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66)

（文 / 纪树民 李复 冯小蟀 袁远声 丁文佳）

“性与艾滋病是个长久讨论的话题，由于艾滋病的困扰，中国同性恋问题终于被官方暴露在水面之上。对性的爱好各式各样，我们面临的危险也空前繁多。”

北京 纪树民

数字的注水与公平

今年APEC峰会的一个主要论题是“如何恢复全球经济的增长”，领导人们认为，东道主中国带了个好头，上半年世道这么不好，还取得了7%的增长率，给大家树立了信心。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提芬·罗奇更认为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当然，所有判断的基础是统计数字；根据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只要证明论据不可靠，则结论就可以被推翻。也是在APEC期间，我也听到另外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反对中国的经济潜力，而是针对那些最基础的数字。经济学家佘罗表示，“从研究者的立场看，中国发布的经济统计数字有‘相互矛盾’之处”。更早一些时候，更有位香港的经济学家章家敦认为中国入世后，深沪两市的1000多家公司不会剩下几家，他的主要论点是，数据有问题。后来，先有银广夏神话破灭，后有三九药业大股东转移资金，再后来就是这两家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天勤被吊销了执照。

而我对于数字权威的疑惑则来自于两年前和一位出租司机的辩论。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失业率有50%，因为在他的家族中，男人上班女人下岗；我告诉他，政府的数字是3.1%。其实有些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失业率在4%左右都是正常的。后来我发现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大量的“下岗职工”。实际上，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可以回到原先的工厂，只要工厂恢复生产，但是在被重新雇用前依旧只能在家呆着。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些统计，比如重工业大省辽宁的失业率有15%，这也许更接近人们的常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之一是斯蒂格利茨，他也不止一次来过中国讲他的“信息经济学”——信息的不对称将产生最大的不公。

上海 李复

给保安的不能只是一根棍子

我住的小区有四栋楼，去年的时候物业公司的保安只管保护后面两栋又新又结实的楼，该楼的门洞还安有对讲门禁系统。我住的破楼和并肩站着的另一栋破楼没有人管，而且还肩负着替后面的楼挡噪音的职责。后来物业公司把保安的位置往前移了移，两栋破楼也处在了保护范围内。我敢保证，不止我一个破楼住户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但保安们看起来有点弱，一个个都非常瘦，而且个子不高，有时你会担心如果碰到胖大的歹徒他们会不会吃亏。

现在广州市决定给保安员配备一根棍子作武器，据说犯罪率因此下降了。但保安员的素质一直不能让人太放心，北京市前一阵不是还出现了超市保安打死人的事。保安员的作用是协助公安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可是有些地方所谓协助维护的人员反倒成了经常破坏治安的人。比如曾经出现在街头的联防队员，联防队员本来是从各个单位抽调来协助公安的，但有的单位就把最不听话的、领导制服不了的人给塞了进去，其结果可想而知。好在广州市的领导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决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保安员的素质。

我现在想的是先给我们小区的保安配点什么吧，他们人挺不错的。

广州 冯小蟀

说与不说的权利

宪法赋予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命权，但生命分量的轻重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这需要一种社会的默契。打工仔金文超46个小时内上班35个小时后猝然死去，老父亲想借法律援助为儿子最基本的生命权讨个说法，但8个月后，他没有能力买回儿子的骨灰，带着“一颗盛满悲伤、不平与无奈的泣血的心”回家去了。法律是公正的，“过劳”者未曾说过“我不千”的话。老板说，“我的损失也够大了，6万元的人道资助啊！”《劳动法》出台多少年了，但哪家老板真正看过它呢？于是，搜身、打人事件就频频发生。社会商业化推进，竞争加剧，但人性应在，你可以说“我不干”，但就现实而言，他有机会吗？

河北 袁远声

凭什么不许别人喜欢？

偶然看到媒体上有篇报道，叫《堕落的北大文化》，是对北大学生追捧“星爷”周星驰的批评。周星驰亮相北大百周年纪念堂，媒体报道说：“近3000张面额5元的门票在一个小时内售罄，这几乎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还说“有很多情绪激动而又没有入场券的星迷为了能够进场，竟然对百年讲堂入口进行围攻，险些造成流血冲突”。于是批评的声音顿起，其实，像这样的追星场面在现实中国大地上，应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就是换在了北大吗？喜欢周星驰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北大的百年讲堂也没有说演戏的就不能进去说道说道。

我不愿说这想法太过狭隘，但是批评背后文化专制的影子却清晰可见。鲁迅先生似乎演绎过一个男女同呼吸于天地间的故事来谈论这种思想，几十年过去了，总不能再请他老人家来说说吧。

北京 丁文佳

能不能早点下手？

黑社会是最能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不安全感的因素，因为他们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了。每次严打之后，诸多好消息里面总能看到公安部门摧毁地方恶势力的报道，这无疑让老百姓感到欣慰。最近宁波黑社会头号老大张卫康被捕归案，他的一帮兄弟也落入法网。据新华网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张卫康在宁波市开了数家非法公司，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积累了数千万资金，坐上宁波黑社会老大的位置。他利用欺诈手段从银行骗取几百万资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除此之外，张卫康跟一般的黑社会老大一样，养了一大批打手，扰乱当地治安。这样一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真是大快人心。

但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是，根据报道，张卫康已经在当地横行了十余年，而且他也不是什么低调人物，而俨然是当地黑社会老大的做派，为什么公安机关要等这么长时间才把他捉拿归案呢？不仅张卫康这一桩案子如此，我们在各个媒体上看到的每一桩公安机关捣毁黑社会的报道几乎都要提到，这个黑社会团伙已经在当地横行多年，当地老百姓早就苦不堪言了。到底有什么特殊情况使得他们迟迟不能下手？从报道所描述的公安人员的事迹当中，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有打击黑社会的能力，但就是希望他们能克服各种困难，在保护人民利益时尽量早点下手，让人民少受一点罪。

杭州 丁坚

短评

我们是否需要版权警察

据悉，在即将通过的新著作权法中，为加大保护正版软件的力度，对盗版软件的惩处不仅体现在对软件本身的罚没上，还将体现在对制作、使用并装有非法软件的硬件载体上。对于硬件载体的处罚，将可能采取罚没等更为严厉的手段，以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情况。法律条文永远是那么文绉绉的，实际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电脑使用者胆敢使用盗版软件，那么你的机子将有可能被依法充公！”

这不由让人想起冯小刚的惊人之论：“买盗版的人也应该判刑！”想想也对啊。花几十块钱买一辆销赃的自行车，都有可能被拘留；那么，用成百上千张盗版CD建起豪华音像库、还到处显摆的发烧友们，是不是也该关起来？

看来是要对盗版动真格的了。

这样的法规过瘾是过瘾，解气是解气，但实施起来难度、工作量和成本太大。为了保证法令落到实处，似乎有必要在反暴、交通、户籍等警种之外，再增设一个全新的警种——版权警察，专管盗版这档子事。平时，这些版权警四处巡逻，如果有必要可以进家入户检查，将使用盗版软件的电脑扛走；还要布置一批便衣埋伏在街头巷尾，遇到盗版制品的交易行为，立即出动将卖者和买者一举擒获！

为了取信于民，维护警察的高大形象，必须时刻教育这些警察平时绝对不能与盗版物品沾边。不得看盗版书和盗版VCD，不得玩盗版游戏，不得用盗版软件……如果都能做下来，估计他们的业余文娱生活已基本玩完——因为在咱们中国，有几个老百姓不是靠盗版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要不干脆高薪养廉，给版权警察发高工资，至少得是工薪阶层的三至四倍，好让他们有钱去买正版。但这样一来，反盗版的成本又要增加了。

还是那句老话，反盗版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反盗版，更难！

合肥 老末

(本栏编辑：吴晓东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