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的真相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孩子总是无辜的，不要让幼小的心灵过早受到伤害(法新社 供图)  

肯·厄尔的厄运

在西方国家，一种生化武器的面世要经过严格的人体试验。而在50年代的英国，服役士兵成了试验对象。

1953年春季正值东西方冷战的高潮，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肯·厄尔年方19岁。年轻的小伙子刚到部队，对一切都太不适应，手头没钱，想家，想女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厄尔看到了张贴在营房外的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英国著名的医学研究机构波顿当实验室急需从全国服役军人中招募志愿者对一种新研制出来的感冒药进行试验。它向志愿者保证：试验“有专家监察，一切经小心安排”，所以很安全；志愿者“只会出现非常轻微的身体不适”，而每人每周会额外得到15先令的报酬，并且免费送他们回家度周末。这样的条件对厄尔太有诱惑力了，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953年5月的一个上午，厄尔和其他一些应征者被带到了英国生化武器研究中心——威尔特郡波顿当实验室。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志愿者们围坐在桌前，身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指示他们将左臂的袖子卷起来，然后将两片分别带有10滴透明液体的薄片按压在他们前臂的皮肤上，让液体与厄尔和其他试验者的皮肤直接接触。过了30分钟，科研人员将两片东西拿开，然后通知厄尔他们可以走了。

没有人告诉厄尔他们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用于试验新药的某种感冒病毒。50年后厄尔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记得当时还问了旁边的人：‘你有没有觉得喉咙疼或是别的什么？’那人回答说：‘什么也没有呀。’当时我就想，好了，现在没事了，我可以回家过一个美美的周末，每天拿2.5先令。而且，我连感冒都没得。”

年轻的厄尔做梦也想不到英国军方都对他们做了些什么。那些按压在他们皮肤上的液体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感冒病菌，而是一种致命的神经性毒气——液态沙林毒气。比氰化钾毒26倍，比氰化气体危险20倍。皮肤刚接触到这种毒气时，人会觉得呼吸困难、胸口发闷、视力模糊，然后便出现肌肉痉挛、意识丧失等症状，最后人的神经系统被彻底摧毁，人因窒息而死。

当时，年轻力壮的厄尔并没有觉察出什么不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毒气带来的伤害逐渐显现出来。如今，厄尔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走路，他的部分脊椎已完全失去知觉，长年经受呼吸困难、肾病和肠炎的折磨。

肯·厄尔只是当时140名应召接受这次试验的牺牲品中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幸运的一个，因为他侥幸在这场“致命的游戏”中保住了性命。相比之下，20岁的飞行员龙尼·麦迪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试验当天就被沙林毒气夺去了生命。

炭疽热的感染者(Getty/Imaginechina)  

与厄尔一样，麦迪逊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兴冲冲地赶去接受试验的。他在出发到波顿当之前甚至还对同伴说，他就像去度假一样轻松。

谁知“度假之旅”成了死亡之旅。1953年5月6日早上，麦迪逊同其他5人被带到一间实验室，在那里科研人员用针管将一种液态气体通过两层厚的军装打到他们的皮肤上。随即，麦迪逊从感到“极不舒服”走到了生命尽头。后来政府公布麦迪逊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在英国军方科学家历时40年的极为秘密的化学战争试验中，至少有3100多人接触过毒性巨大的神经毒气。实际上，试验的目的很简单：弄清到底多大剂量的神经毒气“能够将人致残或致死”。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泄漏

2001年8月的俄罗斯《火星》杂志刊登了对一位俄罗斯化学武器专家的专访，讲的是1918年以来莫斯科地下埋藏的化学武器，据说埋藏地多达235处。文章的副标题是：“走在化学武器之上的莫斯科居民”。

近些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一些有关前苏联生物武器试验的秘密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菌泄漏事件。

1979年4月4日，位于叶卡捷琳堡(旧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南契卡洛夫区的24号医院主治医师玛科茹塔·伊琳柯接到附近医院一个医生的电话，向她询问她所在的医院是否有病人异常死亡。“我们这里有两个病人突然死亡，”电话里说。5日和6日，伊琳柯就有机会目睹了自己医院里5个病人的暴卒，这些人住院时的症状都是高热、寒颤、头疼、胸痛、咳嗽和呕吐。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真是一个噩梦，肯定有什么不对了。”伊琳柯说。在得知自己医院有一个病人死亡后，“我立刻穿上白大褂跑到病房里。尸体和将要死去的人躺在一起，看上去很悲惨。”医生格林伯格被召到另一所医院，那里有三个被认为是死于肺炎的女人。“看上去很恐怖。”格林伯格说，“这些女人的症状都是肺部和淋巴急性出血。”他的导师费娜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早些时候她解剖了一个37岁的男尸，“是炭疽热。”格林伯格很害怕：“我们这个上帝保佑着的地方怎么会有炭疽呢？”

当时的省长叶利钦和克格勃主任安德罗波夫都还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事态显然很不正常。一个紧急事务处理小组成立后，苏联的高级官员从莫斯科来到叶卡捷琳堡。消毒队用氯对这类病人所在的医院进行了彻底消毒，契卡洛夫地区的房屋也被清洗。野狗被打死。街道的表层被推土机挖走然后重铺。这些措施使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显得欲盖弥彰——1992年之前，政府统一的说法是有少数人食用了遭炭疽菌污染的肉制品而致病。

克格勃拿走了尸检报告。冒着危险，格林伯格和他的导师费娜藏匿了有关的材料用以研究，并把其中的尸体照片用东德产的胶片制成了幻灯片。格林伯格还保存了一些病体组织标本，有火柴盒大小，存放在石蜡里。苏联传染病专家弗拉基米尔·伊奇夫罗夫斯基从莫斯科赶来，他也支持政府“肉制品”的说法。“他肯定知道真相，”费娜说。但是他私下里鼓励他们保存有关的材料。不约而同地，伊琳柯也对此事做了记录。在她使用的那个学生练习本上，记录着下面的数字：至1979年4月20日，350人发病，45人死亡，214人濒临死亡。不知道为什么，克格勃忽略了对这些医生们的审查。在1988年，苏联的顶尖医学专家仍然坚持“食物传染”的说法，并发布了详细材料，包括尸检的幻灯片，声称当时的炭疽病是从牛肉传染到人。从4月4日到5月18日，疫情导致79人罹患肠胃炭疽，其中有64人死亡，其他的人则通过皮肤传染，但是活了下来。专家们有意地避开了肺炭疽，“因为他们要证明当时的炭疽病并不是通过空气传染的”。格林伯格说。而肺炭疽正是导致当地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

1980年，华盛顿想指控前苏联违反了1972年签订、1975年在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停止研究、生产、储备和应用生物武器的条约，但是证据并不充分。实际上，当年到底有多少人因炭疽死亡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前苏联公布的那79个病人中，55个为男性，而且年龄都在24岁以上。没有小孩子被传染，按格林伯格的说法，这是因为小孩子对炭疽的免疫能力强，而且死去的人多数都有吸烟的习惯。根据伊琳柯的记录，当时政府为5万人注射了疫苗，但是它的效力可疑，注射过的人也有死去的。伊琳柯则认为那些疫苗“完全无效”。

1992年，叶利钦曾公开承认这件事是“我们的军事研究出了问题”，但是对详情始终未作说明。前苏联在签订条约后继续生物武器实验的猜测得到了证实。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当时设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微生物中心的地下试验场在试验武器时发生了事故(可能是武器爆炸)，从而导致了炭疽菌的泄露。

有资料显示，早在1973年，前苏联就建立了有25000名工人的18个研究所，以“民用”的名义从事生物武器的研制，当年炭疽的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330吨。1992年，叶利钦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生产，有关工厂对外开放，并开始了和西方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但是前苏联设在基辅和叶卡捷琳堡等地的三处国防微生物实验室仍然紧闭其门，生物武器的阴影并未消除。

叶卡捷琳堡事件只是一次偶然的泄露事故，其危害力已经如此之大。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对叶卡捷琳堡的人口统计表明，契卡洛夫区的人口呈明显下降趋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新生儿中有中枢神经问题的达80%。如果是一场真正的生物武器战争，可以想见它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这个水平。而炭疽也只是众多生物武器中的一种，还不是最具杀伤力的。前苏联已经研制出包括鼠疫、兔热病、鼻疽等在内的多种生物武器，基因技术的发展又使得这些细菌对抗生素的抵抗力增强。可怕的是他们的研究已经细致到针对不同性别身高种族都有不同的细菌武器进行有效的攻击。据西方媒体报道，前苏联研制成功了装有炭疽杆菌的战略导弹，可以携带10个细菌武器弹头，在导弹飞行到一定高度后弹头自动爆炸，从而形成无数个小子弹头。小子弹头在飞行一段距离后又将自动打开，细菌就会撒向既定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前苏联解体后，由于研究经费缺乏，众多生物武器专家的生活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这使得他们所掌握的秘密随时有外泄的可能，其中是否有人已转而为伊拉克和伊朗等国效力值得怀疑。近年来，在俄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俄罗斯的生物武器试验场很多被改造用于民用生物科技研究，它们对于反生物武器的研究同样卓有成效(比如培养炭疽疫苗)。这样的结果当然会带给我们安慰。但是如同核武器一样，生物武器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以为它们离你很远。 武器装备炭疽事件生物武器