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被闹钟惊醒

（文 / 沈宏非）

如果说睡眠是沉在水底的一条鱼，那么闹钟就是把那条鱼硬生生拉出水面的尖利的鱼钩。当然水底的鱼儿和床上的人儿对此也不应有恨，都是愿者上钩。

莎士比亚的名言是：“黑暗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享乐主义者加菲猫的说法是：“如果早晨晚一点来的话，我想我会喜欢早晨的。”都对。白昼总会到来，这是大自然的节律，属大宇宙管，以公鸡为媒体，这是农业社会里的一般情况。鸡若妄图在工业社会里继续充当强势媒体，不仅自取其辱，而且有可能自取灭亡。据报道，成都李姓市民上月收到了乡下亲戚送来的三只大公鸡，三公鸡“不顾旅途劳累”，于凌晨5点准时“开麦”高歌，而且每隔半小时一回，整幢楼里的住户忍无可忍，纷纷来到李家交涉，最后鸡主不得不杀鸡以平民愤。

在城市里，如果我们要和自己的睡眠过不去，我们使用闹钟，这是鸡所不了解的事。但是我们对于闹钟又有多少认识呢？这是一种专门为小宇宙而研发出来的产品，一种人工时间，一套逆向操作的催眠术，以扰乱及破坏自然的睡眠及正常的生理时钟为己任，堪称工具理性概念下最杰出的一件代表作。如果说避孕套的理念是既不存天理又不灭人欲，那么闹钟的哲学就是把天理和人欲一道都给灭了。

据说达芬奇发明过一种闹钟，以拉脚的方式将黑甜中人唤醒。不过今天仍在使用的闹钟，其雏型大致在19世纪中后期已定，是典型的工业革命产物，其基本的工作原理就是以强大的噪音强制地把人闹醒，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性痕迹荡然无存。我相信我们一直都低估了闹钟在工业革命时代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做出的贡献，历史学家甚至对这一点完全视而不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闹钟。按照“我们早就”的史学观，我国的剥削阶级先于闹钟投入使用之前就在中国农村进行了这方面的早期实验，“半夜鸡叫”的事迹不管属不属实，毕竟也是周扒皮为了创造出一种“人造时间”而进行的生物技术革新。再往前，孟尝君若不是靠门下一位鸡鸣狗盗之徒学鸡叫骗得守卫提前打开城门，他就永远也出不了函谷关。

尽管生物技术已经发现人类的基因组合与鸡最为接近(没说是男是女，公鸡还是母鸡)，不过各人还是有各自的“内在生理时钟”。根据《自然》杂志的研究，存在于人体内部的这种生理时钟，运行方式完全不同于机械或电子化的闹钟，而是依靠荷尔蒙来调整身体反应。事实上，将这种化学的东西称之为钟本身就很勉强，就算是个钟，也应该是达利风格的。无论如何，当我们把本应由荷尔蒙决定的事情托付给发条之后，就意味着放弃了“自然醒来”这一先天性功能。因而，在每一个被闹钟惊醒的时刻，尽管心里嘴里都可以骂得一个比一个难听，但是我们依然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有用和强大。福柯说：“身体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力量，唯有当它既是有生产力(productive)的身体，又是一个服从的(subjugated)身体。”

睡眠是事实，闹钟是雄辩。而事实通常都胜于雄辩。声音的高低大小对于雄辩和闹钟同样重要。闹钟制造向来都是一门不太起眼但是利润丰厚的大买卖，不过这个行业今天所面对的局面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是，手机所具备的闹钟功能使越来越多的手机使用者不再购买闹钟；机遇是，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高科技手段实现闹钟的升级换代，例如最新的MP3闹钟。不过，根据我在一个做闹钟的朋友的办公室里所读到的一份行业分析报告显示，这个行业要生存下去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将闹钟演变成家庭中的一种“信息终端”，不但能接收时间信息的电波，而且要与手机、PHS等电波机器一样，可以连接网络，收发电子邮件，总而言之，一台未来的闹钟应有与手机相彷的大部分功能。在这个问题上，传统闹钟行业所具备的最大竞争优势，就是可以让闹钟发出的声音来得比手机更大更猛烈。日本的精工已抢先推出了闹钟声响超过地铁噪音(约90分贝)的“超大音量闹铃声”这一最新产品。

有道理，因为消费者无论是在评价一台闹钟或者一部手机所具备的闹钟功能时的惟一标准，就是能不能准时把自己闹醒。尽管温柔的手机闹钟已经误了我好几次事，但我还是难以想象自己被“地铁噪音”闹醒时的情景，这实在是睡榻之侧最劲爆、最廉价同时也是最不合时宜的官能刺激。不过，如果这种“惊吓”(Shock)来得不够猛烈，也就是说，一旦闹钟没有惊吓到我们，那么我们因未能准时起床而受到的种种惊吓(包括不能准时上班打卡、误了飞机火车，等等)，肯定会超过“闹钟惊吓”的千百倍。

老实说，近来每一次坐在床沿上完成“上闹钟”的动作时，总能让我找到一名恐怖分子正在设定一枚定时炸弹的感觉，更为悲壮的是，将要挨炸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王菲唱的：“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 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