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我帮你抱着这个猴

（文 / 沈宏非）

80年代末，港英欲立法禁播香烟电视广告前，循例征询公众，为影响公众，烟草商发动了地毯式的广告轰炸，数周内几乎买断了全港报纸的头版全版广告，其中记忆犹新的一句口号是：“您所喜爱的电视节目，可能就此消失。”

就是说，缺了烟草商的广告，电视台就会因缺钱而做不出好看的节目。尽管事实已证明了你所喜欢的电视节目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讨人喜欢，不过类似的恫吓也从未中止。不断有文化界人士站出来指责我国的电视节目因“缺少文化气息”而呈现粗俗化倾向，他们在指出同一弊端的同时通常也都附带提供了同样的解决方案，即电视急需文化人(指学者和作家)的介入。否则，国人的精神素质就会滑坡，中国文化也将陷入灾难。一句话：电视失去文化，人类将会怎样？

文化人对电视的文化关怀，一方面反证了电视的确是个没文化的东西，同时也说明了文化人和没文化的人其实也都是爱看电视的人，重大区别在于：看电视对后者的作用是娱乐，对前者的作用则是使其再次地获得了“文化人”的自我身份认证。事实上，在塔利班以不许看电视来防止人民的“精神滑坡”之前，文化人一直也在努力地以文化来抵抗粗俗。在美国多所大学教授西方文学和通俗文化的R.K.西蒙教授在《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一书中试图证明：目前流行于美国的大部分垃圾文化(包括透过电视传播的粗俗节目)，其实都是西方伟大文化传统的某种意义上的再现，《伊利亚特》之于《第一滴血》，《格列佛游记》之于《星际旅行》，《情感与理智》和《包法利夫人》之于《Cosmopolitan》，希腊悲剧之于《国民问询报》，等等。至于充斥美国电视的垃圾脱口秀的文化上游，其实是“两出声誉极佳的现代戏剧”：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它们都在“把普遍男女的激情、道德失误、心理创伤变成大众娱乐”。而肥皂剧作为低俗电视节目的核心，“是一座壮丽的后现代仓库，其中流通着大量以往的伟大戏剧”。如《朋友们》(Friends)脱胎于莎剧(《无事生非》)，而《桑费尔德》(Seinfeld)乃把复辟时期的喜剧(《摩登人物》)从学院里戏剧编年史中取出，《我们生活的日子》(Days of our lives)则把约翰·韦伯斯特伟大的雅各宾式复仇悲剧的实质带给肥皂剧的观众。

这样的学术成果不知道是让我国的文化人心情好一点抑或更加郁闷。如果要考察一种粗俗的东西经过文化的介入是怎样变得文化起来的过程，我想相声大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文化人对电视的要求，天桥时代的相声的确是一种粗俗的娱乐。文化介入之后，相声的确也文化起来，最起码也能散发出一种“文化气息”。不过相声听众的大量流失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今之相声人却仍在嫌电视没文化。姜昆在年初曾猛烈抨击道：“打打闹闹，问答一些无聊的问题，靠出丑来博人一笑。面对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你还乐得起来吗？”为了使此等节目不再毒害青少年及广大观众，他呼吁“有关部门应当规范电视娱乐节目，促使其提高文化品位”。

牛津大辞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社会智力开发的证据。”在我国，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又称“文化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普遍性的，不同的只有程度。因此，向电视索要文化实乃不负责任的苛求，有一点理，不过取闹大大的。其实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过电视经营者，虽然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把本性也爱看电视的文化人一网打尽。但迄今惟一行之有效之法不是拉文化人介入，而是分众(demassification)。比方说，以“历史文化”为标榜的阳光卫视所提供的汉化History Channel就一点也不粗俗，虽然谈不上文化，最起码以娱乐的方式补上了我本应在高中就得到的部分常识。如果有一天要收费，我会欣然就范。这一点显然与吴征个人在“电视与文化”吊诡上一贯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是一致的，我记得1998年吴征入主亚洲电视时接受当地一家财经杂志访问，说到在索邦研习法国文学那一段，记者便请他谈谈法国文学，吴只反问了一句：《悲惨世界》你们都看过吧？

在本年度“网络小姐”决赛现场，主持人姜昆给观众说了个相声：“一女子抱着孩子上公车，司机说‘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女子很不高兴，对别的乘客说：‘这司机说话很难听了。’乘客同情地说：‘好，你去前面找他讲理，我帮你抱着这个猴’。”这pun 很没文化，不明显地粗，却显而易见地俗，算是不俗的娱乐。电视也许生来就是个丑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