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75)

（文 / 杨崇理 谢志伟 孙立彬 刘宏 聂武钢 马廷刚 徐迅雷 杨西萍）

“资本时代这把双刃剑给正常社会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官场的腐败更易扩散，聪明的政府都会选择睿智的人来完成重拳出击的任务，但“包青天”似乎总让人听出一种辛酸的味道。”

 上海 杨崇理

少跟县里过不去

2001年12月26日有媒体报道，因儿子被枪击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山西省山阴县55岁农民李秀芳于9月26日来到县委书记马占俊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县委书记不在，她便坐在办公室等书记回来。没想到时间不长，公安局的民警即来将她带离并直接送进了看守所，判拘留15天，可这一呆就是29天。马占俊书记和公安局长窦新文都向记者谈到拘留李秀芳的原因之一是“到我办公室，公务员让她走她不走”，书记说“她总跟县里过不去”。从县委书记与公安局长的话中可知，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看样子，没有身份者“擅入”县委书记办公室，其严重性就等同于触犯了法律。法律上当然不会有此规定，但书记们会想，“擅入”他们办公室就冒犯了“本官”的尊严，而冒犯堂堂县委书记的威仪，难道还够不上拘留吗？！倒回去百多年，小民要敢坐上县太爷的官座，看不打得你屁股开花！拘留几天就算是“开恩”的了，应该赶快“谢老爷不打之恩”才对啊！

有件事儿真得想明白，如此“人民公仆”做过老百姓吗？

北京昌平 魏文彪  

“美女”呀“美女”

“美女”可以说是时下曝光率很高的一个词汇。稍不留神，便会让美女撞个满怀。大凡美女，总能轻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有魅力就有市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一年前，有女性作家著出另类小说，“美女作家”成为当时文坛一大奇观。女性作家出书本不是一件让人感到奇怪的事，奇就奇在作家的“美女”头衔。究竟是书写得美，还是写书人长得美？“美女”称号之所以大行其道，跟“新闻制造美女”不无干系。前不久，中国棋手诸宸征战莫斯科，获得2001年国际象棋世界个人锦标赛女子冠军，但在形式各异的报道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在诸宸的棋后桂冠前加冕的“美女”字样。不管怎么说，诸宸夺冠当是一件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喜事，但经过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女”轰炸，反而让人读出一种“喧宾夺主”的味道来，仿佛美女比冠军还要重要。

言必称美女，与其说是一种怜香惜玉的君子所为，不如说是一种病态的审美品味。追溯古今，可以发觉这股“美女风”并非一夜劲吹而至。中国人似乎一向有着浓厚的“美女”情结，古代的四大美女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时下各种选美活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用“我为美狂”形容时下的追美热潮并不为过。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问题是，凡事都应有个度，这个“度”既包含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也融入了时代发展赋予审美更高的标准和内涵。换一种眼光看，过度“渲美”和“造美”，也是对那些单从形体而言并不具备“美丽”特征的女性的不尊重。

福建三明 谢志伟  

性骚扰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嚣张

性道德的标准之一，就是性行为应该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上。如果男女双方无恋爱、婚姻关系，又违反自愿原则，就应受到法律的惩罚。

但是，上面的解释对新近愈演愈烈的“性骚扰”这一违背性道德却无相关法律约束的行为却无能为力。今年7月西安市的童女士将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推上法庭，状告经理对其实施性骚扰。这是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它使得百姓们越来越关注起这个西方“舶来品”。据李银河博士讲，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已有性骚扰的相关立法，但也都是刚起步，与此相比，我国首例性骚扰案的审判过程就艰难得多。西安法院认为，如果女告男性骚扰就作出不严谨的审判，那样以后就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单独跟一个女性共处，审判最终还是得看证据。但是，性骚扰由于发生地点的隐蔽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搜集直接有力的证据又谈何容易。

性骚扰带来的耻辱感对女人自尊和自信的损伤往往混淆了她自身的价值标准，性骚扰虽不及性犯罪严重，但以它发生的频率而言，给女性造成的伤害同样深重。我们都相信法律是维护弱者权益的利剑，我们也相信法律能够惩罚犯罪，但是，我们更相信法律的制定原则是预防犯罪。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我们更关注弱者，更关注社会不良问题的危害性。

长春 孙立彬

妈，以后叫我主子

过去，家长抱怨：我们家出了个小皇帝，那是充满了亲昵怜爱与无比幸福感的怨怼。假如反过来，孩子自称主子而直呼你奴才，家长心里就不会这么美了。

新华网哈尔滨12月27日消息中讲了一个“趣事”，家庭中6岁大的女儿非常喜欢观看《还珠格格》等“皇族电视剧”。一天，女儿问：“妈妈，我是‘主子’吗？”母亲感到很好笑，就随口答道：“是，你是咱家的主子。”没想到6岁女儿竟认真地说：“那你们以后就要叫我主子，我管你们叫奴才！”这似乎也就是众多家庭中常听到的孩子的童稚话语，但我们再到网上看一眼，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许多青少年的“官瘾”越来越大。网上聊天时动辄以“朕”、“寡人”自称。更有甚者，一个上网者要建立一个网上“帝国”，招募“皇妃”、“宰相”、“将军”，并称“如众卿确有治国安邦之举，朕必有封赏！”

传媒的发达带领人们进入了信息共享的时代，但对缺乏辨别与判断力的孩子们来说，大量的接受与模仿就可能是一种灾难。如果社会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那最后笑得出来的只有撒旦了。

山西 刘宏

实践第一场官司

没想到自己法学硕士读到第二年的时候，有机会来做一回原告。

事儿很小，几月前我到某网吧买了张网卡，没想到12月初我去上网，被告知老板换人，此卡作废。说理不成，一纸诉状便送到了某区法院。说实在的，钱不多，四十多元而已，但想着自己学的是诉讼法，又有律师资格，何不检查一下自己的实践能力，也给老板一点教训。

到法院的立案庭的小窗口，交了50元诉讼费，递上诉状。没几天法院电话通知，12月4日“上午8点到法院来一下”，这么快就可以审了，我心里这高兴。12月4日本来有课，但也逃了，可来到法院，才想到没告诉是哪个法庭呢，楼梯口的法警都是一副大爷模样不让你进，好不容易进去了，没有一个人有耐心来理睬你，最后还是一个以前的校友帮我打听到了。赶到西郊法庭，一个魁梧妇女坐在办公桌后就没正眼看我：“去，出去等，被告还没到。”于是只好乖乖地出去站着等。这一等，就从8点等到10点，其间我跑进法庭，说超过30分钟被告不到庭，就应缺席审判。那个妇女很不屑地瞪我一眼，“要你等你就等”。虽然是硕士生，还做过警察，现在也是某法制报的特邀案件点评人，却也只有老老实实退出去。11点我准备走的时候，被告得意洋洋地来了。这时候妇女说：“小段，你来调解。”然后抱杯茶出去了。小段先让被告出屋子，开始对我说，说我的诉讼请求过多，我说相关法律有规定的，他横我一眼，说实践和规定不一样，我便不大敢再说话。他接下去说，俗语说赢官司也要少打，打官司总是吃力不讨好，费钱费时。最后，他问我要的最低底价是多少。我一愣，还是说出个价，他又是一番训斥，说我的要价不现实。我不知咋好，怎么和教科书中的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不一样啊，可还是说出了个能接受的底价。然后是我出去，网吧老板进，等了20分钟，又让我进去。小段要我再让让，就能达成调解。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方式，感觉怎么像做生意，就予以拒绝。这时妇女也进来了，小段给她一说，妇女不高兴了，指责我，这么小的事，还干嘛要开庭，就算开庭也就这结果……

一审还没开庭，可我想，我该准备上诉状了，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吧。

西安 聂武钢

甚于“戟戈”的户籍改革

据中新网济南12月11日消息：《济南市市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已于近日批准出台，规定对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外地人员，无论什么情况，均不予批准迁入。这有点出人意料。一个文明有序、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不会拒绝人员的合理流动的，不管他们是何人、何种原因流动。可以理解，济南此举意在加强治安防范，但良好的意愿必须辅之以良好的行动才能相得益彰。孟子说过：“与人善言暖于锦帛，与人恶言甚于戟戈。”

希望这个户籍改革也要改革一下。

山东 马廷刚

足球黑白

当足球把腐败的大刀一刀一刀砍向自己的脑袋的时候，一定有一种自虐的快感。2000年杭州最好的体育场——黄龙体育中心落成，足球开始对杭州搔首弄姿。有个叫“绿城”的房地产公司，掏出了6000万元，义无返顾地砸在足球上，从东北大老远买了一支球队玩上了。公司老总宋卫平作为绿城俱乐部董事长，玩了这么一年，不仅发现了足球这个小小的玩具价格实在太贵，而且明白黑白相间的足球要颠倒黑白才能玩得转。

12月14日，宋卫平召开了“2001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宋在会上公开承认“绿城俱乐部确实参与了假球”。而此前一天，浙江吉利集团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当即受理。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也应宋卫平之邀，马不停蹄赶来杭州，一块与记者见面。两个被足球弄得动骨伤筋、动怒伤心的汉子，这会儿不知是“星星惜星星”还是“惺惺惜惺惺”，联手把一排排子弹射出去，狠狠打在足球黑幕的腰部，不，臀部。

宋卫平那枚针的确能见血，他指出中国的足球环境存在很大问题，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严重到可以毁掉整个中国足球”。他说：“看着几万人欢呼的场面，心中有犯罪的感觉。”宋卫平最为痛恨裁判，他警告某些裁判不要因为以后的经济问题而弄得身败名裂。他表示，不久将把黑裁判的名单一一抖出。                                   

这是一种另类的宣泄吗？足球环境问题，其实根本的就是一个足球体制问题。我老是琢磨，足协假如不是那么“官方”，不是那么“行政”，管理层是由各个入会的俱乐部选举产生的，足协的头头是服务员而不是官员，大约就与国际那个接轨什么的了。裁判在球场上当然可以权力“至高无上”，但这个权力不能是畸形的，也就是说，在场外还要对他场内所使用权力的监督——公平的、正确的、让足球的真正主人真正满意和服气的监督。否则的话，谁不知道“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绝对的腐败”？(本栏编辑：吴晓东E-mail:[email protected])

浙江 徐迅雷        

评论

牛仔对奔驰

杨西萍

2001年12月25日下午，在十多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下，一头老水牛缓缓拉动一辆豪华的奔驰轿车在武汉人民会议中心旁的马路边绕行一圈。让人想起一部美国西部片里出现过的镜头，农场主用马拉着刚出厂的福特车。这两个有意思的画面都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说的是牛仔精神对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不妥协。

2000年12月19日，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花89万元在北京宾士汽车销售中心购买了一辆德国原装进口的SLK230型奔驰车。2001年3月初，发现该车出现方向机漏油、汽车动力不足和汽车电脑程序紊乱等问题。经过奔驰公司5次修理，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董事长助理刘女士说，他们已经对奔驰公司的售后服务不抱任何幻想，12月26日上午11时，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总经理赵军发布命令“开始砸车”，五名年轻力壮的员工挥舞着木棒、铁锤砸向这辆奔驰SLK230轿车。

有一个歌手曾经唱过：“主啊，您能买一辆梅塞德斯给我吗？”这句歌词被印在奔驰车的宣传资料上散发。在武汉的那辆SLK230奔驰车游街示众的过程，车身上刷了条标语——“这就是奔驰车，让我们一人踢一脚。”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奢侈东西终于可以被踢上一脚砸上一锤，这多少透着新年狂欢的喜庆劲，而车主在与奔驰方面交涉过程中的种种辛苦倒显得次要了。针对“砸奔驰事件”，北京的一个律师说，应该走法律途径。武汉车主则表示，那辆奔驰的关键部位没有被砸坏，不影响奔驰公司来修理或者拿到法庭上做证据。由此看，行为艺术“砸奔驰”的目的只是恶心一下这个牛哄哄的大牌子。

2001年在英国，有个富翁对劳斯莱斯大发脾气，说他买的车根本无法启动一一由此可见，劳斯莱斯和奔驰一样，虽然是车中显贵，但也不是100%保险。“骂劳斯莱斯”、“砸奔驰”会毁掉他们的声誉吗？难说。

三菱汽车有了那么大的麻烦，可它还是世界汽车拉力赛的冠军车队，还是各大汽车公司希望收购的对象。这种状况最让人搓火——中国消费者的愤怒撼动不了世界名牌的声望，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应有的尊重。《三菱让我激愤》一书最能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这种情绪，代表消费者跟大公司打官司索赔是美国律师发财的捷径，可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让大家振奋的消息。

很快就有言论武断地说——日本人总把自己的次品卖给中国，德国的奔驰看来也是这样干的。类似的推论曾经出现过——东芝笔记本电脑赔偿美国人了，为什么不给中国人赔偿？民族情感在外国消费品面前尤为冲动，在外国公司要求“国民待遇”的同时，我们也要求着一种“国际消费者”的待遇。据说，2002年的“3·15”晚会将有这样的创意：别老是打假了，咱们来个中外对比吧——一个中国老太太在中国的超市里被货架上掉下的东西砸着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在美国的超市里也被货架上掉下的东西砸着了，她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反应？得到怎样不同的对待？如果就此提出诉讼，又会有怎么不一样的结果。既然WTO已经加入，那么法律环境应该差不多。麦当劳的热咖啡烫的都是人嘴，给出的应该都是美元的赔偿。

万宝路的烟卷污染的都是人肺，所以也该出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血”。正是这样的逻辑，将促使更多的人喜欢跟大公司较劲。而其中暗含的背景是——大公司更重视自己的名誉，更尊重法律。一场反大公司的运动正是以对它们的肯定为出发点的。

武汉车主“砸车”之后说：“我对这些职能部门的怨气比对奔驰车的还要大。”他所说的职能部门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据称，他曾多次打电话向他们反映这辆奔驰车的问题，却被告之：“不归我们管。”砸向一辆车的铁锤是容易挥起来的，但一个消费者想整肃混乱的市场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