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师妨碍了的电影梦

（文 / 无忌 何冬梅 融融 邹波）

被大师妨碍了的电影梦

无忌 图 谢峰

自从买VCD和DVD碟片很方便以后，我的一位好友就迷上了看电影。看的电影多了，跟久病成良医一个道理吧，就看出些门道，经常觉得人家的电影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忍不住要横挑鼻子竖挑眼。终于有一天，跟我说了她的最新梦想：自己弄个电影出来，把那些人的臭毛病都避开，而独独把优点发扬光大，岂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幸事？

想归想，她不认识那些手里攥着大把钞票的投资人——他们通常肯给你几分钟的时间让你讲想拍的那个故事，他要觉着好呢，就漫不经心地说一声：“拍！”然后，钞票流水价听凭你差遣。可是，她深信有一天，她会站到某个投资人面前的，那总得先有自己的故事吧，于是她殚精竭虑，想和我一起琢磨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下面就是我们一整个晚上的思路。那些宏大叙事类、恐怖悬疑类，以及性感香艳类，难度太大，暂且不考虑，先弄个小制作的和爱情有关的吧。没有悲剧性就没有美感，当然不能是大团圆结局的，那最好是关于一段暗恋或者三角关系的，让人看完低徊不已的那一类。这样想着，《情书》、《纯真年代》、《花样年华》以及其他一些讲述暗恋的故事就跳进脑子里了，不行，我们编出来的故事恐怕欠火候。还是关于三角感情的好，不是有人说只要人类是一夫一妻制，就会有三角关系的存在吗？对，给它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背景，比如二战，像《北非谍影》，像《英国病人》，或者《最后一班地铁》一样，讲述非常时期的非常爱情。但是，想到《最后一班地铁》，我近乎绝望地想起天才的特吕弗，他一生都致力于探讨男女间的三角关系，我们能比他说得更透彻吗？那好，讲一个平常人的一生吧，像《活着》里的福贵那样的人，那样的一生，咦？又是人家的故事了。再想想？或者，来一个彻底的悲剧，讲一个真正底层的人，比如一个只想过平静生活的杀手或者一个想寻找真爱的妓女，最后生活给他们的依然是绝望。可是，可是这样的故事，《这个杀手不太冷》、《卡比利亚之夜》不是也讲过了吗？

“难道大师们把所有的人生境遇都拍成了电影？”她多少明白了从前自己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有人抱怨勃洛克妨碍了自己写诗，而勃洛克说：“这个我懂。托尔斯泰还妨碍我写作呢。”如果我的朋友把最终没有拍成一部自己的电影归咎于特吕弗、吕克·贝松以及费里尼们的妨碍，也算“死得其所”吧。

她的故事

何冬梅

她生长于江南小城，一直到二十出头也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异乡人。她只觉得自己像一只灰暗的老鼠在这个阴气浓重的小城窜来窜去，甚至对这个城市里街头巷尾的警察都了如指掌，她觉得可以预见到30年后的生活场景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就这样她孑然一人来到北京。原本她就是一个聪明女，在见识了更多更好的东西以后，她决定改变自己。她就职于一家日资公司，利用一次培训机会在日本做了个改头换面的大整容，割了好似韭菜叶宽的大双眼皮，垫了个索非亚·罗兰的鼻子。她打小学舞蹈，气质与体态绝对一流，又深谙穿衣与美食之道，在家乡时就跟母亲学得一手靓菜，跳舞唱歌时千娇百媚，李纹似的电动臀加超级媚眼，儿时的舞蹈基础让她出尽风头。她更懂得如何让自己在人堆里风姿绰约鹤立鸡群，每到一处所向披靡，大有一副收编天下男人之劲头。

只可惜一个过于敏锐与聪慧的女子根本没有伙伴，她是大家的天使，谁又是她的丘比特呢。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只能令她更加孤独。离家时她就发誓不再回来，好歹咬着牙过，冷暖自知，一个要强的女孩子注定要自作自受。她也不想戏弄别人，那是不长进的女孩们滥用她们小而又小的智慧，廉卖她们做作的爱娇，赚人家来，而她们又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她懂得戏弄人者人恒戏之的道理。但日子久了，她发现男人要么就只想和她上床，要么就是傻呵呵地疼她，最终的结果总是分手。男人有时候很实际，去找一个啥也不懂乐哈哈的女孩，多么轻松惬意，无须拿出全身武功和看家本领，更无须卖弄学问冒充大头鬼。她失望的次数越来越多，到最后只能自爱。她告诫自己：活得自私一点麻木一点，日子会相应好过一点。而更多时候她在文字和胶片里寻找自己的感情，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对白并不能打动她，言善者未必行善，倒是电影结尾那猴跳上城墙，默然无语回望心爱的人，那种生离死别的眼神才真正令她心碎。电影里通篇弥漫着那种尖锐的幽默感后隐藏着的无望情绪，她知道爱情是要献出真情听任折磨的。她也不是没有过春心萌动的时候，但还没有漾起涟漪就被理智平息了。其实有个人知道你累懂得你好，若非造化为何就不能将就呢。不能将就的理由很简单，他买不起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时装。她根本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物质女人，更要命的是感情上又不肯有一点点将就。

于是她渐渐向现实投降，放弃所有的梦想，她觉得靠她自己，过那个写《胭脂扣》的女人所理想的生活并不难：过上等人的生活，付中等人的劳力，享下等人的情欲。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

汽车里的玩具

融融

有个搞电讯传播的朋友，从洛杉矶来我们家玩的时候，车里装了许多新花样，有卫星定位器，液晶屏幕显示车在哪里、天气状况和交通流量等等。马达还可以给冰箱制冷。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远方来的朋友接我和老公去旧金山玩，开了BMW过来。黑色的车，里面很宽敞。从我们家转弯出去，上了高速公路，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万里晴空，阳光明媚。开出去不到5分钟，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靠左边，一直开。”我坐在后排，吓了一跳，不知道声音来自何方？却听到老公哈哈大笑，说道，真神啊，连地图都不要了。我凑上前去，才看到了收音机的位置上有一个巴掌大的小屏幕，不仅有地图，还显示了我们的车在哪个位置上，一边开一边动，好像卡通片一样。

我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因为自己出门，十有八九要迷失方向。迷来迷去，到陌生地方去的勇气越来越小。看见汽车玩具就在眼前，自动说话，服务周到，高兴极了。心里不免暗暗盘算起来，什么时候给自己的车装一个，那就走遍天下都不怕啦！

从我们家到旧金山大概有四十多英里，要翻几座山。朋友路情不熟，但是，胸有成竹，不再问我们，什么都照“女人”的指示办事。老公坐在旁边，好像很不舒服。

女人很勤快，差不多10分钟就要说一次话。如果我们在聊天，必需马上住口，好像碰到了女皇一样。非但如此，她说来说去都是重复的话，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车道。老公有点不耐烦了，说了几次，把机器关掉。朋友说，NO，不想犯方向性的错误。接下来，车上三个人都变得十分安静。我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笑话，说一个书生吃汤圆，头一低下去，长长的帽带就先他滑入饭碗。他把帽带取出来，再低下头去吃。不料，又被帽带抢了先。几次下来，他失去了信心，干脆从头上抓下帽子，往碗里一填，愤愤道：给你吃！给你吃！

让你说！让你说！我们都变成了哑巴。我捂着嘴巴笑了起来。有趣的是，三个人三种态度。一个忠于她，一个讨厌她，我呢，觉得机器虽然好玩，人的态度比机器更好玩。就这样，我们接近了旧金山边缘。交通复杂了起来，女人的声音也变化多端。三人个个聚精会神，像在聆听最高指示一样。就在即将下高速公路的那一霎那，女人报错了出口。应该是下一个出口，她提前报了。老公即刻大喝一声：不对！不对！不要下去！朋友连头都不回，眼睛注视着前方，淡淡地说：怎么能听你呢？

下了高速公路，老公像警察一样负责任，指东道西，帮助朋友走出迷津，甚至把自己的老底都抖了出来，说年轻时候，在旧金山当过几个月的出租汽车司机。可是，谁睬他呀，都白说了。机器女人并不十全十美，有说错的，也有绕远路的。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被出卖，准确地到达了要去的地方。

俄罗斯的飞行史

邹波 图 谢峰

1695年的冬天，一个彼得堡农民受到伊万·鲍里索维奇大公鞭笞的惩罚，原因是他浪费了国库资助的18卢布，做了一对云母翅膀。这农夫划了个十字，在鹅毛大雪中开始扇动翅膀，但没能离开地面。这位农民模仿的显然是古罗马传说中代达罗斯的飞行：将一对羽毛翅膀缚在身上实现飞翔。

在当时，同样的试验也出现在欧洲大陆，但可以肯定，欧洲人很快抛弃了奥维德式的原始思维，他们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里发现了科学的正轨：以飞行器代替人，到1903年，莱特兄弟终于完成人类首次动力飞行。

而与此同时的两百年里，俄罗斯人仍停留在奥维德的梦想里，他们同样认真阅读达·芬奇的飞行理论，却没有注意从奥维德到达·芬奇微妙的观念进步：达·芬奇式的飞行意味着西方不再执著于人自身的完善，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物——按照维克多·雨果的说法：“卢克莱修背向人类，转而凝视自然”。

对物性的研究实现了西方的解放，或者说是一种解脱，正如笛卡尔的二元论使整个西方大大松了一口气，人们从此可以将沉重的宗教与自我的包袱搁置一边，埋头科学探索与理性的进步。

但固执的俄罗斯人却不满足这种进步与解放——几百年来，他们仍然执著于人自身的完善——因此莱特兄弟的飞行器无法满足俄罗斯人。直到1953年，临死的俄罗斯“结构主义”之父符拉基米尔·塔特林仍执著于一个梦想：造一个“塔特林飞鸟机”，让人像天使一样飞翔，那听起来是一种像泳衣那样穿在身上的滑翔器——那是一副教你真正体验鸟的生活的假肢，而不是莱特兄弟的飞行机器。塔特林固执地认为，“乘飞机的人并不是在飞行，他们只是坐在飞机里。”——塔特林一生都被两个未竟的梦想所困扰：一个是将图纸上的乌托邦——“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建成；另一个就是为人添上翅膀。

1914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梅列日科夫在《病重的俄罗斯》中写道：“我们飞翔抑或不飞翔？这不仅仅是飞翔的问题，也是我们是否参加全人类的自由的问题。”——也许对于飞翔，对于“人之相对于沉重肉体的解放”，俄罗斯人思考得过于沉重——渴望飞翔，这欲念反而增添了沉重——这隐喻的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中最关键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