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失败

（文 / 吴鑫 邱海旭）

(路透/Reuters)

五月广场

1月11日凌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再度喧嚣，上万名示威群众敲击锅碗瓢盆，以抗议政府实行的反经济危机措施。有些群众还将垃圾桶点燃，并打碎了银行窗户。当一些群众走近总统府大门时，警察向他们发射橡皮子弹和使用高压水龙。

“五月广场是1816年5月阿根廷独立后命名的，它的一边是总统府玫瑰宫，一边是议会大厦，面积很大。”曾多次前往阿根廷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告诉记者，“近二三十年，五月广场几乎成了群众游行示威发泄对政府不满的场所。开始时，主要是一个叫‘失踪者的母亲’的非政府组织为抗议70年代的军政府绑架和杀害他们的孩子。”

此事的由头是在军政府执政的恐怖年代，左派和工会都受到了严厉镇压。每隔十几天甚至几天就有青年失踪。现在的一些材料显示，其中一些人被押上直升飞机，往公海飞去，直至坠落大海。

“那些母亲也是敲着锅走上五月广场的，向政府讨还她们的儿子。拉美国家多有敲锅游行的习惯，最早在智利阿连德执政时期，群众就开始这样抗议政府。”徐世澄说。

移民

1月10日，意大利和西班牙驻阿根廷使馆外各排起几十人的队伍，到其他使馆申请签证或外国护照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当地的以色列使馆为避免群众发生事端，只能安排人们前往别处的办事处。

2001年12月，有30名群众死于同警方的暴力冲突。就是从那时起，很多人坚定了自己离开阿根廷的决心。12月26日，美联社报道说，有几十人已经移民到了以色列。事实上，打算前往欧洲的人更多。美国《新先驱报》在暴乱发生前发表的一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调查显示，60%的被调查者希望移民。很多阿根廷人祖父是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他们想恢复这些国籍。

按规定，凡父母或祖父母在意大利出生的阿根廷公民都可申请意大利护照，拥有意大利护照便可移民到任何一个欧盟国家。而阿根廷有大约60%的公民祖籍意大利。相比之下，祖籍西班牙的阿根廷公民要办理移民手续则比较麻烦，然而，还是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惟一出路。

排队的成人和青少年个个显得意志消沉，他们认为“阿根廷没有未来”。一些申请签证的人士甚至等上24小时才获准和官员见面。29岁的冈达对美联社记者说：“阿根廷没有工作。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做，但却没有一份工作。我不想在这里饿死。”

路透社报道，一名正在意大利大使馆外排队的妇女说：“我不需要公民身份。我没有其他办法。我会尽自己一切力量离开这里。这个国家已经完了。我厌倦了无休止的抗议示威。我憎恨所有嘲笑我们的人。”

“我们没有想要的生活质量，没有效率，也没有尊严和所需要的安全，因为我们阿根廷人失败了。”一位名叫马科斯阿吉尼斯的文学批评家在去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样写道。

阿根廷《民族报》专栏作家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一本新的畅销书上这样写：“在我的印象里，一生的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危机之中。”他还说，“从1930年的政变以来——当时的政府失去合法性——阿根廷政府就不断地衰弱下去，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可怜虫。”

回顾阿根廷的历史，如果说马岛战争的失败使阿根廷的军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信心，那么，这一轮的经济衰退越来越让所有的政客和政党，甚至政府与政治都在人民心中失去了信心。

2002年1月11日，五月广场再度喧嚣(WWP/21Pic)

军人执政

1982年。许多阿根廷人在心目中开始盘算自己引以为傲的国家足球队能否蝉联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然而，在这次比赛上，拥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虽然小组出线，却未能夺得冠军，甚至没有进入半决赛。

就在比赛在西班牙开幕的前两天，阿根廷在那场足以影响阿根廷现代政治进程的战争中失利——没有人将马岛战败同阿根廷足球队的失利联系在一起，惟一扯得上关系的是：战争结束前几天，英国“鹞”式战斗机在马岛上空盘旋散发传单，从飞机上传来了温柔的女播音员的声音：“放下武器，赶快回家吧，看看电视上的足球赛吧……”

“马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阿根廷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马岛战争阿根廷的失败让阿根廷人民对军政府失去信心，军政府失去权威，从而启动了阿根廷二战后甚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又一次政治民主化浪潮。”

上世纪军政府在阿根廷的执政可以追朔到1930年，那一年，乌里武鲁率部发动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文官政府。此后，阿根廷陷入了一种反复——军人政府和文官政府交替执政，大多数时间，是军人当政，还专门有一个军人执政委员会。

“像阿根廷一样，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普遍出现过军人政权，而且，这段时间还是拉美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这一直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军人执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一直有争论。”江时学告诉记者，“每种观点都有合理因素。”

美国政治学家派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是按照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是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具现代性的组织形式。因此，军队介入政治，能对从根本上加强行政管理功能作出重大贡献。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提到：“在政治现代化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军队干预不见得像别人说的那样是罪恶的根源，倒有可能是剪除这些根源的良方。许多人还按照拉美的这种经验大力提倡“威权主义”。

另一些人对此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是按照二战中步兵队伍的模式组织的，技能不足以应用于大规模的管理和组织，军队的实际发展水平没有起到这样的重要性。相反，军人执政倾向于压制而不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或者根据一套简单的规则处理这些冲突。

公认的说法是：不管怎么说，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一国政府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军队作为职能高度特殊的组织，越来越难以承担良性管理国家。

马岛战争的失利不仅将军人总统加尔铁里送进了监狱，也宣告了军人统治的历史在阿根廷结束。但军人执政却在阿根廷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和影响。

私有化

军人统治的终结标志着阿根廷民主化的开端，却没有立即解决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1989年7月，经济极度困难，通货膨胀高达四位数，一些地方出现了类似去年底的抢夺粮食暴动，激进党人阿方辛不得不提前交权给候任总统——正义党人梅内姆。梅内姆上台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主要的内容就是私有化。

“从1989年开始的阿根廷私有化进程无论在速度和覆盖面上都令人叹为观止，它从宏观经济和具体运作两方面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的探讨。”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尽管世界银行的溢美之词并未预见一年后阿根廷再次陷入危机，但就当时来说，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至1993年底，阿根廷已经出售了大部分国有企业，涉及部门甚至包括银行、电力、邮电、铁路等重要的基础设施服务。2000年8月，阿根廷政府和舆论界讨论最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是否将海关私有化，方法是将海关业务“承包”出去。

“阿根廷长达70年的国家干预政策是造成该国经济积重难返的重要原因。”社科院拉美所国别室主任吴国平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梅内姆的私有化改革就是要为阿根廷国家干预的历史画上句号。”

拉美各国向来有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在两次庇隆执政时期，国家干预更是达到顶峰。通过国有化运动和制定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阿根廷国有企业从466个猛增到1478个。政府在信贷、外汇分配、外汇兑换率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对这些企业实行优惠，对亏损企业提供财政拨款补贴。结果，过度保护使阿根廷企业普遍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还使政府机构过度膨胀，并由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梅内姆的改革曾使阿根廷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经济困境。”江时学告诉记者，“阿根廷在9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仅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一些。”

然而，私有化却带来了大量工人失业。2001年7月19日的《世界工人报》报道了阿根廷东北部石油城市莫斯科尼的一场工人示威：“聚集在广场上的工人支起了帐篷，还带足了生活用品，他们宣称在政府承诺解决失业问题之前决不撤离。”自从莫斯科尼的国有石化厂被卖给西班牙公司后，两万人口的莫斯科尼失业率已经上升到40%。《世界工人报》还报道说，在这次示威之前的一场冲突中，一个失业石油工人死在警察枪口下。

莫斯科尼只是阿根廷失业浪潮中的一个缩影，目前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15.5%，而据拉美所的一些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实际上过于保守。美国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称，在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体系实现私有化后，普通人的生活将受到更大影响。

私有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国有资产流失，阿根廷官僚体制的腐败加速了这一过程。另外，外资的大量涌入也让很多阿根廷人忧虑，实际上，在大大小小的收购行动中，阿根廷私人资本只扮演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大部分国有产业被跨国公司收购。很多阿根廷学者认为，目前阿根廷已经不存在有规模的民族产业。

官僚

有人拿阿根廷作一个很好的比喻，它好像一个自视富有的贵妇人，挣钱少，花钱多，最后负债破产。

这同阿根廷特有的文化有一定关系，这种文化的内涵是浪漫、傲慢和散漫。浪漫就是那种骑在马背上嚼者牛肉跳着探戈听着音乐的生活；傲慢就是阿根廷人在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瞧不起其他拉美人；散漫则是拉美文化里特有的。这一文化还鼓励消费。如果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可能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在阿根廷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官僚盛行和效率低下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

“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生产力低下、220万公务员(人口3600万)组成的庞大官僚队伍，三者合而为一，就在国内造成了难以为继的局面。这些问题早已有之，但这10年变本加厉，更加严重了。”美国《新先驱报》报道，“联邦政府和各省的基本开支1991年为355亿美元，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公共债务达到1320亿美元，10年前是640亿美元。”

要是在过去，印钞机能解政府的燃眉之急，但这又不可避免会造成货币贬值和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梅内姆执政时期是利用私有化的钱渡过难关或推迟危机的，就好像是寅吃卯粮。“连阿根廷国防部大楼都被卖出去了。”徐世澄说。

近十年来的私有化所得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维持政府开支，但由于政府部门过于庞大，政府公务员在社会保障上待遇相对优厚，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留给德拉鲁阿的是一个烂摊子。

与官僚密切相关的是：偷税漏税严重，并滋生腐败。这使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减少，赤字始终居高不下。《纽约时报》称，能让人暴富的交易、逃税和向腐败的政府官员行贿成了常用手段。40%的阿根廷人不依法纳税，其结果是纳税人处于严重不利地位，而政府总是缺少现金。即使在今天，上市的阿根廷公司凤毛麟角，因为公司经理们不愿向管理人员公开自己的账目——后者可能质疑他们的纳税情况。

从原则上来说，民主化应该带来负责任的和受到监督机制制约的政府，但由于政党财政、文官制度、司法制度、大众传媒等都存在缺陷，新建立的文官政府不仅没有有效地抑制腐败，反而不断出现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的丑闻。1991年7月，梅内姆签署法令正式停止总统府外政厅厅长阿米拉约玛的职务，因为他被指控参与国际性犯罪集团活动。梅内姆本人也被卷入腐败丑闻，去年6月还因所谓的“非法武器销售案”被关押了4个多月。尽管阿根廷最高法院裁定梅内姆在1991年和1995年向克罗地亚和厄瓜多尔非法出售武器的罪名不成立，但民意调查显示，74%的人认为释放他是不公正的。2000年10月，副总统阿尔瓦雷斯还因为与总统德拉鲁阿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分歧而辞职。

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腐败现象的特点是：案件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大量案件的指证者本身都是可靠的证人。1980年至1995年涉嫌被侵吞金钱数目之大甚至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案件不仅发生在政治低层，而且发生在国家体制的核心，如最高法院、中央银行、财政部。

梅内姆的私有化改革在短时间内让阿根廷摆脱了经济困境(Getty/Imaginechina)

政党政治

《新先驱报》报道说，在去年10月14日进行的阿根廷议会选举中，一些人在投票时贴着喜剧人物、动物甚至本·拉登的照片，这些“野蛮选票”表明25%的阿根廷人不相信任何政治选择。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倦。

在《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一书中，拉美各国的政党被描述成竞选和职位分赃的工具，甚至是其领导人实现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这同政党政治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在阿根廷，军政府反复执政对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成熟造成了不利影响。

“正义党(又称庇隆主义党)在20世纪后半叶大多年代处于在野甚至非法状态，这使党内民主体制和党规具有很大缺陷。领袖权力至高无上，为争夺领袖权力，党内常常爆发违反民主体制和党规、十分激烈的自残和倾轧斗争。”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访问学者的社科院拉美所的宋晓平告诉记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被带到了国家政治中。历史上，(第二大党)激进党大多数政府不能完成任期，与正义党的所作所为有很大关系。”

自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政治以来，政党政治处于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可以说，政党政治很不完善。就党内而言，其运作更多地不是取决于党内的民主体制和机制，而决定于领袖的政治声望、魅力和能力，领袖的决策起关键作用，党内缺乏对领袖的制约机制。

这种不成熟性使政治家个人权力过大，民主因此被打了折扣。民选政府首脑的权力有膨胀的趋势，他们不断侵蚀社会成员的权利。梅内姆在任期内竟发布了300个总统令，大约是1853年以来所有前任阿根廷总统颁布的总统令总和的3倍。在第一任任期快结束时，千方百计修改宪法，得以连任；第二任期期满后，甚至还想着第二次连任，不惜疯狂举债。外债每年递增100亿美元以上，仅几年时间阿根廷的外债总量就比90年代初期翻了一番多。

“主要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决定了在政党政治中，缺乏甚至并不尊重博弈规则。”宋晓平说，“政党从党派利益出发，随意修改宪法、选举法及其他法律的行为司空见惯。”

12月21日，正义党控制的国会甚至违反宪法和选举法及总统空缺法，强行通过仅适用于原定于2002年3月举行的“党派选举法”，以解决党内各“政治酋长”间争夺不休、推举不出统一总统候选人的矛盾。

正义党内部主要有两大派，梅内姆入狱几个月，实力大为受挫，党内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梅内姆出狱后力图东山再起，并与以现总统杜阿尔德为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派存在很大矛盾。即使身在智利(梅内姆年轻的世界小姐妻子的家乡)，梅内姆都不忘批评杜阿尔德缺乏能力。

《纽约时报》评论说，占统治地位的正义党是庇隆将军在40年代作为一个平民的近乎法西斯的政党建立的，他拿富人的钱来救济穷人和大型工会。今天这个政党已经失去行动指南，陷入深深的危机。

然而，除正义党之外，很难有其他的政党能在政治上与之抗衡。1999年大选获胜的德拉鲁阿执政期间，内部各派分歧导致联盟分裂，使德拉鲁阿失去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能力。自50年代以来，在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长期政治斗争中，主角是军队和正义党，激进党通常为配角，缺乏执政经验似乎是该党现领导层的政治缺陷。

每次冲突都有血的代价(路透/Reuters)

工会

在预测阿根廷最新的经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时，美国《新先驱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工会的操纵曾经使过去的紧缩财政政策归于失败”。

工会有严密的组织，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和企业方谈判，以求在工资、工时、保险、雇佣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利益，施加对企业的影响。在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时候，工会可以组织消极怠工、罢工甚至游行示威，对抗政府，从而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

尽管从全球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使一国范围内劳工在和资本的较量中处于相对弱势。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造成了工会日渐衰落。但是对于对外贸易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0%的阿根廷来说，工会仍“坚守着自己的地位”。

“整个拉丁美洲，工会都处于相对强势。”江时学告诉记者，“就阿根廷来说，在庇隆时期达到了高潮，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使产业工人越来越多，入会率(加入工会的工人占总工人数的比例)也大幅上升。”

阿根廷是移民国家，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带来了欧洲工会的传统和影响。20世纪40年代，庇隆政府实行替代进口工业化和国有化政策，改革劳工法，将大量劳工权利纳入其中，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这场变革获得了工会支持。

“庇隆政府得以将工会变成其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而工会则显著扩大了力量并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晓平说。

50年代，庇隆政权被军政府推翻后，直到80年代末期，正义党和工会虽然处于国家政治权力之外，受到打击和迫害。但仍然顽强地采取各种方式斗争，并生存下来。

乌拉圭学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名著《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中写道：“(在军政府统治时期)阿根廷大部分被绑架和失踪的人都是曾经开展某种工会活动的人。人民有着无限的想象力，他们想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如悲伤劳动、起哄劳动，并且通过相互支持找到摆脱恐怖的新途径。1977年全年，阿根廷发生了数次一致性罢工，当时，失去生命的危险同失去工作的危险一样存在。”

1989年，正义党梅内姆政府上台，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等政策削弱了工会的经济、政治和组织基础，同时正义党控制的全国总工会发生分裂，工会的影响力大为减弱。但工会仍然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宋晓平介绍说，在激进党人德拉鲁阿总统的两年任期内，工会曾8次发动大罢工，并插手2001年12月19日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和民众示威，黑白两道并用，最终迫使德拉鲁阿政府倒台。2001年12月，正义党再度执政，工会力量将会有所上升。全国总工会处于正义党控制之下，目前虽然没有对现杜瓦尔德政府发难，但与政府在现行政策上存在分歧，要求在货币贬值后提高劳动者工资，废除企业就业法，停止劳工改革。阿根廷实行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陷入危机，在其进行重要调整期间，工会将会利用机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阿根廷的私有化改革最终让很多人失业，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是迫切的(路透/Reuters)

中产阶级

黑格尔说过，富裕社会也不会富足到可以减少由其制造的大量苦难。今天，贫穷再也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是因为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而这种不合理分配由于一种心理和文化思维定式造成，这种定式除了根据工作和生产来衡量财富外，不去考虑财富的重新分配。

1975年到1985年间，世界的总产量增加了40%，1950年以来，经济增长了5倍以上。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贫困、失业、社会解体、环境破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这只意味着一件事：财富越多，贫穷也越普遍。法国学者皮埃尔—诺尔·吉罗在《世界的不平等性——当代世界经济》中指出，中间阶级“在20世纪初期不仅创造了资本主义，而且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二战后的前30年里，这些中产阶级联合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社会不平等减弱。

在拉美，阿根廷是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贫富差别相对小的国家，因此中产阶级规模比较大。“推行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虽然收到一些明显的经济效果，但却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上的负面影响，主要就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剧，越来越多的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江时学说。

“在阿根廷持续3年多的经济衰退中，中产阶级受到很大影响，国家机构雇员工资被削减13%，很多私人机构员工收入也被削减。”宋晓平告诉记者，“依靠工资收入的社会下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下降最大。在这个暑期(2001年12月以来)，大量中产阶级民众不得不放弃外出度假机会，呆在家中。”

阿根廷是高工资的国家，月工资达到1000美元很普遍。一般来说，有正式工作就有可能是中产阶级。但现在阿根廷货币大幅贬值，物价上涨，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减少。另外，政府限制居民银行提款的措施将使其多年积蓄在货币贬值的同时，滞留金融系统，遭受损失。

“大量中产阶级分子就政府的反经济危机的金融措施，对政府提起法律诉讼。在最高法院裁决政府限制居民提款措施合法和有效后，他们涌到最高法院示威，要求最高法官们辞职。”宋晓平说。

中产阶级在迅速贫困化，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270万的“结构性”穷人，他们都来自中产阶级。其中60万是最近一年因为经济衰退而从中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的“新穷人”。美国《新先驱报》报道说。

有专家认为，1991年阿根廷开始实行的比索与美元1比1的固定汇率高估了阿根廷人的资产，挣1000比索一个月等于挣了1000美元一个月，使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了中产阶级，货币一旦贬值，1000比索远远低于1000美元时，他就不再是中产阶级了。因此，跌入贫困的如此大量的中产阶级并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被浮夸出来的中产阶级。

当一个国家腐败，失去民众信任之心时，暴力和冲突会一幕幕出现(WWP/21Pic)

政治家的失败

在1930年，按人均计算，阿根廷是世界上第二富裕的国家。70年过后，这个富裕的地方走向破产。阿根廷自嘲说，上帝给了我们富饶的资源，为公平起见，就给我们一个坏政府。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笑话很流行——一个流浪汉来到总统的故乡，他在酒馆里发牢骚说：“我们的总统怎么像驴一样蠢。”旁边有人过来警告他说：“这里可是总统的故乡。”流浪汉连忙抱歉，旁边人说：“但我们这里更尊重驴，你可不要侮辱驴。”

事实上，对政府和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拉丁美洲的普遍情绪。盛产石油和美女的委内瑞拉被认为是“坐在金块上的乞丐”，现任总统查韦斯的支持率不足1/3。作为曾发动政变的军官，查韦斯当选总统后被寄予很大希望，但分析家认为他也许会在今年辞职：“人们本来以为我们国家是富裕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其实很贫穷，就肯定下结论说，政府被一些贼搞垮了。”

1989年作为梅内姆的竞选伙伴，杜哈尔德曾担任两年阿根廷副总统，他说：“阿根廷的政客们是一摊屎，包括我在内。”尽管经济危机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个国家之上，但政治家们依旧陶醉于自己6位数的收入。阿根廷记者胡拉塞·韦伯斯基说：“经济一天天坏下去，可政客们还是既得利益者，老百姓对这种情况恶心透了。”

在2001年底到2002年开始的14天里，阿根廷换了5届总统，总统的任期是由小时而不是用年来计算的。民主和自由经济并没有让阿根廷走向富足，这个国家的失败也是一群政治家的失败。

阿根廷：70年的动荡

1930年9月6日，乌里武鲁率部发动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文官政府。结束了阿根廷长达70年的宪制政府。

1943年6月4日，由拉米雷斯、劳宋和庇隆为首的“联合军官团”将卡斯蒂略政府赶下了台，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庇隆夺取政府实权。

1946年2月，庇隆以微弱多数战胜激进公民联盟、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开始其第一次执政。

1955年9月16日，庇隆政府在政变中被推翻，避难至巴拉圭。洛纳尔迪宣誓就任临时总统。

两个月后被阿兰布鲁将军取代。

1958年2月23日，弗朗迪西当选总统，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稳定经济计划”，同意比索贬值，取消对外贸易的监督，冻结工资，增加税收，随后招致人民的大规模抗议，爆发全国总罢工。

1963年7月，人民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亚当选总统，取消对庇隆党和共产党的禁令，并对“稳定经济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纠正。

1966年，翁加尼通过政变上台，激进党政权重新被军事独裁所取代。

1971年，拉努赛总统同意“还政于民”，恢复法制，举行大选。

1973年，庇隆主义党赢得大选，重新执政，坎波拉当选总统。7月13日，坎波拉宣布辞职，为庇隆二次执政扫清了道路。

1973年9月23日，庇隆再度当选阿根廷总统。开展大规模国有化运动。

1974年7月1日，庇隆逝世，由其夫人，副总统伊莎贝尔·庇隆继任总统职位。

1976年3月，军人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为首的政府，庇隆主义运动被禁止，大部分领导人被捕或流亡。

1982年4月2日至6月17日，英阿马岛战争。

1983年6月17日，加尔铁里宣布辞职，比尼奥内就任总统，军政府答应举行大选，还政于民。

1983年12月10日，激进党赢得大选，阿方辛就任总统，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

1989年，经济持续不振迫使阿方辛辞职，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

1989年，正义党领袖梅内姆出任总统，任用卡瓦罗为经济部长，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

1991年，梅内姆政府颁布《自由兑换法》，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实行1比1兑换，此举成功制止了高达3000%的通货膨胀，经济得以迅速发展，1991～1998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6%。

1998年，由于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开始衰落，逼使阿根廷政府大量发放政府主权债券以继续改革和恢复经济，终于酿成债务危机。

1999年10月24日，激进党主席德拉鲁阿在大选中击败正义党总统候选人杜阿尔德，当选第48届总统，结束了长达10年的梅内姆时代。

2001年6月8日，前总统梅内姆因涉嫌武器销售案被捕，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在民主制度下被捕的前宪法总统。

2001年12月，阿根廷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骚乱，多明哥·卡瓦略19日晚正式向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提出辞职。21日德拉鲁阿总统辞职，参议院议长拉蒙·普埃尔塔成为临时总统。23日萨阿任代总统，后因得不到党内支持而辞职。31日，阿根廷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多·卡马尼奥任临时总统。

2002年1月1日，前梅内姆政府副总统杜阿尔德出任两周来的第五位总统，担负起挽救阿根廷经济的重任。

2002年1月6日，阿根廷议会两院通过了包括放弃现行经济模式、实行货币贬值等重要措施在内的经济改革法案。政府当日宣布比索贬值。

2002年1月10日，阿根廷政府正式宣布强制冻结美元定期存款及部分比索定期存款，阿根廷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