒谎，他哪里都没有去过，只是在一个小岛上守了40年灯塔。一老一小的搭配确实不新鲜，捷克电影《给我一个爸》(《柯利亚》)、日本电影《菊次郎的夏天》都是这个题材，而且前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是一条鱼》距前两者着实还有不少差距，但能明显看出导演和其他电影工作者意识上和创作上的努力，即用一个孩子的经历来表现成人和孩子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对孩子采取平视的角度。李立达对爷爷死了就是死了，不可能再变成其他东西的现实的接受，以及马常友性格缺陷的改正和为小岛修淡水池的愿望的实现都是在两个人的交往中实现的。李立达最后横渡成功对他来说也不啻于是一个隆重的成人仪式。

儿童电影走上商业化道路，在院线放映，与其他电影在票房上一争高低，都是迟早的事情。除了拍摄意识上的更新外，儿童影片制作和发行放映上的改革也势在必行，我们不能老处于怀念《小兵张嘎》、《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