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我点的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晓峰)
(路透/Reuters)
“你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去年,黄舒骏出版了几首新歌,其中《改变1995》成了很多人讨论的话题,讨论焦点不仅是因为黄舒骏作为一个很知识分子化的歌手多年来一直受关注,更因为歌词的内容和演唱方式。后来,又看到很多报刊上的正文或标题都采用他歌词中的语式,看来,这又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
《改变1995》是黄舒骏为纪念他英年早逝的朋友杨明煌而创作的,歌曲采用念白方式,把杨明煌去世后这个世界发生的大事小事一件一件叙述出来。仿佛能让人看到,杨明煌就坐在黄舒骏面前,听着黄舒骏絮絮叨叨讲他不在这5年间发生了什么。音乐很伤感,很悲凉。很多人认为,黄舒骏这首歌写得不好,比如,没有了原来的锐气,只说不唱,淡化了旋律性等等。但我认为,这是黄舒骏写得最好的歌曲之一,表面上看,这首歌是在缅怀一个朋友,歌中有挥之不去的浓浓友情,“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忘不了你,你却浑然不觉,小你六岁的我,今年已经和你同年”……但实际上,黄舒骏是借怀念故友抒发他这5年来的感慨和惆怅,歌词看似文字游戏,但每句话都包含黄舒骏的看法,同时也能让听众去联想。从邓丽君去世一直说到《人间四月天》,共提到四十多件事、二十多个人物,他用极为含蓄和委婉的方式或批评或嘲讽了各种世象,“歌星越来越多CD越做越好唱片却越卖越少”,“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黄舒骏有超强的驾驭文字的功底,在表达上,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其实歌词满篇写的都是一个情绪:无奈。一个当年试图挑战罗大佑的人,一个才华横溢又有些书卷气的歌手,在他无奈时也是充满了幽默和智慧。
类似把事件、人物串成歌词比较成功的还有比利·乔尔在1989年创作的那首《不是我们点的火》(WeDidn'tStartTheFire),稍微夸张一点说,这首歌是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必听之作,因为他把从1949年到1989年这40年间世界发生的大事串在一起,共涉及到102个事件、六十多个人物,像一本微缩的历史书。乔尔这首歌曲的创作动机缘于他与一个朋友聊天,他发现很多美国青年对历史一无所知,当他和这个朋友谈到古巴导弹危机、刺杀肯尼迪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争端时,这个朋友竟茫然不知,于是他便写出了这首歌曲。乔尔在这首歌里把更多篇幅放在60年代以前,目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历史,可谓用心良苦。从杜鲁门上台、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牛痘、马龙·白兰度、《麦田守望者》、艾森豪威尔一直说到肯尼迪遇刺,而1964年到1989年期间的事件只提到24个。这首歌曲出版后,引起人们的兴趣,一度升到排行榜的冠军。歌曲的video也很有趣,乔尔坐在一个钢琴前面,他每说出一个事件,身后电视屏幕就会播放一个这个事件的镜头。这是一首说唱风格的歌曲,乔尔在几分钟内就把40年的历史搞定。如果拿这首歌词当作一道测验题,分别让美国人和中国人回答,相信中国人的成绩会好于美国人。
受这首歌曲的启发,达明一派在1990年写了一首《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歌曲听起来很搞笑,只不过罗列了一些风云人物而已,和他们其他歌曲相比,略显无聊一些。但由于歌曲的形式在当时还算新颖,所以也热闹了一阵子。
上面这几首歌曲总体说来还算比较有趣,但是英国“恰巴王巴”(Chumbawamba)在两年前写的一首《1721号死亡航班乘客名单》(PassengerListForDoomedFlight#1721)则有趣得过了头,歌曲一开始就说:“这是1721号航班最后通知……”之后,比尔·盖茨、施罗德、布莱尔、叶利钦、克林顿、珍妮特·雷诺(美国律师)、博诺(U2乐队歌手)、霍华德·斯特恩(美国著名电台主持人)、默多克等数十位名人被他们赶上了这架死亡航班,每念出一串名字都会恶狠狠地诅咒“白白,白白”。“恰巴王巴”为什么要如此恶毒地和这些名人过不去?其实他们从出道那天起就是一个坚持极端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乐队,把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当成他们的乐趣,写出这样的歌曲也在所难免。这首歌曲最初打算收录到他们的专辑《所见即所得》中,但由于来自各方压力,最终还是没有收录进去,因此很多人没有听到。不过唱片公司老板埃弗里·利普曼倒是站出来为乐队辩解:“他们如果要说某人一无是处,就会说希望这些人都坐上了这次航班。”
这种把某一类现象罗列在一起的歌曲其实很难写,写不好就成了文字游戏,像黄舒骏、比利·乔尔这样写到这个份上的实在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